震耳欲聋，环球嘉年华的大嗓门引发的外部性问题

环球嘉年华源于古埃及的庆祝活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巡回式移动游乐场，游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享受着惊险刺激的大型游戏。

然而2004年，北京环球嘉年华的“大嗓门”却让周围居民夜不能寐。石景山区城建职工住宅院里的居民抱怨说，嘉年华每天发出的强劲音乐令他们一家心惊肉跳，夜晚游客的惊声尖叫更让他们难以入睡。

显然，嘉年华的做法妨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这38户近200个“心惊肉跳”的居民实在无法忍耐嘉年华的噪声，终于联合起来，开始同环球嘉年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谈判。

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区政府、环保局、信访办、老山街道居委会、雕塑公园、居民代表以及嘉年华相关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嘉年华给每户每月60元补偿，两个半月共计150元的适度补偿。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到嘉年华带来的污染，因此人们也能够提出赔偿的要求，尽管150元并不足以补偿睡眠，但至少会让嘉年华公司将这些社会成本考虑在内。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嘉年华给周围居民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被称作“外部性”，它表示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30岁时，年轻的庇古接任他的老师马歇尔出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不仅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成为一代大师，而且开了研究市场失灵问题的先河。

20世纪初的一天，列车在绿草如茵的英格兰大地上飞驰，车上坐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发现，列车在田间经过时，机车喷出的火花飞到麦穗上，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于是他开始思考，最后将这种市场经济无力解决的问题称为“外部性”问题。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当然，外部性有好有坏，比如，养蜂人的蜜蜂为苹果花进行授粉，而果园主以花蜜的形式向养蜂人的蜜蜂提供了食物，人们称之为好的外部性。再比如，公园旁的居民能够获得免费的“景观”就是好的外部性；而公路旁的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这就是坏的外部性。

有时外部性还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和阿尔钦同游日本。他们在高速列车上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于是好奇地询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列车员的回答着实令人吃惊，恰恰相反，飞速驶过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受益，当然铁路公司也不能向农民收“赶鸟费”。可是，好的外部性常常被人淡忘，人们记住的常常是那些不好的。(www.xing528.com)

亚瑟·赛斯尔·庇古

在庇古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没有产权的概念，只是从习惯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他们要么通过有效手段减少影响，要么赔偿损失。比如，假定有一个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周围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居民的利益因此受损，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法。

方案一：工厂花150元给烟囱安装除尘器。

方案二：给每一户买一台值50元的烘干机，5户共需250元。

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150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省。但如果除尘器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企业就会选择方案二，而嘉年华一定也曾经考虑过这两个补偿方案，肯定是因为消除噪声设备十分昂贵才会选择给居民进行补偿的。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对那些影响公共环境的污染活动要进行适当的“处罚”，比如向这些企业征收一定的“税”，以此对社会进行补偿，人们把这种税种称为“庇古税”。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它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