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设计了一些有趣的实验，让人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
A：居住200平方米的豪宅，但上下班要在拥挤的车流中花费1个小时。
B：居住100平方米的房子，但上下班只要15分钟。
弗兰克发现，大多数人认为A更加不幸，因为即便经过长期适应，人们还是会觉得交通压力难以忍受。并且研究数据表明，长期的交通压力会抑制免疫功能，从而缩减寿命。弗兰克在另一项实验中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让人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
A：居住200平方米的豪宅，但每天忙碌没有时间锻炼身体。
B：居住100平方米的房子，但每天有45分钟锻炼时间。
多数参加实验的人起初选择了A，但后来则倾向于认为B更加幸福，锻炼会使身体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会增加幸福感。
由此，罗伯特·弗兰克提出了“平行世界理论”：最初，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感会迅速增加，越有钱越幸福；然而存在某一个点，当收入超过这个点时，幸福感并不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可能出现降低的情况。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埃德·迪纳（Ed Diener）与400名美国最有钱的富翁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这些富豪的幸福感并不比普通人高很多。
2014年，美国盖洛普公司对全球132个国家的成年人进行了幸福感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贫穷使人悲惨，富裕有可能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但对幸福感的提高有限。最有趣的结论是：年收入10万美元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那些年收入超过这个数字的美国人，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更高的收入甚至会削弱人们享受生活中乐趣的能力。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教授通过研究印度、泰国等国的数据发现，即便穷人的幸福感也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有时虽然收入提高了，但周围的人收入提高得更快，自己因而会感到更郁闷。他甚至根据观察，发明了一个相对剥夺感指标来解释人们的幸福感。
心理学家的实验也印证了迪顿的发现，假设有以下两种情形。
情形一：一个人每年能赚5万美元，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5万美元。
情形二：一个人每年赚10万美元，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20万美元。
当研究员要求哈佛大学的学生做出选择时，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显然，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重要。
所以，在做决策之前，首先要明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成为有钱人，还是成为幸福的人？有人很有钱，却不快乐；有人居无定所，但一样幸福。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他的畅销书《撞上快乐》[2]中这样评价人们对幸福的态度：“在回首过去的决定时，我们都戴着玫瑰色的眼镜。”
幸福、快乐、效用、偏好、均衡、正义，经济学中描述人类感知的词汇，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对幸福的渴望也是人类思索经济问题的开始。
今天，很多幸福经济学家们甚至建议，我们应该更多关注GDH（国民幸福总值），而非传统的GDP。2010年，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就曾发布过一项“幸福指数”，用以作为对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数的补充。据说此举源于数据显示，英国人的幸福水平自从1974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加了一倍。事实上，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仍然将幸福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
幸福真的可以量化吗？这个问题早在300年前就有人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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