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保险公司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它们很有可能面对两类人：一类人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我们称他们为“柠檬”；另一类人是身体比较好的“桃子”。显然“柠檬”更愿意得到保险，而他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隐瞒一些自己的情况。

这样保险公司在确定其费率的时候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考虑“桃子”和“柠檬”两种人。如果保费太低，那么保险公司很有可能会随着“柠檬”的增加而破产；但是如果提高保费，那么可能要面对“桃子”退出的风险，最终会导致保险公司剩下的都是“柠檬”，这恐怕是保险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有人提出，保险公司能够对投保人进行筛选，比如对待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设定不同的健康保险费率，针对建筑物内是否有洒水防火系统而征收不同的费率，但这些都不足以真正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不仅如此，保险公司面临更加严峻的情况是，“桃子”还有可能变成“柠檬”。比如，保险公司如果提供自行车保险，结果会怎么样？消费者在没有自行车保险的时候会尽最大可能采取提防行为，比如安装昂贵的车锁，因为这时消费者承担了保护自行车的全部费用。然而，如果消费者能够买到自行车保险，那么他对自行车的重视程度就会大大降低，毕竟自行车一旦失窃，个人只需向保险公司提出报告，就能更换一辆新的自行车。

在经济学上，这种个人将不采用提防行动的激励情况被称作“道德风险”。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ze）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感言中，斯蒂格利茨说出了自己对经济学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之间的深切体会：“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使我深刻地意识到，现有的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此越发意识到必须建立与现实一致的假设和结论来构筑模型。”

斯蒂格利茨为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提出，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保费的不同向投保人传递信号，以此对道德风险进行干预。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或者可以将全额保险的保费设置得非常高，对于那些通过自身努力降低风险的客户，他们就能够支付较少的保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不负责任的客户带来的道德风险。(www.xing528.com)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不过有趣的是，随着信息的日新月异，曾经处于信息劣势的保险公司，现在正逐渐利用它的信息优势歧视那些“柠檬”客户。

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宝拉·谢尔顿夫妇居住在美国路易斯安纳州，他们想要参加Humana公司的健康保险。但这家总部设在肯塔基州的大型保险公司却拒绝为他们投保，原因是宝拉曾经服用过抗抑郁药物来改善睡眠，并且服用过降压药来缓解脚踝肿胀；同样，其他保险公司也拒绝为这对夫妇投保。

谢尔顿夫妇怎么会想到，几个处方就会使他们处于投保无门的境地？即使知道又如何？他们的医生又做了什么呢？事实上，今天处方报告系统已经发展成庞大的经济产业，报道该事件的记者查德·特休恩（Chad Terhune）详述了处方数据在个人保险市场上的使用。

数据公司会去药房收集成百上千条这样的信息记录，然后把它们卖给保险公司。保险商们非常渴望获得这些信息，这可以使其处于竞争优势，从而避开那些产生高额医疗赔付费的投保人。由于1%的病人占据着5%以上的投保成本，而5%的病人会占据保金一半的成本，所以保险公司想要“优选”出那些优质的客户，而“筛选”掉那些患病概率大的人群。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收集这些数据的初衷是为了能够在紧急状态下获知患者的医疗信息，以便为其提供帮助，现在这个计划反而成了保险商实施信息歧视的工具。当然，随着《平价医疗法案》的通过，法律规定了保险商不能歧视已患病人群，于是谢尔顿夫妇的遭遇也不再会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