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买一台收音机，并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一款，你觉得价格50元非常合理。正当你准备付款时，店员告诉你离这里10分钟车程的另一家分店，正在搞店庆活动，这款收音机打折，售价40元，你会驱车到那家分店吗？你多半会思量许久。
另一次购物，你打算买一台电视机，售价2000元，而店员告诉你，另一家店同款电视优惠10元，你还会纠结或犹豫吗？
你的太太看中了一款羊绒衫，款式质量都很好，只是价格有点儿贵，太太犹豫时无意间说，她希望这件衣服能作为她的新年礼物，你毫不犹豫就购买了。
很明显，在上面这些例子中，与我们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符，似乎我们总是在做一些“蠢事”。大家都明白，这个世界不是由经济人组成的，我们身边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就如同一个白痴，在现实社会里是不会存在的，但在经济学理论中却充斥着这样理性的傻瓜。
在收音机和电视机的那个例子中，同样是优惠10元，干扰我们的就是视觉偏差，对于2000元的电视机而言，10元的优惠被我们忽略了；作为新年礼物的羊绒衫增加了你的效用获得，因此你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现象连经济学家们都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买保险时，会买价格较贵的小额保险，而不太愿买价格较便宜的大额保险？在股市上，为什么投资者会对短线的利好消息反应过度，而忽略长期因素？
实际上这些与人们在面临风险时的决策过程有关。虽然，理性假设告诉我们，人们在面临风险时追求期望效用极大化，但事实上人们对预期结果的判断也常常自相矛盾。1953年，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就通过一系列可控实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
A、B两种彩票。
彩票A：稳中1万元；
彩票B：中5万元的可能性是10%，中1万元的可能性是89%，还有1%的可能不中奖。
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宁愿选择A，因为和B相比，尽管B有10%的可能中5万元，但还有可能一分钱拿不到。如果我们按照期望值计算就发现，彩票A的期望值是1万元，B的期望值是5×10%+1×89%+0×1%＝1.39万元，B远大于A。如果由此推算出人们是基于风险规避的心理，选择风险小且期望值也小的彩票，那么就与下面的测试产生矛盾。
换一个方式再测试：
彩票C：中1万元的可能性是11%，不中奖的可能性是89%；
彩票D：中5万元的可能性是10%，不中奖的可能性是90%。
调查发现，原先倾向于规避风险的人，这一次却选择了中奖可能较低而期望值很高的彩票D。阿莱悖论说明，实际中人们往往不是按预期效用大小来对风险进行评估的。(www.xing528.com)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人们对损失和获益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超过同等获益时的快乐。看看以下两种选择：
描述一：一款一直打折销售的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时经销商决定取消打折，按照原价销售。
描述二：一款一直按原价销售的产品供不应求，这时经销商决定涨价销售。
从理性的角度看，如果价格提高一样的话，取消打折和涨价的效果一样，但大多数被调查的人都认为后者更加不公平，因为涨价意味着损失增加，而取消打折意味着原来的好处减少。人们对盈利和亏损的感受不一样，对损失增加比同额的收益减少带来的感觉更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失败使人更长记性，成功往往使人麻木。
当然，在所有人性障碍中最有威力的是贪心。很多人都知道股市中赚钱的常识，也知道巴菲特的赚钱之道，如低买高卖、价值投资、长期持有等，但往往就是贪婪和恐惧让大部分人在股市中赔了钱。
又比如彩票和赌博，每个人都知道整体看上去一定是输多赢少，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应该没有人会去买彩票，彩票业也应该不会存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彩票规则制定者利用巨额奖金刺激人的贪念，这时，理性的分析已经不重要，小概率的暴利刺激就凸显出来。
凯恩斯曾经举了著名的美女投票的例子：大约可以将专业投资比作报纸举办的选美比赛。这场比赛由读者从100张照片当中选出6张最漂亮的面孔，谁的选择最接近全体投票者的平均偏好，谁就能获奖，那么这场选美比赛的结果将与面孔是否真正漂亮无关。
每个参赛者希望挑选的并非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他认为最能吸引其他参赛者注意力的面孔，即每个参赛者都在猜测“大众心理”。现在重要的是预见其他人的意见，人们所要关心的是怎样预测其他人认为谁最漂亮。
股票市场其实和这场虚伪的选美比赛有很多类似的特点。投资的关键不在于投资者自己对证券价值的挖掘认识，而是关心其他投资者的看法。也就是说，每个投资者都希望赚钱，可是能否赚钱，不完全取决于某个上市公司的赢利情况，更要取决于其他投资者是否看好这只股票。
当进一步考虑时，我们会发现实际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投票者将全部从相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作为股票投资者，必须判断的不仅是别人是什么想法，而且要判断“其他某个人所判断的除这个人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想法是什么”。这句话说起来有些拗口，实际上，在投票时，没有多少人会去考虑这么多信息，首先无法收集足够多的背景信息；其次对其他人的想法只是一种猜测，并不一定可以推测出其他人的真实想法。
现实中的情况更加令我们失望。研究表明，人们普遍有一种赌博的倾向，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决策，其行为常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过度依赖舆论。经济学家称之为“羊群效应”，而每次泡沫破裂时，这些人也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把总是自利的理性人称作“理性的傻瓜”。的确，我们这些“正常”的决策者往往做着“傻瓜”的决策，自己还蒙在鼓里。
如果说个体的非理性是我们在选择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如果将社会中每个人的非理性叠加起来，结果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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