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的理性性：真相与争议

垄断必然带来效率的缺失，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经济学家为我们列举了如下罪证。

第一，垄断限制产量。厂商们通过限制产量获得高价格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消费者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接受垄断企业制定的高价格。第二，管理松懈。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评判管理者的业绩，很容易出现管理松懈的状况，而竞争环境下企业不得不努力改善自己的经营。第三，对研发的不重视。竞争推动厂商研发新产品的进程；与此相反，垄断厂商可能更愿意坐享其成。

据调查，截至2014年，美国宽带服务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网速却最慢。美国互联网连接速度甚至比中国香港还低40%，大多数美国人上网只能依赖本地宽带企业，网费高，服务质量却很差。在全球互联网连接速度和资费排名中，美国分别排在第28位和第33位。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线运营商垄断了各地的市场。它们财大气粗，极具政治影响力。它们每年向各个城市支付百万美元的视频营业执照费，以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此外，它们还向说客和律师支付数百万美元，确保这些城市的政策不发生变化。它们成功地推动了20多个州的立法，禁止各个城市铺设光纤。直到2014年，80%的美国人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依赖一家有线网络公司来获取数据连接服务。垄断阻止了有线网络公司采用新技术的动力，消费者也因此很难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更优质的服务。

垄断带来最严重问题就是：寻租行为。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垄断本质上是“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可以这样理解：垄断地位与土地、资本一样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而每种资源都有所谓的“租金”，正如土地的租金、资本的利润一样。人们把垄断带来的利润称为“垄断租金”，而寻求垄断地位的行为就被称作“寻租”。

显然，受到垄断保护的行业会得到超额的利润，企业就会为了垄断地位展开寻租活动。为垄断而采取的寻租活动就如同购买“许可证”，企业购买了垄断这个行业的权力，就如同购买了垄断行业的许可证，从而确保了经营不受竞争。在纽约，政府只允许向一定年龄的人出售酒类产品，这主要通过酒类经营许可证来控制，而为了避免过度竞争，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进行了限制，每1500个居民一张。这事实上是人为制造了稀缺性，结果显而易见，在人口快速增长的社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酒类执照市场。据说有33位候选者积极地争取6张执照，一张原本100美元的许可证被叫卖到8万美元。

当然，寻租行为不仅形成了一个“许可证”市场，还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并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估计。通俗地说，寻租会带来腐败行为，比如一块土地，今天政府说可以拿来建绿地，但是企业家希望能够用来建高尔夫球场，他们通过寻租行为改变了土地的使用用途，因为建高尔夫球场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寻租费用。

经济学家提出一种“俘获论”，认为政府监管者有可能被垄断者“俘虏”。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曾经用出租车牌照的例子形象地解释过三次寻租和俘获的过程。

第一次，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政府为了限制出租车数量而发放出租车经营执照，这样市场上出租车数量就少于自由竞争水平。人们受到超额利润的吸引自然会想办法从主管牌照的官员那里得到营业执照。(www.xing528.com)

第二次，对政府肥缺的寻租。既然管理牌照的官员可以决定牌照，那么这个职位就成了大家争夺的对象。

第三次，对政府收入的寻租。接下来，出租车的超额收入会以执照费的方式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个部门都想获得这笔收入。

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乡村的小伙子为我们理解寻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少年时的布坎南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超过了那些来自城市的同龄同学，获得了田纳西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美国海军预备队完成了4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尼米兹上将”号上度过的，但退伍后的布坎南还是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继续他的经济学学习。在这里，布坎南对理解经济体系如何运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变，并第一次学会了用市场经济秩序来考虑问题。

詹姆斯·布坎南

布坎南将“经济人假定”引入政治学领域。他的努力使我们对政府、垄断、竞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分支。他所开创的理论被称作新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将经济学中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从根本上说，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

在这个假设下，很多社会弊病都可以迎刃而解。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过去国家政治理论是完全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而布坎南的“经济人假定”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