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业研究存在的缺口问题

在梳理了上述已有研究后，我们认为，制度创业理论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继续探讨，结合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及新兴产业形成过程的特殊性， 我们提出几点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1)对转型经济、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转型经济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转型经济下，规则变化频繁、政府角色强势、市场环境脆弱，这明显有别于制度稳定透明、市场规范健全的成熟经济，这二者在经济、政治及社会背景有着显著的不同(Child and Tse，2001; Peng，2003)。另外，转型经济中的制度创业者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Child et al.，2007)，转型经济的制度空白更有可能成就一大批制度创业者，他们面临着更大的机会和挑战(Maguire et al.，2004)。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实施外部制度创业的机会和回报都要大大多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Tian et al.，2009)。因此，转型经济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创业者之间的互动建立了一个有利的准实验环境(Hoskisson，Eden，Lau ＆ Wright，2000)，但目前文献对转型经济下的制度创业研究却非常有限(Child et al.，2007)，因而，转型经济下的制度创业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2)对能动性的关注过于狭隘

以前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单案例纵贯研究关注单个的制度创业活动，只是重点关注了英雄主义的先驱者，而未关注到制度变革所涉及的更广泛的行动者，包括变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考察范围有限。早期的制度创业研究关注于单个行动者的行动。但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描述集体性的制度创业(Canales，2008; Lounsbury ＆ Crumlery，2007; Rao et al.，2000)，这种集体性的现象涉及不同的行动者，他们拥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资源，集体性的行动中，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协调的，也可能是不协调的。Lawrence et al.(2002)展示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是如何有利于制度变革，尤其当行动者们是深度参与到变革项目、深度嵌入在场域中时，这时他们拥有动机和方式来培育变革扩散。集体性制度创业也可能是不协调的。Dorado (2005)将一些情形视为“制度参与”，即制度变革不能分派给任何单个的个体或组织，而是无数的并不协调的偏离性行为的累加结果。与这种想法一致的是，正如更早提及的，制度变革可以通过“拥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资源的行动者的分散而混杂的行为”来实现(Lounsbury ＆ Crumley，2007，P.993; see also Holm，1995)。

以分散性的观点来考察制度创业者与场域中其他参与者的集体性行动是制度创业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而产业形成的过程正好是一个多项产业参与方共同协商、合作、博弈的集体性行为的制度创业过程。因此，以产业形成过程为考察对象，这非常适合考察制度化过程中的集体性行动。

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正是针对于弥补现有制度创业研究对于能动性的关注过于狭隘的不足，这两章探讨了多行动者的集体性制度创业和分散的能动性(www.xing528.com)

(3)缺少不同组织场域下制度创业的系统对比研究

尽管由于场域特征的不同，制度创业者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策略，但几乎没有研究系统探讨构成制度创业的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何不同(Maguire et al.，2004)。例如，对制度创业者如何在不同背景中动员财务资源、正式权力和社会资本的了解很少。我们也不清楚哪种管理偏离性变革实施的方式在哪种情境下最具效果。

因而，学者们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场域的分类，这样能有助于制度创业研究的更系统的研究。从我们对文献的回顾，我们识别出了两个经常涉及的场域特征，即场域的分裂程度及场域的制度化程度，这两者可能构成对场域分类的第一步。将场域的这两个维度进行高低程度的评判可以使研究者明确出场域的四种类型(高制度化的分裂场域、高制度化的统一场域、欠制度化的分裂场域、欠制度化的统一场域)。这种分类将有助于对制度创业过程的更加系统的跨情境比较研究。

【注释】

[1]数据出处: 《2014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