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业的倡导的分析介绍

制度常常被理解为与具体行为有关的规范体系。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产物，是群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规则、规范和观念。随着人们交往的日益密切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关于制度的思考也开始以理论的形态得以繁荣，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制度理论开始在其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本书主要关注社会学中的制度理论。

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期及80年代初期，一些组织理论，包括集体行动及战略选择视角(Astley ＆ Van de Ven，1983年有所总结)，及组织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代理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倾向于将组织从社会背景中孤立出来，然后重点分析行动者的决策。这些所谓的旧制度主义(old institutionalism)从行动者的行为出发关注了组织内部的从下至上的制度过程(Selznick，1949; Gouldner，1954，Zald，1970)，但没有关注到制度在组织之间的传递(DiMaggio ＆ Powell，1991)，也忽略了行动者所在的环境对他们的绩效、决策及行为的影响。

而制度理论则不同，它认为行为及组织的模式是被制度塑造的，而不是被工具性地计算出来的(DiMaggio ＆ Powell，1983; Meyer ＆ Rowan，1977)。制度理论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性的选择是如何被制度环境所限定和调节的(Hoffman，1999)。制度理论认为，行动者的行为由制度决定，因为行动者需要在制度环境中被认为是合法的。相应的，在20 世纪80年代，制度理论被主要用于解释组织场域中的组织同质化(DiMaggio ＆ Powell，1983; Tolbert ＆ Zucker，1983)。此时学者们试图解释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这种同质化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Meyer ＆ Rowan，1977)? 组织结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像是一个适应性的载体，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约束。制度化就是组织的适应性过程。Scott (1987)指出，这些研究对于组织研究的一个最重要贡献就是对组织环境概念的重新界定。

尽管这强调了组织所嵌入的环境的重要作用，解释了受到相同制度压力的组织的同质化现象，从而为组织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很快被批评为对行为的过度社会化的解释， 没有解释制度的变迁(Hirsch ＆ Lounsbury，1997)。因而，对行动者在影响、更替、保持制度时的角色的新理解出现了。(www.xing528.com)

第三波制度研究开始将旧制度主义的“行动论”和新制度主义的“结构论”相结合(Greenwood ＆ Hinings，1996)，制度不仅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属性或形态，同样是一个过程(Dacin，Goldstein ＆ Scott，2002)。越来越多的制度研究转向于阐述制度化的过程，开始关注个体或组织是如何作用于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以试图阐述“制度从何而来”这一问题(Garud，Hardy and Maguire，2007; 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

对创立新制度的行动者的角色的解释都在制度创业的题目下(Eisenstadt 1980; DiMaggio 1988)。作为新制度研究领域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支，制度创业是一个相对崭新的概念，其最初出现于20 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制度研究文献中。DiMaggio 发表于1988年的代表性论文《组织理论中的利益与能动性》是制度创业研究的奠基之作(Battilana，et al.，2009)。制度理论强调制度对于组织行为的约束和规制作用，强大的制度力量总是能够多组织运作且在其运作过程产生持续、显著、同质化的影响(DiMaggio ＆ Powell，1983)。而创业理论则强调创造性的力量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方面的变革性作用。因此，将“制度”与“创业”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对于回答新制度理论中的“制度从何而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制度创业这一名词成为了对制度变迁的内生解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随后对制度创业的研究成倍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