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税的起源与早期关卡密不可分

中国关税起源与早期关卡密切相关。早期关卡属于“国家”之间的防御体系，政治军事功能第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关卡开始延伸出财政功能。因此，我国早期的关税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税，关卡就是国家课征关税的权力机关，这是我国关税起源的基本轨迹。

我国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就在边境设立关卡（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周礼·地官》中有了“关市之征”的记载，春秋时期以后，诸侯割据，纷纷在各自领地边界设立关卡，“关市之征”的记载也多起来。关税从其本来意义上是对进出关卡的物品征税；市税是在领地内商品聚散集市上对进出集市的商品征税。征税的目的是“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据《周礼·天官》记载，周朝中央征收九种赋税，关市税是其中一种，直接归王室使用，关和市是相提并论的。边界关卡之处也可能是商品的交换集市。关税和市税都是对商品在流通环节中征税。《管子·问篇》曾提到“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对同一商品不主张重复征税，以减轻商人负担。关市之征是我国关税雏形，我国的“关税”的名称也是由此演进而来的。

秦统一天下以后，汉唐各代疆界不断扩大。在陆地边境关口和沿海港口征税，具有了边境关税的性质。我国古代对外贸易虽有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但较之欧洲各国，发展不快，数量不大。边境关卡征税不是其主要任务。而在国内关、津各卡征税以“供御府声色之费”，一直是官府收入的财源之一。如唐朝征收“关市税”，明朝征收的“钞关税”，均指在内地关卡征税。在沿海港口对进出港的货物征税，各朝代有不同的名称。如唐朝的“下碇税”、宋朝的“抽解”、明朝的“引税”“船钞”等，由称为市舶司（使）的机关负责征税。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在沿海设立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船钞和货税。这时的关税仍包括内地关税和边境关税两种模式。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门户被迫开放，海关大权落入外人之手，尤其是英国人一直统治着我国海关，引进了近代关税概念和关税制度，国境关税和内地关税才逐渐有所区别。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开放五个口岸对外通商，并成立新海关，于是称原来的“关”为常关或旧关，原关税称为常关税，以便与新海关的关税相区别。常关税为内地货物通过税，分为衣物税、食物税、用物税、杂税四项；在行船的地方，兼收船税。常关税税率没有统一规定，各关不同，一般有正税和附加税。创设厘金后，课求日见苛重。但对救灾物资有时免税。中央每年向各地下达常关税征收额，上解不足于定额，令由其常关监督负责赔偿。清代常关税收入定额，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为一百一十七万余两。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为二百七十七万余两。这仅仅是正式报告的数目，至于附加税收，为数可能不少，但记载不详。(www.xing528.com)

到1931年取消了常关税、子口税、厘金税等国内税（转口税不久也取消），此后，我国的关税就涵盖进口税和出口税。对进出国境的货物只在进出境时征收关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真正取得了关税自主权。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等一些历史原因，我国关税工作比较简单，关税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大量增加，经济改革使关税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国际间的关税协定及关税事务日益繁多，关税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逐步实现了关税制度和政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