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面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给资源与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虽然中国资源丰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近期,各级政府针对环境恶化和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环保,但总体成效有限,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浪费现象普遍存在。时至今日,不难发现在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问题也接踵而来。很多地方都因为环境问题而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失,甚至有的地方还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和人类健康。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能耗问题。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有较高的依赖性,但同时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又偏低,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成本过高,这种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根据经验研究的结论,一国能耗强度的演变随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倒U形趋势,即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重工业,加之技术水平较低,能耗强度会快速提高,资源紧缺压力加大;而到了工业化后期,能耗强度会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高速增长期对应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大型重点工程建设,这个时期恰好是能耗水平大幅攀升的时期。目前,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相信经历这一阶段后,中国经济有望迎来一个低能耗的集约式发展时期。
2.环境污染问题。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能源的开采和利用会直接影响环境,导致大量如空气和水污染、土地沙化、环境病流行等,这些环境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遏制,势必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造成当前环境污染严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自然资源归由国家及集体所有,但由于资源产权的主体代表并未得到明确,因此各种经济主体在为争夺资源开发权时不顾资源的持续利用,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我国目前无论是资源的价格还是环境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从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费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此外,中国资源环境法律法规还存在大量不完善之处,环保部门执行能力不足,政府没有形成在环境保护方面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在环保监管上,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涉及很多部门,容易产生不一致,部门间协调存在很大难度。而在资源环境审计上,存在环境审计体系不健全、环境审计人员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不够、对环境审计风险的降低与防范关注度不够等许多现实问题。
3.收入不平等问题。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的进步占全球减贫成果的3/4,是世界得以实现赤贫人口减半这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原因所在。但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仍然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逐渐改善,但到2013年仍处于0.473的较高水平。(www.xing528.com)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差距不断扩大。二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大。(1)近年来,一些垄断行业因其垄断地位而能够获得高于一般性行业的收入。(2)由于资源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新兴产业倾斜,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也较高。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竞争激烈、技术水平较低,其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3)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薪酬差距过大。由于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高管拥有工资分配自主权,因此得以在于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中为自己订立高额的薪酬。除了薪酬以外,国有企业的高管还能够在日常的职务消费中将很大一部分转化为自身收入,其结果是使得高管和普通职员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4.腐败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在缺乏必要的制度监管下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通常认为,中国当前的腐败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双轨制”经济的出现刺激了三方面人员的腐败行为。第一是私人企业家,他们看到了发展更好产品的机会,却苦于没有资源;第二是国企领导,他们可以获取资源,特别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第三是地方官员,他们可以通过权力来保护三者之间的腐败性合作。在“双轨制”下,同时存在着市场价格和国家补贴价格,因而,腐败行为的主要表现是,掌握公权力的人将国家补贴价格下的日用品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倒卖到灰色市场中。直到价格统一后,这些不合法的套利机会才被大大减少。
此外,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乡镇企业就是私人利益与政府控制的资源之间的“联姻”。尽管乡镇企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驱模范,但它很难与腐败切断干系。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源于一些关键产品的价格扭曲,如土地、能源、资本和劳动力,如经常见诸媒体报端的地方政府与私人开发商合谋占用农民土地等。政府部门对能源价格在不同行业或地域的不同定价也形成了巨大的腐败空间。腐败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这主要来自于它对社会“公平”观念的严重伤害,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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