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面临的契机与挑战

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需基础上的。新常态下，中国正面临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大契机和严峻挑战。

1.中国需主动应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新时代。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新一轮全球化博弈已从纯粹的“市场之争”转向深层次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争”。现存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权主要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目前，美国力推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等谈判，力图为国际贸易和投资重新设定规则。这些规则是基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高水平和经济发展需求制订的，要求全面实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大幅度开放服务业，施行对政府干预的限制以及严格的环境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标准等。这三大协议覆盖广、标准高，将重构当前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新划分全球经济政治利益，形成市场准入屏障，使中国等国家难以加入，在新规则的制定中无发言权，从而阻隔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的扩展。中国因“国家干预，强力控制市场经济”，与金砖国家全部被排除在这三个协议之外，中国排名前10位的贸易伙伴基本也被拉走。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歧视的做法，被称为全球“ABC”战略即“Anyone But China——除去中国谁都可参加”。

一方面，这些新规则对中国构成了较大挑战。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空间受限，导致经济增速降低。贸易方面，TPP和TTIP实施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会刺激区内贸易出口，中国出口在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下，竞争优势削弱，出口受阻。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EWC）指出，“不仅中国的农业、服务业等弱势行业出口规模可能出现下降，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传统优势行业也难以幸免”；另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测算，新规则的实施将导致中国出口整体负增长。投资方面，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中有关劳工、国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规定将给中国引入外资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限制，不利于中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经济增长方面，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预计，中国GDP年均增速可能会降低0.3个百分点。政治和安全方面，TPP、TTIP对APEC、WTO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可能会干扰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地位带来不利影响，挤压中国的正当利益和战略空间。

另一方面，区域化规则可能形成对全球规则的替代。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的多哈回合谈判使得世贸组织滞后于全球经济的变化，贸易全球化遇到较大障碍。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各国更加注重维护自己利益，全球化进程一时难于取得明显进展。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迅猛，自由贸易区、自贸协定、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等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一体化机制与安排不断涌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贸易投资一体化、自由化等制度安排和规则将主要通过区域合作的形式实现。

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以国际经济新局势为导向，对业已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BIT）进行修订，或者制订新的BIT范本。

2.中国需破解外部增长动力削弱，内部传统优势弱化的现实困境。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仍呈复苏乏力态势，下行风险加大，全球总体经济环境低迷。发达经济体总需求疲弱，长期增长率不高，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率明显放缓，国际市场萎缩；全球贸易低迷，大大提高了贸易保护和竞争性汇率贬值的风险；发达国家积极实施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使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增幅下降；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导致我国产业和订单向外转移趋势明显，进一步加剧竞争环境，致使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外贸增长动力将大大削弱。(www.xing528.com)

从内部来看，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优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前期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2015年中国农民工首次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农村劳动力纷纷返乡，劳动力供给不足，机器替代人工有限，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16—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数量下降。业内普遍认为这一下降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2005年以前，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不足1000元；此后农民工工资开始缓步攀升，到2015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3072元，突破3000元的关口，比上年增长7.2%。不仅如此，全社会的整体工资水平都有所上升，与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相比，已不具优势。比如，印度、印尼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2，越南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3，柬埔寨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4。动态来看，中国正处于艰难的结构调整期，以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其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整体比重下降，出口订单快速向周边国家转移，不仅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明显下降，低端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速也开始落后于部分周边国家，市场份额被逐步蚕食。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企业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少，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支持相关产品出口的金融和财税政策、体制机制不完善，出口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此外，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贸易方式发展面临诸多障碍，贸易便利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3.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外贸转型升级形成冲击。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全球贸易明显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外部环境趋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使贸易保护主义呈进一步蔓延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以维护经济安全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为由，出台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阻挠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企业出口。从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到技术性贸易壁垒、行业标准等，以及产业保护主义，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隐蔽性更强。高筑贸易壁垒将加剧各国间的紧张关系，加深全球性的经济贸易萧条。全球贸易摩擦依然高发，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新挫折。由于中国外贸出口市场布局还不够均衡，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都不同程度地加剧，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受影响范围很广，特别是高科技产品成为摩擦的新热点，涉及产品多，且涉案金额大，对中国外贸的转型升级产生了较大冲击。一些贸易强国不断强化贸易救济调查执法，放宽立案标准，实施更为严格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规则，对中国出口企业裁定以较高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率。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国家制造业陷入困境，产业保护的呼声上升，致使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一些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区、货币区等经贸或金融安排可能导致WTO不同成员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经贸集团，区域贸易自由化有取代全球贸易自由化之势，对协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将产生挤出效应。

4.中国需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重新寻找坐标。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是沿着“科技领先-装备领先-经济领先-政治优势”的轨迹来发展的。一国经济的短期快速增长可以通过追加要素投放来实现，但其高效和长期增长则更多地依赖于创新能力的稳定提升，而后者离不开技术进步。科学技术的变革会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空间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等改变了传统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生产的片段化、营销的全球化、价值链的一体化成为新的趋势。

新的分工模式可能强化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而使发展中国家落入“低端锁定”的困局。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品和高端服务领域快速发展，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持续增加。2010-2014年，美国和欧盟出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9%和8.2%。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如德国推出了工业4.0战略，日本政府公布了“机器人新战略”，美国推出了“美国创新战略”“实现21世纪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英国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走向来看，制造业正在不断从硬件向软件、服务、解决方案等无形资产转移，从“物理”到“信息”转移，从“群体”到“个体”转移。这些通过信息技术与工业相融合以提升制造业水平的国家产业战略，将会对今后的全球产业布局产生深刻影响。

而目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状况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由于主要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都主要集中在价值链分工的两端环节，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往往占据这些环节，并竭尽所能采用各种手段控制技术的转移和外溢，阻碍这些高端产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延缓我国的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