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大国崛起之路吗？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开放。

上个千年之初，欧洲国家力图通过贸易从中国和东南亚的香料群岛获取丝绸和香料等，而那时基督徒和穆斯林正为争夺耶路撒冷征战不休。东西方贸易当时只能依靠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城市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通过地中海的航线加以维系，巨大的市场需求难以满足，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拓展欧、亚商业关系。

公元1143年，葡萄牙立国。在国王恩里克的带领下，葡萄牙启动了征服大海的行程。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远航，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经莫桑比克等地，于1498年5月到达印度西南部卡里库特，避开了穆斯林控制区，率先实现了与东方的直接贸易。这条航路的通航是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亚洲从事殖民活动的开端，葡萄牙也由此成为当时欧亚开放的桥头堡。葡萄牙的近邻西班牙也看到了海洋蕴含的巨大财富。哥伦布发现美洲，带来了欧洲与美洲的持续接触。在此基础上，1521年麦哲伦绕过南美洲，横渡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贸易路线。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同非洲、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开展成为可能。

1853年“黑船事件”美国以武力迫使日本打开国门。此事件使日本深刻认识到了封建体制的腐朽，下定决心弃旧图新，敞开国门，和当时西方先进的国家充分接触和交流，学习欧美工业化的新型文明。1871年日本派遣使节出使欧美各国，使节团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新政权的主要成员，这些成员是后来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力量。明治政府上台后，大力引进西方技术，日本政府经济部门和私营企业还与欧美企业缔结许可证生产合同、技术协作合同等，并通过反求工程（即倒序制造）快速消化吸收西方先进技术，成功实现了技术转移和本土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亦选派众多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国家留学，为日本的崛起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通过明治维新这一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日本成功地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早期的殖民掠夺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崛起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迅速走向了对外扩张和侵略。虽然说这样的“开放”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样的崛起方式却给通商各国的文明进程带来了深重灾难。唯有和平崛起才能促进世界文明和谐时代的到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现实的必然选择。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开放历程。从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强盛的时候都是自信而开放的，而经贸和文化交流又促进了中原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这一正反馈进程往往都是由内乱所打破。历史证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派重兵攻百越，开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不仅将西南纳入版图，更是促进了中原与西南乃至东南亚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汉武帝为夹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叩开西域之门。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屯田戍边，对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统治，“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这为最终解决匈奴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丝绸之路的开辟，沟通了东到西汉，西到罗马的整个欧亚大陆。这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东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西域的良马、骆驼和各种毛织品、毛皮陆续传入中国，同时西域的开拓也为日后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通道。

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的是海上丝绸之路。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通了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汉武帝灭南粤后，凭借海路拓宽了贸易规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丝绸之路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中西方物质特产和精神智慧的大融合，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作用。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为西北丝绸之路（又叫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又叫永昌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三条。这一时期，中西之间通过丝绸之路，广泛进行经济贸易和生产技术的交流，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随着鲜卑化的汉人李唐统治者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和进取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蓬勃朝气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太宗李世民相信“盖恩泽恰，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仇敌”。一方面初唐开疆拓土，设立六大都护府，其统治疆域拓展至中南半岛、朝鲜半岛、西域和河中地区。随着唐朝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发，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通过大运河运送到洛阳、长安，然后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与欧洲，唐与西方的联系不断增强，通使及商业往来十分活跃。另一方面唐朝强盛的国力，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经济，使边地民族慕风向化，中原王朝则开放、宽容，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兼收并蓄，造就了唐代的开明和繁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日臻巩固，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与勃勃生机。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唐代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且持续延伸。由此，海上丝绸之路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唐代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宋朝对外交往进入频繁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南宋的外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宋元时代，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

到了元朝，丝绸之路相对畅通，欧亚大陆之间各种层次的经济交流密切，形成了一大批东西方国际贸易枢纽，或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性、民族性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元朝采用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还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那时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明朝前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极盛时期，航线已扩展至全球。明成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曾到达亚洲、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中国迟至明朝中叶，众多科技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造船、天文、医学、数学、农学、冶铁等。郑和下西洋展示了远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但是，明朝从明太祖开始就奉行以“寸板不许下海”为代表的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之后甚至完全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www.xing528.com)

清朝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配套施行了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政策，曾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甚至实行了残酷的“沿海迁界”。由于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发展步伐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八股取士也极大地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从此，海上丝路一蹶不振。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开放国门，从此陷入长达百年的最严重的危机和苦难中。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开放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被动式对外开放。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109年间，中华民族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炮舰欺压下，被迫打开国门，这一时期的开放是不平等地向西方世界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

一边倒式的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国家对我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妄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为此新中国初期的对外方针是“另起炉灶”和“一边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实行向苏联、东欧以及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政策。这种“一边倒”式的对外开放，具有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浓厚特征。

主动的对外开放。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内政外交政策。这一时段的对外开放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这是以沿海地区开放为重点的探索开放阶段，以重点开放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并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为主要特征。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开放，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5月，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示范基地。接着，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沿海开放地带。我国的对外开放在地域上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顺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个阶段的改革开放，明显地带有试验性和探索性的特点。

第二阶段：1992-2000年。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新思想，为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此后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开放进程，协同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格局很快形成。通过实施一系列鼓励扩大开放的举措，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分工地位持续上升。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经历了15年曲折与漫长的谈判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从此，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十八大进一步要求“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一阶段我国顺利渡过了WTO过渡期，对外经济贸易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成为举世瞩目的贸易大国。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为中国带来“开放红利”。通过坚持开放发展，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秉承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挥并持续提升比较优势，渐进式推进开放进程，中国重新站到了世界的中心，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50.2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382元，居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而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676708亿元（初步核算值），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2万元，约合8016美元。中国从一个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经贸“小国”，成为制成品出口大国，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贸易方式、贸易主体、商品结构、市场多元化、贸易条件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等方面，均呈现出不断优化的发展态势。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世界排名第32位。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大出口国。服务贸易增长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7130亿美元，是1982年的162倍。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之和）的比重从1982年的9.4%提高到2015年的15.4%，高附加值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方面，2014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接收方。同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智库报告预计，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有望达3673亿美元，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国。

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虽然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取得了历史性跨越，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说，我们的国际地位还不高。全球价值链贸易时代，真正体现要素禀赋差异和要素流动的是产品的生产分工环节，每个经济体只是产品价值链中的一环。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并不能完全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而是更集中反映在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上。21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新一轮转移，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赋予了各环节不对称的垄断势力。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国家可能利用其全球定价权和技术垄断优势阻碍价值链低端国家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甚至实施“技术锁定”；同时，分工地位临近的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制造加工等非战略性环节由于进入壁垒较低，造成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和大量引进外资的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自2009年起，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中国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研发和营销两端薄弱，形成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低端产能过剩，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不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偏低，对全球产业链的整体控制和治理能力偏弱，虚胖的贸易体量还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同时带来了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出口产品的标准较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低，致使我国产品多次被欧盟非食用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通报，通报比例居世界各国首位；出口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及自主品牌，据测算，我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金额比重不足10%。鼓励加工贸易的各种措施虽然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但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按照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我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较低。分行业看，农业、服务业以及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等传统产业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高，而机械制造产品等高科技产品以及石油化工等产品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低。因而，中国目前只是贸易大国，远非贸易强国，要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