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如何跨越增长极限？

“增长的极限”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如果我们回顾经济发展史，就能发现工业革命并不仅仅出现于18世纪，事实上，世界早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并正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开创了“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之后持续了100年，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且延续至今，开创了“信息时代”；就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最近德国提出了“工业4.0”高科技战略计划，揭开了“绿色工业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这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似乎应验了《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到的多重全球危机，包括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是否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涉及改变一系列生产函数的关系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转变长久以来的以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实现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将促使全球经济采取新的绿色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历史上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每一次跨越增长的极限的必经之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正站在这个重要的拐点上，如何突破增长的极限取决于中国要选择何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毋庸置疑，过去的资源集约型、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因此，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包含资源和环境的维度，这样的需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好不谋而合。中国已经错过了前两次的工业革命，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地位，虽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追赶的位置。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使得中国可以和发达国家并肩面对这共同的全球危机，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可以说这次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是中国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发展需要，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

然而，面对“绿色工业革命”，中国虽然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其基础和实力仍然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体制、市场成熟度、创新能力、资源与环境管理经验等方面。因此，在探索如何进入“绿色工业革命”的同时，中国还需要弥补这些基础和实力方面的不足。接下来，我们针对之前提到的中国所面对的内外挑战，从体制改革、资源治理和绿色科技创新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如何跨越增长的极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异军突起。

1.中国需要建立与资源环境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系和法律制度。造成“中国式的市场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源表面上的国家所有制和资源实际收益地方化的矛盾。要解决这一个矛盾，国家必须抓住资源税改革的契机，继续推进整个财税体系的改革，理清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尤其在资源管理这一块，因为其“公共品”的特征，国家应该从整体的国家战略角度对其进行规划和管理，合理合时地开采和使用，而不是让自然资源成为当地政府争夺企业投资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筹码，以致地区之间的博弈损害国家整体的利益。这其中固然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资源管理的财税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如果不能扫除这个体制上的障碍，国家的资源战略管理无从谈起。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增强了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也赋予了执法机关相应的权利。例如，新环保法第60条规定：企业超排污染物，环境保护部门可以责令其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而在原来的环保法中环保部门对企业并没有这样的行政执法权利。这一法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于一些新的环境保护制度也应在法律上加以确定给予保障。例如，在碳排放交易中所涉及的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准制度，在交易过程中的市场操作规范，违规的惩罚措施和力度，等等，都需要法律法规给出明确的界定，使得这一机制可以真正起作用。诸如此类的环保机制都应该得到法律明确的界定和保障，而这个过程与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是一个协同推进的关系，最终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

2.要从全球的、多维度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资源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除了管理和善用本国的自然资源，中国也需要具备全球的资源治理战略眼光。目前，中国的资源供应国相对集中，存在资源安全的隐忧。因此，中国一方面需要维护和这些资源供应国良好的外交关系，继续推行“资源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需要拓宽资源供应国的范围，降低资源安全的风险。这其中就牵涉到中国的外交政策、经济金融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甚至是国家的战略目标的整体规划及其相互搭配。也就是说，将资源治理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角度和更大的系统中去看待，而不仅仅局限于资源问题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构想恰好与这种资源治理观念不谋而合。《引领新常态：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这一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其中一个好处便是扩大中国出口市场以及确保输往中国的原材料在亚欧大陆陆地及海上通道的安全。在自然资源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储备占全球50%、煤占25%、铁矿石占20%。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拥有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分别约占全球的50%和16%。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油气储量仅占全球的1%和3%，虽然如此，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要务并不是资源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加强能源安全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保证了来自中东的石油安全运输到中国。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洲投资银行的成立为这一战略提供了金融、资金上的支持，而中国也正在积极地加入和倡议新的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协定。(www.xing528.com)

当然，“一带一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沿线国家政治的不稳定造成了贸易关系、投资关系的不稳定。但是，“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战略眼光和思路，即更加立体地将经济增长与资源治理联系在一起，这是今后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跨越增长的极限所应具有的思维。

3.中国必须通过绿色科技创新来跨越增长的极限。正如之前所分析的，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模型的关键变量，在实际中也是决定经济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资源和环境危机，这一外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未来的方向，这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区别。

绿色工业革命的目标首先是实现碳排放的“脱钩”，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虑：一是采用能耗更低、更清洁的方式使用化石能源，使单位能耗的污染强度下降；二是促使化石能源的使用与经济产出之间“脱钩”，尽量减少化石能源在经济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三是促进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的大幅上升，并促进这类能源的利用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三个方面指出了未来绿色科技创新的方向。

更大的设想是在碳排放“脱钩”的基础之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生态资本相关要素的“全面脱钩”，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等。这与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比较类似，即用技术进步使人工资本代替自然资本，但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绿色科技创新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则有忽视自然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之嫌。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技术、制度、组织管理和各种资本投入等多方面因素协同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并且尽早达到各类资源使用的“峰值”，从而在未来实现生态资本要素的“盈余”。

绿色科技创新的方向，正是中国现今所面临的挑战和可行的出路。然而，在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下，真正朝着绿色科技创新的方向发展的创新并不多，政府在这一政策推出的同时应该加以引导和鼓励，将社会的创新活动与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发挥优势，集大众的智慧，以绿色创新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来跨越增长的极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