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发现是一个逐渐趋缓的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到最近几年每年7%～8%的增长，再到“经济新常态”下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更低的经济增长率。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渐减缓，趋于某一个平稳的增长率是非常正常合理的，因为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改革开放解放了计划经济时期扭曲的要素市场，因此生产力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大大得到了释放。然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也是有多方面的，包括全球经济危机的外部打击，也包括中国自身的产能过剩、劳动力价格上升、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等等。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资源与环境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下面，让我们带着这种“危机”意识，来看一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源与环境方面所面对的困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所需承担的责任。

在资源方面，我国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植被、矿藏资源的高消耗。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我国的资源禀赋并不优越，主要表现在人均资源占有量的贫乏上。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铝土矿、铜、耕地、淡水等战略性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17%、11%、17%、43%、28%，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是煤炭，其人均占有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

然而，目前更为突出的资源危机是中国资源的对外依赖越来越大。虽然中国采掘业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但仍无法满足过去10余年国内快速增长的需求。尽管中国的资源进口增速在新常态下将放缓，有些领域如煤炭和铁矿石甚至出现下降，然而对于很多资源而言，进口依存度在中长期还将不断上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到2020年，45类矿产品中，中国需要依靠进口满足的达39类产品。到2020年，石油进口比重将达到70%左右；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这一比重在2030年更将上升为75%。

此外，对中国来说，资源供应国过于集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令人担忧的资源安全问题。根据2016年刚刚公布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联合发布的《引领新常态：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报告，“有18个国家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100亿美元的自然资源，占据中国全部资源进口的75%。其中4个国家是中国的邻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5个是中东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伊拉克和阿联酋），3个是南美国家（巴西、智利、委内瑞拉），2个是非洲国家（安哥拉、南非），余下4个抑或是资源丰富的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或加工中心（欧盟）。在六项关键进口产品——原油、铁矿石、煤炭、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铜和钾肥中，最大的4个供应国占到中国进口的一半至五分之四的水平。”这样集中的资源供应，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必须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资源外交”，这就使得中国与他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变得相当敏感，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中国与资源运输途中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在环境方面，我国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大气污染和水土污染方面。其中，大气污染以二氧化硫和烟尘为主，水土污染以废水排放为主。从大气来说，根据国家环保部2015年发布的《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2014年公报》），2014年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达标率仅为9.9%。此外，2013年的公报中指出，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上年增长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2013年雾霾发生面积大、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更高、危害程度更大。而雾霾只是大气污染最明显的表现，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不仅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更严重影响着当前和今后的经济活动。

从水来看，《2014年公报》指出，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个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Ⅰ、Ⅱ、Ⅲ、Ⅳ、Ⅴ、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3.4%、30.4%、29.3%、20.9%、6.8%、9.2%，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等。地下水的检测更显示出61.5%的监测点的水质为较差或极差。

从土地来看，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05年4月-2013年12月）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此外，水土流失也很严重，中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4.91万平方千米，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2%。其中，水力侵蚀129.32万平方千米，风力侵蚀165.59万平方千米。(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公报》还首次对全国2461个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估。生态环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占国土面积的46.7%，“一般”的县域占23.0%，“较差”和“差”的县域共占30.3%。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单纯的环境污染可能更为严重，其治理和改善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修复，有些破坏甚至是不可逆转和修复的。

此外，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也面临着外部的巨大挑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估算，中国在2009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201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突破历史最高位，达到80亿吨，已占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4，超过美国碳排放量50%左右，这一“全球第一”的位置“保持”至今。这给中国在国际的气候变化谈判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牵连到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美国和欧盟等国家也频频对中国筑起“环境标准”的贸易壁垒，迫使中国考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碳排放方面的责任施压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1）从人均碳排放的角度来看，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计划”2012年度研究成果显示，2011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6.6吨，与美国的人均排放17.2吨还相差甚远，也低于欧盟的人均排放量7.3吨。（2）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丁铎尔中心主管主任戴维斯教授指出：发达国家应当对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中的增加负主要责任。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2014年9月21日的论文《持续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对达成气候造成影响》指出，1870-201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1610亿吨，欧盟28个国家的排放总量为3280亿吨，而美国的排放总量达3700亿吨。其中，中国143年的排放总量占世界总排放量14300亿吨的11.25%，是美国排放量的43.51%，欧盟排放量的49.08%。（3）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碳排放隐含在国际贸易、全球生产链中，其排放责任不能单单以国家领土范围进行核算。根据赵忠秀等2014年3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研究测算，2009年全球消费碳排放为28850百万吨，其中20%的碳排放来自国际贸易所隐含碳排放，而这些隐含在贸易中的碳排放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和BRIIAT国家组（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土耳其）所生产和出口的商品，而且最终是由北美和欧元区消费引起的。其中，中国碳排放的29%是由其他国家消费引起的，而欧元区和北美碳排放的33%和17%是在地区外生产排放的。北美等发达地区1个人的消费碳排放相当于中国4个人的碳排放或BRIIAT6个人的碳排放。如果按生产排放碳来看，中国排在全球第一位；但如果从消费碳排放来看，北美则是最大的地区，中国第二。因此，虽然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的减排责任不容推卸，但国际社会因此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有其不合理之处，尤以政治方面的因素居多。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中国承担了责任。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这在国际社会也是有目共睹的。2015年底，英国《自然》杂志发布了气候变化重磅专题，其中包括5篇文章和两篇编者按，认为，2014年及2015年全球经济发展所呈现的数据显示，经济的增长终于不再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挂钩。同时，根据截至2015年10月的数据，可以预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将降低0.6%，而该编者按认为，或许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在能源结构上的改变，使得经济的上行不必继续建立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的基础之上。2014年，中国采用了更多的水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来发电，减少了煤炭的消耗。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2015年1月公布的数据，中国2014年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达895亿美元，占了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近1/3。2014年中国有11%的一次能源来自非化石能源，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2013年的这一比例为9.8%。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将这类能源的占比提高到总能源消费量的15%。

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的这几十年，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大国的责任也不容推卸，但这些压力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源结构调整、资源治理和环境保护带来了契机。按照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不久必将出现；这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和环境挑战给了中国一个警示，也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之路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以资源与环境为约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