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开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引起了学术界和西方社会极大的反响。这份报告指出了人类社会面对的几大困境：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等问题，该报告指出这些问题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从此，“增长的极限”就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者的一个常用语。
那么，到底什么是增长的极限呢？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增长”。简单地讲，这里的增长是指“经济增长”。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是如何理解和描述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可以分为狭义的经济增长和广义的经济增长。狭义的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而广义的经济增长可以指社会财富的增加，或者生产力的扩大。狭义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增长概念。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世界经济这100多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增长。其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短短35年间增长了35倍。虽然，现在中国宣布进入“经济新常态”，但经济的增长趋势仍然保持着。在过去的100年甚至200年间，经济增长似乎从未停止过，人类似乎迈过了一个又一个门槛，向着更高的科学技术、更快的经济增长迈进。那么，在经济学家眼中，增长是否有极限呢？或者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产出是否可以无限地增长呢？经济学家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看待这一问题。
18世纪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为人均收入基本是不变的，因而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的增加。但是，由于人口是几何方式的增加，而生产资料（如自然资源、物资等）是算数方式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因此，人口的增加不能超过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也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者“人口陷阱”。可见，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源于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则受限于生产资料，换言之，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这一观点和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不可否认，马尔萨斯的理论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可以很好地解释当时社会的经济增长现象。
然而，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要素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似乎不再单单受到人口增长的制约，机器的大量使用替代了低效率的人力劳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阶段。1956年，索洛和斯旺分别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或称“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资本的累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若技术可以持续地改进，那么根据这一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可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如果不然，经济增长仍然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也就是说，索洛—斯旺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包含着可能的“增长的极限”。
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测不同，经济学家继而观察到人均收入持续地增长可以维持一个世纪甚至更久。于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新的探索，从而催生出新经济增长理论，这就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就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在经济系统中，从而使得系统可以通过某些要素或者某种机制内生地产生技术进步，而不需要设置外生的技术进步变量。这些内生的经济增长源泉包括：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积累、研究和开发活动（R&D）、产品的差异化、市场竞争行为，等等。据此建立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经济不断增长的现象，因而受到经济学家的追捧，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可以看到，产生持续的技术进步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似乎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可以被突破了，以至于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自然资源的耗竭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为只要存在着持续的技术进步，人造资本就可以不断代替自然资源，打破经济增长的极限。然而，很多经济学家批判了这一观点。而由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资源枯竭所造成的灾难和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对这一观点的驳斥。(www.xing528.com)
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探索中不难发现，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带来对“增长的极限”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增长的极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内生于各个增长理论之中的，来源于经济系统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因此，按照某一种经济模式来发展，增长的极限一定会出现。自从资本主义经济诞生后，经济增长理论不再把资源和环境当成约束条件，劳动力（人口资源）似乎也可以通过资本或者技术进步来取而代之。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对于“人”的定义。人在经济生产中是一种投入要素，但同时也是经济产出的消费者；人是一个有生命的工具，他需要依靠自然界所提供的环境和资源来生活。人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系统的桥梁和纽带。经济增长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如果因此忽略和破坏了自然资源与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有极限的，这种极限不是来源于经济系统本身，而是来自外部的资源与环境约束。
虽然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增长的极限》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自然界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作为统一体来看待，从而体现了自然界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一种循环作用关系：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而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算术式的增长，因此，当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时，就会引起粮食短缺、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又会反馈到人口和经济上来，限制其增长，这就使得自然界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所谓“增长的极限”就是当社会经济系统的增长不顾自然界系统的增长规律时，导致自然界系统的崩溃，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崩溃，即产生了一个增长的极限。
对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西方社会而言，经济正处于欣欣向荣的高峰，《增长的极限》无疑是一个悲观主义的“科幻片”，然而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却恰恰成为这份研究报告最好的序言。同样，对于当今中国来说，面对30年来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增长的极限”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些年来发生过的“电荒”、“民工荒”、旱涝灾害、沙尘暴、雾霾、癌症村等事件，就会明白“增长的极限”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德国人很喜欢让小孩子算这样一个带有寓言性质的智力题：在一个小池塘里生长着一种水藻，它会破坏池塘里其他的生物，这种水藻的生长速度是每天长一倍。那么，当我们看到有一半的池塘都被水藻覆盖的时候，需要多久水藻就会长满整个池塘呢？答案并不难，但会让人感到警醒。是的，1天！只需要1天！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是一种风险管理，或许它不会当下就发生，但是如果不及时防范和处理，它只要“一击”就会侵蚀整个人类社会。“增长的极限”或许看来遥远，我们的“池塘”仍然还有“一半”的生机，但是不要忘了，它的到来只需要“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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