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中国发展从追赶提升到引领？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不对繁盛的中国怀着憧憬与向往之情。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就，数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相继出现了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等历史上鲜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直到19世纪中期都是排在世界首位，并有着频繁的中外经济交往。

纵观世界历史，古代中国堪称是少数几个始终领先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中国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秦国的统一开启了中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秦朝确立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但其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修驰道与拆关塞，使得地区间的物产交流畅通。至汉朝，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交流得到了更深的发展。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开拓了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并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与亭栈，满足了频繁的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决定将制盐与制铁变为国有，是历史上最早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唐宋盛朝，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飞速发展，器物、制度与思想等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比如，盛唐确立的科举制度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被认为是中国对世界政治的最大贡献；宋元时期，技术发明诸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世界文化普及与军事的发展；发达的海外贸易造就了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当时宋朝的工商业在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是极为少见的。明清时期，中国开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国内经济仍然取得长足发展，迎来了康乾盛世，坐稳四方经济雄主的宝座。

古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盛世绽放长达数千年之久，而清代中期的中国却因封建与君权日益衰落。清朝中期之后的中国由于闭关自守政策而孤立于世界，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使得昔日强国沦落到国弱民穷、哀鸿遍野的境地，自绝于世界先进潮流的中国被落后与屈辱吞噬。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最终击碎了“天朝大国”的迷梦，《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被列强强行瓜分。毛泽东曾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遭到了破坏，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还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俨然成为统治中国的“太上皇”。

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吞噬掉仁人志士的爱国心，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抗，爱国人士致力于光复中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前仆后继，不断反抗与牺牲的救亡图存活动才换来中国的追赶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大多数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来英雄们不停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才使复兴中华的使命没有在列强的残暴轰炸下毁灭。

地主阶级的自救与寻求变法之道。在近代变局之中，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与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总结中国衰退的教训，寻求变法之道，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清末新政。鸦片战争击破了中国人的“天朝迷梦”，促使地主中的积极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堪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西方人的《地理大全》《夷情备采》，编成《四洲志》《海国图志》，以“借法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念在中国社会封闭的硬壳上凿开一个缺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引进“西技”，倡导“西学”，涉及军事、经济与教育等方面。1901年开始的十年“清末新政”包括振兴实业、整顿军队、新式教育与地方自治，试图挽救自身的统治。但由于这些运动仍未能脱离封建性，皆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为中华复兴谱写了开篇。

农民阶级的自发斗争与反抗。农民阶级进行的艰苦抗争，不仅打击了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列强的力量。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人民自发进行了武装抗英斗争，即三元里人民抗英，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对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来说，好像是地震似的打击。”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作为反洋教斗争的典型，破坏京津铁路、洋货，攻打外国大使馆。这些农民起义付出了成千上万人死伤的代价，打击了西方列强与清朝的封建势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农民阶级在这个阶段展示了其强大的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在外国资本的直接刺激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然产生，许多民族资本不断努力追求中国民族资产独立发展的进步与中国近代化的正确方向，是中国一次次进步的探索与基础的奠定。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一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维新派上书反对不平等条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呼吁设立学堂与兴办报纸，此乃史上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使维新派在民族危难加深与群众自发斗争的推动下毅然决然站了出来，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并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工人阶级的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物，成为革命时代的领导力量。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仁人志士不断思考，陈独秀说：“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唤醒了一代青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共产主义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想潮流。在这样的道路引领下，工人阶级与学生等新的社会力量得以成长与壮大，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激起了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各方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诞生，这80多年里不同阶级的爱国人士都在不断为中华复兴而努力，推倒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但离真正的和平和民主仍有很大的距离，列强的势力还未被驱赶出中国土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从局部侵华成为全面侵华。而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前，中国军队并没有畏惧，奋力抗战。在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对日本侵略者发起反侵略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这期间，数以万计的抗战英雄冲在前线，不顾牺牲，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伟大团结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进行了三年半的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击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拉开了中国崛起发展的帷幕。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让孙中山先生在19世纪末提出的“振兴中华”有了实现的可能。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部“反抗史”历经了足足100余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追赶上世界的脚步，是它面临的全新并充满挑战的课题。这个探索是艰难曲折的，在1949—1978年30年的追赶过程中，中国既有过重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挫折。这期间的失败与成功不断交织，推动复兴中华的伟大使命越来越接近成功。

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经济都有了较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诸如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很快完成了经济恢复，战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促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开拓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新领域。这些发展对正在积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国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也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开了一个好头。

但随之而来甚嚣尘上的阶级斗争迷雾使历史发展深陷巨大波折，“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的飞跃迟滞了20余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而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偏离正确方向。“大跃进”运动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口号铺天盖地。错误的“左”倾发展使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中。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阻碍中国的前行步伐，直到“四人帮”的覆灭才结束了这场浩劫。

如果说阶级斗争阶段中国是在曲折中前行，那么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中国则是在徘徊中前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机遇，但十年浩劫留下的后遗症却让中国在1976年到1978年间徘徊不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纠正；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随之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改革开放的脚步也随着农村改革的突破与对外开放迅速迈开。

自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用十几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建设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都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今，中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一股“中国力量”已震动世界。(www.xing528.com)

中国伟大复兴的道路从未停止。早在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已经成为凝聚13亿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指明灯。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打响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为强国梦而努力奋战，各个阶层都是复兴中华的冲锋队，他们或是为了反帝反封建而壮烈牺牲，或是为了社会主义发展而不断变革，为中国努力追赶世界大国的脚步，向强国的梦想进发。那么，而今的中国面对历史、展望未来是怎样的心情？在全球化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是否能够为世界注入新的活力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大国担当”的抱负？中国应该以何种角色，走何种道路才能成为引领世界的强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开始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的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无论是从人口、地域还是国力看，中国都已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截至2014年，中国人口超过了13.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8.84%，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综合国力上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0.38亿万美元，是美国的60.5%，是日本的2倍、德国的3倍。在媒体关于“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是全球性大国”的调查中，经过国际影响力、科技创新力、经济实力、文化认同度与军事实力等主要考察后，中国的得票率为90.17%，仅次于美国。这表明，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身份已被普遍认可。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曾说：“西方发达国家筑成了发展之路，中国在追赶之路上从未停歇，而如今中国已经与发达国家走在一起，探求与挖掘新的前方道路是当下中国必须担负的使命！”中国的崛起被世界视为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这个占全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复兴，使全球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德国副总理施泰因曾说：“解决全球性问题不能没有中国。”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的是“天下大治，大国担当”的抱负，如何从大国走向强国，成为世界发展这场舞台剧的重要角色，是现今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有迹可循。现今的中国，从外交、经济、军事与软实力发展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已坐上了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车速惊人但足够稳定、方向精准，驶出了从前的泥潭，驶过了布满荆棘的曲折道路，而前方是愈发宽敞与明亮的强国之路。

展现独具“中国力量”的外交政策。2015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走出国门，短短的时间里出访了亚、欧、美、非四大洲的诸多国家，在每个世界性问题上充分彰显了大国主张、大国智慧与大国担当：“一路一带”倡议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源；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极力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大国责任，60年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援助人员达60多万；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这让各国看到，世界正前所未有地需要“中国力量”。

作为全球经济版图中腾飞的巨龙，中国已然有了自己的王牌，这就是时速达300公里以上的高铁。早在2014年初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曾这样说：“中国的经济要升级，出口产品也要升级，我们不能总是卖鞋子、衣服、玩具。”他将中国高铁视为“黄金名片”，每次出访或接待外宾都当起高铁的“超级推销员”。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在世界版图上延伸的机遇。《联合早报》文章称：中国“一路一带”的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其中作为代表的亚投行由习近平提出建立，从2013年的愿景提出到2015年迎来一大波创始国家申请，体现的是中国这条巨龙已经具备了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所说：“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强军梦成为中国梦的有力支撑。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被西班牙《世界报》称为中国重申其“大国地位的一刻”。阅兵仪式有约1.2万名受阅官兵出场，84%的中国国产新型主战装备首次亮相，31位外国元首和19位政府高级代表以及10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阅兵式。这是中国甩掉“历史屈辱带来的受害者心态”的一场阅兵仪式，它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让它不再是那个过去任外国势力欺辱的被动者，1840年鸦片战争及之后的生灵涂炭将不会重演。习近平在2015年的军事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中国在军事改革上的作为与效果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脚步从未停止，强军梦将会是中国踏上强国之路必不可少的坚实后盾。

“软实力”彰显中国智慧与魅力。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全世界动容与震撼，但中国并未止步于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积累，而是以中国智慧与中国魅力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中国智慧在两位中国诺贝尔获奖得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莫言作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是中华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宣示了中医药学的伟大，是中国古老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绽放。而中国对于不同文化和文明都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是中国魅力的体现：提出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以合作为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外交中不仅注重彰显中国风，也充分认同各个国家的文化成果，比如习近平谈反腐问题时巧用美国热播剧《纸牌屋》做比喻。中国的软实力正在不断提升，中国智慧与中国魅力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有力支持。

中国在走向强国之路上已有很多重大成就，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已然具备大国风范并成为主导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中说，2020年中国将成为成熟、负责任、有吸引力的超级大国。那么，中国到底以何种角色担当这强国重任？如何引领世界？答案非常明确，中国完全有能力并且值得被信任担当世界引领重任，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正在并将一直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机遇。中国引领世界之路将不会脱离“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增长动力”这些关键词。

“维护世界和平，担当大国责任”是中国有关全球治理的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建立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等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指出应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崇尚和平，追求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式。追求霸权的扩张之路不是中国要走的强国之路，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才是长久之计。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承担天下大治之责”是中国引领世界的方式方法。2015年10月12日，中国首次明确公开提出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在各代人的不断努力下被世界广泛认可，也已然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坚力量。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有分歧甚至对立，但正是这些不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超越个人、国家、民族或者是制度、观念、信仰去拥抱一个更加辽阔的未来。而这个和平共处、有序竞争、共赢未来，让各国联手打造共生共赢“地球村”的是：中国，正在提起画笔为人类描绘美好未来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