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独特特点

美国互联网和金融都很发达，为什么没有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个更加发达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兴起，根源在于传统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以及金融管制带来的套利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兴起。互联网金融的准确概念，应该叫作“中国互联网金融”。

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可谓热闹非凡。多种互联网金融形式发展很快，引起高度关注，甚至首次进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学术界对互联网金融也有大相径庭的观点，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有的人则认为互联网金融没什么新鲜的，炒作过头了。

热闹之余，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思考。到底怎么看这个新生事物？为什么会这么火？前景到底如何？与传统金融业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金融行业的版图会不会重写？

要回答这些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其他国家的经验，比一比异同。一看就会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早有发展，P2P、众筹、网络银行、网络保险、第三方支付都出现过，但是规模都很小，也就几十亿，与庞大的传统金融行业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那么，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在美国没有这么火？美国也有互联网，也有金融，而且互联网和金融都很发达，为什么没有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个更加发达的“互联网金融”？倒是在中国，金融没那么发达，网速也很慢，互联网金融却非常热闹。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风云际会，孕育了“中国的”互联网金融？

仔细分析，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与我国传统金融的落后，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密切相关。正是传统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很多人的金融服务得不到满足，才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比如说，支付宝的发展，就是因为传统的银行支付手续烦琐，很不方便，安全也没有保障，才促使了支付宝这种第三方支付的出现。在美国，绝大部分人都可以用信用卡做网上支付，因此第三方支付的市场很小。美国第三方支付的典型代表是PayPal，早在1998就成立了，但是发展规模并不大，因为传统的支付方式已经做得比较好，给PayPal留下的市场空间不大。

再如阿里小贷的发展，根源就是很多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中小金融机构不发达，国有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大，不太适合于服务中小微企业，中小金融机构又太少，服务的供给不足。这时候阿里介入，因为掌握了这些企业的大量交易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甄别企业的资质，帮助决定放贷。这样，就抓住了市场的一个机会，阿里小贷就发展起来了。

上面两个例子都是有关传统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再举一个与管制有关的例子，就是余额宝。余额宝的快速发展，根源在于我国的利率管制。活期存款基本不付利息，现在的利率只有0.35%，可是对应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有6%，2013年货币市场的利率也经常达到6%甚至更高，这样就存在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只要能把钱从活期存款搬到货币基金里面，就可以赚大钱。余额宝就是干了这么一件搬运的工作。

查一下数字的话，银行系统的个人活期存款18万亿元，这里面有1%的钱跑到余额宝里面，就是1800多亿元。现在余额宝的规模是5000多亿元，相当于个人活期存款的大约3%，看来余额宝的空间还很大。这里还没有考虑其他定期存款，现在个人定期存款还有28万亿元，利率也就不到3%，和货币市场之间还是有一个套利空间，而且定期存款还要牺牲流动性。考虑到定期存款的存款搬家，余额宝类产品可以吸引的资金总量就更大。

看起来，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兴起，根源在于传统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以及金融管制带来的套利机会。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兴起。其实，互联网金融的准确概念，应该叫作“中国互联网金融”。

（本文写于2014年4月8日）

不管怎么看，现在的互联网金融也都是“民间”金融，只不过利用了“互联网”的手段而已。

上回说到，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传统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留下的发展空间，也得益于金融管制创造的套利机会。需要进一步拷问的，是这些空间和机会以前也都存在，甚至比现在还要大很多，为什么是偏偏是“互联网”抓住了机会？换句话说，“互联网”在“互联网金融”里起到了什么作用？

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提民间金融。私人之间的借贷、专门的“抬会”、民间的高利贷等，一直都是存在的，在江浙等地还很盛行。这些金融形式，也是对现有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和互联网金融并无不同。然而，民间金融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正常发展，发展成为稳定的金融机构。思来想去，我国金融管制过于严厉，不发牌照是主因。

举例来说，2000年左右进行的城市信用社改造，在浙江留下了4家民营城市信用社，分别是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温岭市城市信用社、金华义乌市稠州城市信用社、宁波象山县绿叶城市信用社。无一例外的是，这4家信用社后来都发展成为很不错的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分别是泰隆、民泰、稠州、东海。这100%的成功概率，是民间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办好的最好证词。回头看，倘若当初多发一些民营银行的牌照，或许民营银行已经发展壮大了，我国金融业的版图，可能已经大不一样了。

对民间金融的防范，一直和“防范金融风险”这个义正词严的高端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无可否认的是，风险控制是金融的核心要义，马虎不得，金融风险当然要认真防范。不过，“认真防范”和“严厉防范”在本质上不同的。

现实中的情形是，一提到金融风险，大家就如临大敌。看到风险，不明觉厉，于是一棍子打死，安心回家睡觉。真不知道，这是防范“金融风险”，还是防范“金融”？或者，不知道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人，也就只能防范金融了。

“防范金融”看起来简单，但是这只是对监管者而言。一纸文件就不让人家干了，真是简单之至。可是对于有金融需求和努力提供这些需求的人来说，这是麻烦的开始。不让合理合法地干，可是市场里又有巨大的需求，怎么办？只好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干了。管制，无非是增加了商业的成本，降低了商业的效率而已，商业本身是消灭不了的，除非要消灭市场经济。

曾经走访过一些专门服务于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也调研过一些小微企业，眼看着企业和银行在共生中共赢。若没有这些小银行，很多小企业就更加困难。现实里，我们真正服务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太少了。

相比于传统的民间金融，互联网金融的运气好得多，至少到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政策层面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甚至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其实，不管怎么看，现在的互联网金融也都是“民间”金融，只不过利用了“互联网”的手段而已。你看P2P、众筹、第三方支付，哪一个不是“民间”的？

政策上对民间金融一直谨慎提防，但是对互联网金融却比较宽松，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一个可能性，是近年来我国对于民间金融的包容性也在增加，虽然不如人意，毕竟也没有一刀切取缔。更大的可能性，则与我国政策层面一直以来对“高科技”的崇拜有关。

因为一直落后，一直在追赶，我们对于科技创新的力量一直是认的，科技兴国的理念一直深入人心。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美国刚刚兴起，是理所当然的“高科技”，国人见了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也自然礼让三分。用“高科技”包装已有的商业模式，是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企业家们心知肚明的。

其实，有了政策空间，即便没有互联网，金融也照样能发展起来。美国版的“余额宝”，也就是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兴起和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由于Q条款的限制，银行不能向活期账户支付利息，其他账户的利息限制上限，但是当时通胀水平很高，市场急需高利率的固定收益产品，于是货币基金就在当时的银行体系之外应运而生了，并且开始提供支付服务，相当于一个活期存款账户了。因为在银行体系之外，这种货币基金账户不受Q条款的限制。当时没有互联网，但是市场里有需求，政策上有空间，就发展起来了。

（本文写于2014年4月15日）

金融改革是系统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点点推进的空间其实不大，很快就会碰上体制和监管的瓶颈。

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给人们这样一种希望，就是“倒逼”金融改革，促进我国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整体金融效率。这种美好的希望能否成为现实？“倒逼”能走多远？会碰到什么样的坎？不妨先来看看现实中的情况。

其实，传统金融企业“触网”，利用互联网改善自己的服务，早就发生了。你看各大银行、券商、保险公司都有自己的网站，在网上可以完成很多种类的业务，包括开户、销售、转账、缴费、证券交易等。以前有个事情就要跑银行，现在很多银行业务在家就可以完成，甚至在路上用手机就可以完成。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不仅开始了，而且已经很深入了。这不奇怪。互联网本质上是信息传播的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各种商业交易的成本，谁都可以用，用来设计新产品，改善服务，增加竞争力。

冷静的观察者会注意到，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互联网金融虽然早有发展，但是远不如在国内火热。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它们的传统金融比较发达，没有给新的金融企业留下太多空间。新的金融形式，包括P2P贷款、众筹、第三方支付等，规模并不大，并没有对已有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形式，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传统金融企业的信息化，或者说“触网”，利用互联网设计新产品，改进服务。传统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使得自己更强，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留给新金融企业的空间就更小了。

理论上讲，我国传统金融也可以走这样一条道路，直面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竞争，利用新技术成长成不仅更大，而且更强、更有效率的企业，演化出更有效率的金融市场。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一节提到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大概也隐含了利用互联网金融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这一层意思。

可是，这一美好希望要面对理论和现实的多层拷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历史上，是什么阻碍了银行、券商、保险公司成长为更强、更有效率的企业？遇到了什么阻力？互联网能清除这种阻力吗？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只要运用简单的“比较法”，找出和美国其他国家的异同，不难寻得答案。互联网各国都有，金融各国都有，可是各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差异很大，和各国的监管体制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终究也要碰到监管这面墙。倘若监管体制不改变，互联网金融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倒逼”金融改革的愿望，也会落空。“倒逼”是一个充满期许的词，可是碰到“体制”“监管”这一层层很硬的墙，撞得开吗？

看起来会很难，至少不能太乐观。关键的一点，在于金融改革是系统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点一点推进的空间其实不大，很快就会碰上体制和监管的瓶颈。

举一个例子。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的快速发展，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余额宝从2003年6月成立，短短半年多达到5000多亿元的规模，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募基金，堪称典范。

然而，细心的观察者会注意到，余额宝其实是绕开传统银行业的监管，做了一个搬运工的工作，把居民储蓄从利息只有0.35%的活期存款账户搬运到利息达到6%以上的货币市场，利用的是巨大的利差导致的套利空间。活期存款是银行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这必将对传统银行形成压力。几大银行用集体抵制来反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种竞争是好事情，竞争才会导致进步，其中出现摩擦很正常。需要深究的，是背后真正的阻力在哪里。银行的人会说，我们在重重监管之下，而“宝宝”们则几乎不受监管，我们的资金成本比看起来高得多，我们才是“不正当竞争”的受害者。要改革，先把加在我们头上的枷锁拿掉，大家一起“正当竞争”，看看谁厉害。银行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有底气，因为毕竟在市场里打了这么多年，不仅积累了资金，还积累了人才、风险控制等全套的金融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多优势的。特别是风险控制，那是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建立的。

要理解银行的不满，不妨举个例子。我国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5%，中小金融机构为17%，此外还有75%的存贷比的约束。这意味着银行有超过1/5的资金是不能进行放贷赚取资金利润的。假设银行放贷的平均利率是5%，那么银行全部资金的平均利润就被打下来20%，只剩下4%了。一个百分点，对于银行可是个很大的数字。

20.5%的存款准备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得离谱的数字。为何会维持这样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一个视角。左边资产方最大的是外汇储备，现在大约3.9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对应的是外汇占款，就是央行大把买进外汇储备时形成的基础货币，现在这个数字是27万亿人民币。央行的总资产在32万亿人民币左右，所以，央行的资产方基本就是外汇储备。

央行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很低，大致等于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减去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率，这几年算下来大概也就1%~2%。这样央行也就不能为自己的负债付出更高的利率，否则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没法平衡。采用的办法，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用这种方法锁住外汇占款，而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是很低的（法定和超额分别是1.62%和0.72%），这样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才可以平衡。形成的结果，就是央行负债的很大一块，是存款机构的存款准备金。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是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因此就要用一种办法来补贴商业银行，现实中就是我们看到的存贷差。这种压低存款利率补贴商业银行的方式，最终补贴的是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低收益率，最终买单的是所有的储户。(www.xing528.com)

换个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倘若央行释放基础货币不是通过购买外汇，而是通过购买国债，而国债可以提供大约4个点的收益率，而不是1~2个点，那么央行就完全不需要用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来锁定资金了，也就不需要用存贷差来补贴商业银行因为存款准备金的损失了，利率市场化的这个障碍就没有了。

这个逻辑链条的核心，是汇率与利率的联动，压低汇率导致产生大量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收益率低导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压低存款利率。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要先改革。最近央行把汇率每日浮动范围从1%增加到2%，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下一步应该是进一步减少对汇率中间价的干预，更多地让市场力量决定汇率。现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成为压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块大石头，也要通过调整汇率，鼓励企业和居民海外投资来化解。

上面的简单例子，说明了一个核心问题，即金融改革的系统性很强，局部推进很快就会碰到“体制”的墙，监管也会随之而来。从一个简单的余额宝，不但可以引出利率市场化，还可以追溯到汇率改革。倘若不理顺汇率、利率这些源头上的基础性制度，恐怕互联网金融难以走得太远，“倒逼”的美好愿景也难以成真。

（本文写于2014年4月22日）

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信息和噪声都在快速增加，对分析数据、提炼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中介的作用不但不会被取代，而且会增强，并利用新技术演化出新的形态。

有关互联网金融的讨论中，“脱媒”是一个常见的词，意指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便利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易的进行，削弱了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借用互联网的强大信息交换功能，让资金的出让者，也就是储蓄者，直接面对资金的使用者。这样，互联网金融中完全不需要传统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

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提法。试想，现在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挣了那么多钱，其实都是从储蓄者和借贷者的收入里分了一杯羹，而且是好大的一杯羹。倘若互联网金融可以完全取代它们，就是相当于替储蓄者和借贷者省了钱，相当于节约了社会资源，当然是极好的事情。

可是互联网金融真的有这个魔力吗？从两个角度看，都让人心存疑虑。

首先，国际上有这样的先例吗？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发达，而完全取代了传统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了吗？看起来不仅不是这样，甚至还是相反的。早先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得并不好，远没有在国内这样火热。而且，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传统的金融企业“触网”，利用互联网成为更大更强的企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服务，赚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钱。

当然，我们也不必“言必称希腊”，国际上没有的事情，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不能有。可是，我们还是要想想这样的事情为何在别的国家没有发生，是什么因素阻挡了这种事情的发生？这种因素在我们这里存在吗？要是不存在，当然就没有问题了。

这就要谈到让我们心存疑虑的第二点，就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为什么会存在？互联网会根除这些因素吗？看起来会很难。金融中介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收集和处理信息，克服交易双方之间的不对称信息。这一点，完全依赖技术手段，不依赖于中介机构和市场设计，很难完成。

比如说，传统银行的重要业务就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吸收存款的关键在于储户信任你，相信来提钱的时候你能还本付息。解决这个问题，早期是用抵押的方法，富人才能开银行，身家资产都是抵押。银行开大了以后，自身资本金充足，本质也是一种抵押。后来演化出存款保险，加上了政府信用。其实，吸收存款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活，有抵押就可以了。

发放贷款就不一样了。把钱贷给谁，区别很大。找对了主，本金能回收，还能赚利息。找错了主，利息泡汤不算，本金也回不来。想想一笔贷款利息是5分的话，坏了一笔就相当于20笔白做了。

存贷业务的关键是贷款质量，也就是找对贷款人，信贷经理们干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么互联网能取代他们吗？答案是否定的。互联网是信息传播手段，而不是信息识别、分析手段，分析还是要人来做的，不管是用传统的当面交流加拍脑袋的方法，还是借助新的技术、模型手段，都离不开人，离不开雇用这些人的金融机构。

举例来说。在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传播，真的假的都有。其中包含的究竟是“信息”还是“噪声”，就需要人的进一步分析。在所谓的大数据时代，数据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信息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数据里面包含的噪声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信息的增长速度。于是，过滤噪声，去伪存真，从数据里面提炼信息的需求就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数据时代，其实也是“大噪声”时代。大噪声时代，对人们的分析数据、提炼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而不是更低的要求。

这些，都不是冰冷的机器和互联网可以做到的。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现在不好定论。但是迄今为止，人工智能还都是“人工”的智能，是在人的智力指导下的智能，还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迄今为止，互联网也不能独立完成数据的分析，更不能独立完成信贷的决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还是会继续存在以完成这些功能。

其实，倘若人类真的进入“机器智能”的时代，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人类真的会完全相信机器吗？真的会让机器决定人类社会的金融运作吗？这带着科幻色彩的问题，还是留在科幻世界里去探索吧。

看起来一个更合理的演化方向，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态会发生变化。直接融资的发展，也不是消灭了金融中介，而是用直接融资的中介，比如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等，代替了间接融资的中介，比如商业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金融中介不会消失，金融市场依然存在，但是中介的形态会变，市场的运作也会变。适应这种变化的人，会在市场里面找到机会。

（本文写于2014年4月29日）

既然企业选择了理财融资，其他的替代融资成本一定更高。换一个角度讲，理财是增加了一个供给资金的渠道。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增加供给是会降低价格（融资成本）的。

听说有个火热的观点，说理财产品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听来不禁一惊。这话什么意思？倘若如此，现在企业融资成本这么高，日子这么难过，是不是要开始整顿理财产品了？找来原文一看，果然如此，文中说“要下决心整顿金融的同业业务和各类的理财业务”。

看到这样的话，那是要被吓一跳的。我平头小百姓的钱，刚刚能拿到5%左右的理财利息，又只能回去拿0.35%的活期存款利息了？这点钱在领导、富豪们看起来或者不多，可是小百姓没什么投资门路，股市这么差又不能投，房子那么贵买不起，而且还要限购，怎么办呢？事关草民那点蝇头小利，不由得往里多想一层。

先算一笔大账。全国40多万亿元的储蓄存款，这是理财产品潜在可以吸引的钱。一个点的利差就是4000多亿元，平均储蓄利率按两个点算，理财产品利率保守按5个点算，中间的利差就是3个点。如果40万亿元的储蓄不能理财，算起来就是12000多亿元的利差，这个钱就从小百姓的账上划走了。每个人损失不算太多，可是人口多，储蓄总额大，加起来就是很多钱。这12000亿元，分起来是很大的一块肥肉，估计很多人都会垂涎的。

怕自己理解错误，仔细再读原文，看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文章论证严密，层层递进。比如文中举了一个例子，浅显易懂，说公众拿钱到一家银行购买利率8%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再加3个点，11%走通道，通道的特权机构再加3个点，就进入实体，14%左右，这层层加码，就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乍看起来，这没什么不对呀？雁过拔毛，每过一道手，企业的成本都要加一层。可是，逻辑到这里远没有完，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还要继续刨根问底问下去。

第一个问题，一层层把利率加上去了，企业为什么还会接受这么高的利息成本呢？资金太贵，不借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借？一定有原因的。容易想到的，是项目进行到了一半，不得不追加资金，或者是短期运营资金出了问题，要应急。这几年企业经营经历宏观、微观、国际、国内的冲击，这些事情发生是常有的。给定这些资金需求，企业才愿意出这么高的利息借钱。否则，企业大可以不借。

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企业的资金需求不一定合理，不一定要满足这些不合理的资金需求。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属于另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可以追本溯源，具体看看企业的资金需求到底合不合理，要不要满足，不合理的大可以从源头上进行治理。毕竟，治病要从病根入手。不用一刀切，乱吃药，治理理财产品，切断小百姓的那一点投资门路，除非小百姓的身体吃药吃坏了根本不心疼。

第二个问题，给定企业的资金需求，理财产品真的会提高利率吗？其实恰恰相反，理财产品其实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的。企业融资无非是股票、债券、贷款、上下游应收应付款、民间借贷几条路，企业倘若能拿到利息更低的资金，哪个傻瓜会去拿利息更高的资金？除非这个钱不用还。借钱没打算还的个案不是绝对没有，可是大部分产品应该不是这样的，否则理财产品已经发了好几年，大规模的违约早就发生了。

现实中，理财往往和信托联系在一起，这些项目银行融资很难，发债的成本也很高，发股票更不可能，万不得已才付这么高的利息走信托和理财这条通道。倘若没有信托和理财这条道，这些项目可能就融不到资，或者寻找其他的融资通道。

既然企业选择了理财，其他融资通道的成本只会高，不会低，否则企业不会舍低求高，多付利息成本。

从这个角度讲，理财产品不但没有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道理其实很简单，可行的替代融资成本一定更高，这是企业的选择已经表明了的。换一个角度讲的话，理财是为企业增加了一个供给资金的渠道，增加了资金的供给，增加了资金供给方的竞争，供给增加怎么会提高价格呢？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增加供给是会降低价格的。实在是不懂，至少原文没有解释。

第三个问题，上面层层加码，推高利率的逻辑，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仔细推敲的话，问题出在推导的方向反了。看起来是银行和特权机构分别加了3个点，把企业的借贷利率从6%加到了14%。实际上，逻辑的方向是反过来的，是企业处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出14个点的利率来融资，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融资途径，然后银行、特权机构、出资人来分享这14个点的利息。最后呢，银行拿3个点，特权机构拿3个点，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得到8个点。

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定价问题，分析思路有两种。第一种是成本加成定价，层层加码推高融资成本的思路，就属于这一种。第二种是市场需求定价，后一种思路，即企业融资需求不得不付一个高利率，然后资金供给方和各种机构分享这个高利率，属于市场需求定价。成本加成定价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不能回答企业为什么愿意付一个这么高的成本来借钱。

其实，倘若相信企业是理性的，那么立即就可以推出两句话：（一）企业一定没有利率更低的融资方式了；（二）任何以更低的利率给这家企业融资的个人或机构都是傻瓜。我智商不高，万万不敢随便说谁是傻瓜，尤其是市场里拿着真金白银打拼的人。倘若有人认为企业是“不理性”的，那么为何不从这个“不理性”入手考虑问题，从病根入手治病，而是治理理财产品这个小百姓难得的投资通道呢？

治理的方法复杂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倘若是增加信息透明度，防止诈骗，估计没有人反对，这是所有金融产品需要满足的条件，也是金融服务努力的方向。无论如何，也不用加一个“理财产品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罪名。

成本加成定价，是一个常见的错误，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要算房地产了。很多人以为是地价高了，而地价是房价的大头，所以地价推高了房价。可是房价高了，为什么大家还买呢？嫌贵可以不买的。北京、上海的房子这么贵，还是很多人买。偏远农村的房子这么便宜，一栋房子也就十来万元钱，在北京也就买两三平方米，可是还是大面积空置。农村人为什么不把地价定得高高的，然后把房子推高，卖得贵贵的？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没有人做。成本加成定价的谬误，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大城市房子贵，还是因为大家看好大城市房子的价值，不管是居住价值还是投资价值，才愿意出一个高价来买。一旦购房人出高价买了房子，开发商、地方政府就可以分这笔钱，地价归地方政府，利润归开发商。这和上面企业愿意出高价借钱，然后投资人、银行、特权机构分这个利息的道理是一样的。

企业融资成本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粗看起来的方向，应该是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打通更多的融资渠道，促进各个融资渠道之间的竞争，利用市场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样才会最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中国的事情最忌扣“帽子”。帽子一扣，什么创新改革都容易停滞不前，甚至胎死腹中。银行理财产品作为现有金融体系下的一个创新，当然会有不足之处，不过要是加一个“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莫须有的罪名，再配上“整顿金融的同业业务和各类的理财业务”的决心，恐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支持金融改革，支持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发展等），就难免又成了镜花水月。

（本文写于2014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