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增长难题：关注长期效应

索洛模型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经济增长是需要投入的，投入不增长，产出就不会增长。投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还有人力资本。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城市化，户籍政策对移民的限制，大幅降低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损失了天量的人力资本，是最大的浪费。

罗伯特·默顿·索洛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因为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贡献，荣获198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索洛的贡献，其实是有很多批评的，尤其是制度学派的学者，批评其研究的是增长的表象，而非增长的原因，误导了后人研究的方向。甚至索洛本人，也曾表示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视不够。

要理解索洛模型的是是非非，还要回到索洛模型本身。索洛用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描述经济增长，产出（Y）是投入的函数，投入包括资本（K）、劳动（L）和生产技术（A），可以表达为Y＝F（A，K，L）。在生产技术给定的条件下，产出由投入的数量决定。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长期内的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决定，而索洛模型里面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在索洛模型里，如果假定不同的经济体采用相同的技术，那么不同的经济体都会趋同到接近的收入水平。

对于索洛模型的批评，首先来自这个“趋同”的假说。实际当中观察到的，并不是趋同，而是分岔。远的不说，“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比其他国家还要快出约1.2个百分点，75年来实际收入差距拉大了一倍以上，呈现明显的分叉而非趋同特征。世界主要地区中，只有亚太地区的平均速度比OECD国家快，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的先后发力，功不可没。

然而这个趋同的假说，并非索洛模型的死穴，只需解释为何不同国家的生产技术不同，就可迎刃而解。而且，技术差异也与现实中的观察相符。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人力资本（H）在科学技术的研发、采用中的重要作用。科学的进步、技术的研发，都需要高水平的人才，这一点无须赘述。常常被忽视的，是技术的普及和采用，也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现实中，一些先进的技术在落后国家不被采用，与当地人力资本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笔者当然不否认其他因素（比如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然而技术需要人去掌握和使用，却是不争的基本事实。

后人对于索洛模型的最重要拓展之一，就是把人力资本加进生产函数，与资本和劳动这两大生产要素并列成为第三生产要素。更有甚者，用人力资本替代劳动，与资本并列为两大生产要素，其实不无道理。理论上可以把劳动者分解为“原始劳动力”和“获得的技能”两部分，然而实际上这种分解很有问题。好的营养、有规律的作息、花时间锻炼身体等，都可以帮助保持健康，增强体质，都可以被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那么，一个人的健康和体力，是原始的劳动力还是获得的技能？这种分解在概念上和操作上都存在困难，而且不一定必要。

倘若考察拓展版的索洛模型，就会发现其实索洛说对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经济增长是需要投入的，投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还有人力资本。投入不增长，产出就不会增长。

最近我国的经济增速在下降，既有宏观调控的因素，也有潜在投入的增长开始缓慢下降的因素。要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来一一分解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生产技术这四大要素。

我国的投资增速一直很高，投资占GDP比重也很大，资本总额的增长无须担心，需要担心的是资本的质量、形态、包含的技术成分等方面的因素。劳动人口数量是一个容易测量的变量，近几年不仅增速在下降，绝对数很快就会下降，这是一个近年来讨论中被普遍认同的担忧。资本增长没有更多空间，劳动力数量即将下降是既定事实无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增长，就只有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这两项“软指标”上下功夫了。而技术进步也要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看来人力资本成了根本性的东西。

提高人力资本可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加大学校教育投入，包括初、中、高各个层级的教育，以及职业教育，这是学校教育，人们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和技能。其次是增加社会学习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人们自由择业的机会，在自己喜欢的职业上积累技能。我们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得很多，但是对于社会学习的重要性说得比较少。一个日常的观察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工作环境里，人们的观察和学习不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技能和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这就是社会学习的影响。

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移民，人力资本理论的大师们，比如西奥多·舒尔茨和罗伯特·卢卡斯，都强调过移民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从落后的地方移民到先进的地方，学习先进地方的生活和工作技能，然后反过来为先进地方服务，做高收入的人们不再愿意做的工作，让他们可以专注于收入更高、更有意思的工作，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积累了能量。

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移民，就是城市化。然而，现行政策下，对于移民有诸多限制，农民工不能完全参与城市生活，只是作为简单生产的劳动力存在。这种做法源于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固然减少了城市在短期需要支付的成本，但是也大幅缩短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严重伤害未来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减少了亿万农民的社会学习机会，白白浪费他们的巨大学习潜能，损失的是天量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换来的仅仅是短期内城市生产生活成本的些许降低。所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的资源浪费。

（本文写于2012年1月7日）

索洛强调了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没有解释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如何发生。很多人都同意制度的重要性，但对于制度如何建立，依然知之甚少。

索洛指出，经济增长需要要素投入，最终总可以归结到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这些东西，因而教育、医疗、职业培训、在职学习、投资、研发这些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技术的活动，终究都是可以帮助培育经济增长的潜力的。反过来也对。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终究要积累这些要素，否则增长就没有了原材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

这个道理就是索洛模型的基本内容，非但不复杂，反而很简单。索洛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这一分析框架，对后世的分析乃至政策制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索洛本人也因而获得诺贝尔奖。模型虽然简单，道理却是过硬的：没有投入，哪有增长？

但是即便这样简单的道理，在现实中也常常被忽略。比如说，讨论中人们常常会说过度投资，增长不可持续，这样的说法在投资占GDP比重比较高的背景下很容易得到共鸣。可是不投资的话，物质资本的积累受影响，物质资本中蕴涵的先进技术也不能实现，就业机会减少，岗位培训、干中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终究是不利于中长期增长的。

由于投资比较多，而且有一些坏项目，讨论中人们更倾向于关注投资的负面效应，对于投资的正面效应关注不够。其实直到2011年，资本回报率依然较高，过度投资的证据并不足。2012年以来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投资回报率也显著下降，但是这与宏观调控、政府换届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很难说预期的未来长期平均资本回报率就一定已经很低了，周期性的因素和长期的考虑要分开来看。

而且，增加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降低交通运输、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成本，是会减少交易摩擦、促进生产、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对过度投资的担忧，有时是对投资效率的担忧。但这其实是两个概念，应该分开来看。通过反腐等措施提高投资效率，估计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道理说到这里其实远没有说完，关于增长，有很多重要的话索洛都没有说。索洛模型没有回答的，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技术这些要素为何会增加。倘若这些是增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去使劲办教育、搞培训、做研发、买设备、做投资呢？落后国家都可以做这些事情，积少成多，慢慢发展，为什么没有做？我们改革开放前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做？看起来，这些事情没那么好做，做成了，就是增长。可是谁能做成？为什么能做成？在什么条件下能做成？索洛模型并没有回答。因此，索洛模型所研究的，并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索洛模型和有关的理论对于政策制定的参考意义有限。

那么，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好”的制度，比如清晰的产权制度、良好的法治环境、公平的交易规则等。有了这些制度，人们就有动力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物质资本的投资、技术研发的投资，财富就会积累，经济就会发展。

而且，很多人在这么回答的时候，脑子里其实是有一个原型的，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式。英美的经济成功毋庸置疑，各国的经济发展，大多吸取其中的成功因素，中国亦不能例外。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朝鲜半岛，这些难得的“自然”实验，鲜活地证明了制度对于经济繁荣的重要性。

可是好的制度如何建立，就远没那么简单了。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想如何复制，或者借鉴英美的制度。可是现实中，很多国家的复制都不太成功，“二战”以后非洲国家的经验是典型的例子。有时一开始看起来不错，可是不久就走形，矛盾激化，甚至走回头路。或者，经济体系是作为一个复杂、全面的系统在运行，植入一部分市场的元素，未必能够保障市场的运行，有时候反而成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滋生等不良社会现象的工具。

倘若仔细比较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基本的元素虽然差不多，但是细节上还是千差万别，甚至差异很大的。东亚的日本、韩国，是后发国家成功发展的典范，可是其制度特点，也在很多方面显著不同于欧美。比如日本的企业很庞大，而且用人制度很僵化，论资排辈现象很严重，和美国的企业用人制度差别很大，看起来很像我们的国有企业，但是依然可以出现很多世界顶级的企业。制度之依附于具体的条件和环境，由此可见一斑。如何学习成功的模式，依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一个可以初步做出的判断是，至少对于大的经济体而言，复制并不可行，借鉴、引入好的元素，促进自身向更有效率的方向演化，是更可取的思路。

近年来得到较多认可的一个观点是，繁荣其实是一种偶然。好的制度的建立和发育，其实没有可以复制的模式。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的制度，其实和一系列偶然事件有关。黑死病使得英国失去一半人口，劳动价值得以提升，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皇权相对被削弱，又使得在后来的远洋贸易中民间力量得到发展，形成了较为均衡的力量对比，使得各方的谈判有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比较而言，强大的西班牙政府，在远洋贸易中则无须借助民间力量，而是借助皇权进一步攫取资源，没有建立能够包容民间力量的制度。南美和北美作为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地，就此埋下了制度差异的种子。在繁荣的道路上，也渐行渐远。

当然，上述西班牙和英国的对比，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未必具有普适性。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改朝换代，也多次经历了严重的人口减少，可是却没有促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或者，历史的演化真的是多种因素的聚会，我们还没有找到简单的、普适性的规律。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历史演化的理解，其实停留在搜集史料、讲述故事的阶段，并不能提炼出什么规律。评书中常说的“风云际会”，多少有一些不可知论的色彩，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至少没有说一个牵强附会的道理。

倘若能够心平气和，那么我们所知道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观点，大概也都只是代表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某种理解和猜测，不必太当真。太过执拗，其实是忽视了我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无知。笃信市场的人自然会为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如人意而心急如焚，可是改革哪里会尽如人意？哈耶克发明过一个词叫作“致命的自负”，讲的是计划经济的管理者高估自己管理经济的能力，把计划经济的弱点暴露无遗。其实反过来讲，我们对于自己如何在一个全新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也知之甚少，亦不能表现出另外一种“致命的自负”。

如何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借鉴盎格鲁–撒克逊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据粗略统计，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10亿多一点，不到我国的人口总量。从统计分析的角度，中国算一个样本的话，那么所有成功的经验最多也只能算一个样本点。因此，对于所有的成功经验，都要有鉴别地吸收借鉴。特别是，其他国家中经验的细节，要仔细琢磨。倘若照抄几条市场化的教条，恐怕效果不会太好。

把索洛说了的和没说的放在一起，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索洛模型强调的各种要素的作用，其实是更深层的制度的结果和表象。讨论增长，不应只关注增长本身，特别是短期的增长本身。深层的改革，才是中长期增长的基础。

（本文写于2013年7月31日）

物理学的测量很准确，“测不准原理”体现了物理学的精益求精。经济学很多东西测量误差极大，解读要格外小心。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前一阵子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主题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问题很重要，因为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事关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也事关对下一步的经济形势怎么看。正因为如此，参会的人也很多。

毫不夸张地说，TFP是宏观经济讨论中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在政策讨论中也引起很大关注。开完会，觉得这个重要的概念中已经掺杂了很多误解和噪声，甚至已经开始以讹传讹了，须得加上两个注脚加以澄清。

学术里面误解和噪声越来越多不奇怪，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学术产品的检验很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你看学术文献里彼此打架的就很多，一些大牌学者甚至因此老死不相往来，也蛮可爱的。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比武打倒就算赢，比文怎么才算赢？说不清的。好在学者的话听听就好，听不懂就不听，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我国学术基础差一些，国人对学术特别是西方传来的学术还有崇拜甚至迷信的情节，有时候有点太把学术当回事了。加两个注脚澄清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加注脚之前，先解释一下概念。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国产出增加中不能用生产要素增加解释的部分。简单说，产出增加了，要么是要素投入增加了，要么是要素使用的效率增加了。用产出的增加减去投入的增加，就得到了使用效率的增加，通常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称呼，意思是说这个概念衡量的不是要素的贡献，而是所有要素“揉”在一起使用时的效率。这个定义很简单，包含的信息量却不容小视。

首先，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产出增加中要素增加不能解释的部分。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加中我们“不明所以”的部分。用半个世纪以前莫塞斯·阿布拉莫维兹（Moses Abramovitz）的话讲，TFP衡量的是我们的“无知”。这个“无知”，常常被解释为“技术进步”，因为投入不变，产出增加，自然而然就是技术进步。这个技术进步是广义的，既包括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包括组织效率的进步。比如说，因为激励机制的改进，“窝工”减少，“出工不出力”减少，这都是广义的“技术进步”。

其次，这个定义也表明了计算TFP的方法，就是拿产出的增加减去要素投入的增加。原理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操作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也是本文要加注脚的地方。

注脚之一，TFP的测算是很不准的。要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就要测出产出的增加和要素投入的增加，二者之间的差值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问题是，产出和要素投入都是很难测量的。比如说，前些年国际上一直怀疑中国的GDP被高估了，因为这么高的增长率难以置信。后来在2004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普查，结果都是低估了，特别是服务业产值被低估了，分别把GDP上调了16.8%和4.4%。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束之后，国家统计局又把2013年的GDP上调了3.4%。

产出的测量不容易，要素投入的测量则更难。比如说，最重要的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劳动力好处理一些，就是数人数。但是“人力资本”，也就是人的“技能”，怎么测量？大家都知道，“技能”是个很多方面的东西，很难用一个数字描述。目前常用的做法，是用教育水平来衡量人力资本。可是大家都知道，教育这个东西的质量差别很大，在哪里受到的教育，什么层次的教育，差别很大。如果说初等教育是学会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数教育年限就是个勉强可以接受的近似估计，那么中、高等教育里面的问题就大了，很难用教育年限这一个数字来衡量人的技能的增加。何况，了解我国的教育质量的人，对这个问题估计都会很担忧。

有一个实际的情况特别能够引人深思。1999年的时候，我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当时的动机之一，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1999年之前，高校招生年均增长在8.5%左右，1998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108万人，报考人数320万人，录取率为34%。1999—2012年这14年间，报考人数一路增加到685万人，年均增加14%，录取率也一路增加到75%。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报考人数达到1050万的顶峰，其后已经开始下降，录取人数的进一步增加完全来自录取率的增加。那么问题来了，大学生人数的增加，是提高了人力资本，还是降低了人力资本？对于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人来说，这是个大大的问号。

更重要的是，人的“本事”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学校里得来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工作岗位上学到的，这又怎么测量？工作经验的年限是一方面，做什么工作也是一方面，跟什么样的团队一起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现实中的技能千差万别，在不同的岗位上学到不同的东西，岂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能衡量的？

尽管经济学家们都承认存在这么多问题，但是不妨碍他们继续用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年限来测量人力资本。经济学家讨论时喜欢用诸如这样的理由过关：“这是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指标。”“没有更好的指标了。”“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找最好的指标了。”

这些话都没错，只是如果他们口中的“最好的指标”误差依然很大，经济学家们是否有告知义务？比如说在显眼的位置明确标明误差范围可能是（–50%，50%）？就人力资本测量而言，我们甚至不知道测量的误差有多大，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正确的测量是什么。

再比如说物质资本，也就是道路、厂房、机器这些东西，实际计算时多以投入价格计算。投入价格是真金白银，测量误差应该相对小很多，但问题依然很大。比如说，盖栋大楼是投资没错，买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灯具来装修还是投资吗？这里面的含义是，投资的数额被高估了的话，TFP就被相应低估了，因为TFP是产出减去投资和其他投入剩下的残差。投资过程中存在诸多腐败和“漏出”的因素，比例很难估计，据此测算的TFP很不准确。这是关于TFP的第一个注脚。

关于TFP的第二个注脚，是在解读TFP时，要非常谨慎，千万不能过度解读，过度用这个指标说事。原因之一，就是TFP的计算很不准。基于一个很不准的指标，当然要很小心。比如说，经济下行的时候，产能利用率低，算出来TFP就会下降，这其实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和技术进步没有半毛钱关系，万万不能解释成技术进步放缓。其实，这里的TFP下降是经济周期的结果，而不是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原因。原因之二，是这么度量TFP在原理上也是需要商榷的。比如说，一个企业购买一台先进的机器，这是投资，在计算TFP的时候，这个是投资，需要从产出中扣除。可是，机器不是一堆钢铁，而是包含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投资”中是“嵌入”了技术进步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技术进步是要算在TFP里，还是算在投资里？

从概念上讲，这个是要算在TFP里面的，因为这就是技术进步，不打一点折扣。可是实际操作中，这个是计入投资的，因为这个技术进步是包含在购买的资本品当中的。这样做的结果，是TFP又被低估了。

这种低估，在后发国家可能要更为严重一些。因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就是大量购买先进设备，大量雇用工人，生产大量产品，同时因为基础设施落后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投资增加速度很快，导致计算出来的TFP增加很少。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过程中没有技术进步吗？看看这些年我们产品质量的显著变化，看看我们研发能力的进步，虽然还是相对落后，但是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TFP的进步被大大低估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讨论中对于投资与技术进步关系的一种误解。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的，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可是，投资和技术进步并不是相斥的，投资恰恰是技术进步的载体，投资里面就包含了技术进步。试想，没有投资，不购买先进设备的话，技术进步怎么发生？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这种误解，不仅初学者会有，经济学大家也会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就是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教授在贸易和区域经济领域有卓著贡献，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功力毋庸置疑。但是，他1994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很少为由而断言“亚洲无奇迹”，却是值得商榷的。

克鲁格曼无疑是幸运的。文章发表三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克鲁格曼因此声名鹊起。可是，事后看，亚洲四小龙在危机之后迅速恢复，是战后少有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固然经历了危机，可是发达国家也有经济危机，怎么没有人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TFP贡献少？其实，亚洲四小龙的快速投资中包含了快速的技术进步，TFP被大大低估了。

测算上看，发达国家的增长中TFP的比例高一些，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增长是在更长的时间里缓慢发生的，投资率低一些，因而包含在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占总的技术进步的比例低一些，算出来的TFP就高一些。换句话说，后发国家和先进国家技术进步的方式不同，不好基于TFP做比较。

克鲁格曼的这一误读，其实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很多异议。著名的林毅夫和任若恩教授专门撰文反驳，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包含了技术进步。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罗伯特·索罗早在1957年就曾撰文指出投资中嵌入了技术进步。只可惜，人们吸收信息有很大的选择性，这些真知灼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TFP继续被误用和误读。

行文至此，想到物理学上的有一个概念叫作“测不准原理”。其实物理学的测量是很准的，精确到微克、微米都不算什么，还设计出射线显微镜来测量电子的坐标。只是因为这个坐标受到测量工具即射线本身的影响，因此有“测不准”一说，可见物理学家精益求精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态度，使得物理学和工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物理学家偏偏强调说自己测不准，还要弄出个带着哲学思辨色彩的“测不准原理”。

和物理学比较，经济学的测量是很不准的。比如说，GDP的测量就有很多问题，灰色经济很难统计，差20%很正常。再比如，本文所言的TFP的测量更是存在一大堆的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误差到底有多大。可是经济学家整天强调测量，没有数据就不成文章，全然不管自己的测量误差有多大。而且，也不用实际的观察去校准，硬是基于如此粗糙的测量来说事，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的科学精神？为了发文章，经济学家们也是蛮拼的。

最后需要加一句话，经济学的测量很不准是个客观的困难，不是说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字说事，能用的时候还是要用的，但是对自己使用的数字的含义和局限性要有清楚的认识。

（本文写于2014年12月26日，原文标题《克鲁格曼的误导》）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增长的潜力总是很大的。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今天做什么，是今天决策的结果。这世界上，并不存在“自然而然”的增长率。

作为一个靠教经济学糊口的人，笔者最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到底是多少？言下之意，过去那么高的增长率看来很难持续了，但是还剩下多少呢？正面回答的话，我的答案是“不知道”。被问得不耐烦了，我会反问：倘若站在1978年测算当时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是多少？1978年改革还没有开始，估计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后来的“中国奇迹”。

倘若1978年太遥远，不妨看一下1998年。当时中国经济进入严重通货紧缩，银行惜贷，企业破产，国企倒闭，职工下岗，农民工回乡，WTO谈判进入僵局——后来谈成了还被不少人骂“卖国”，高喊“狼来了”，说“民族工业危在旦夕”。那时候，又有谁“测算”到了后来中国经济十多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

笔者对这个问题不耐烦，不是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枯燥的数字其实事关无数人的福祉。GDP增速从2007年的超过14%，一路下行到目前的7%左右，正好腰斩，而且看起来还要下行。你看，刺激政策一出来，过一两个月效果就没了，看起来更像是强心针，这说明“潜在”的增速可能更低。倘若潜在增速低于实际增速，那么任何刺激政策都是兴奋剂，最多有短暂的效果，却可能有长期的危害。反之，则说明经济增速还有上升的空间。所以，这个问题和货币、财政政策的制定，以及人们整天谈的股市、债市、理财，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过，和问题一样重要的，甚至比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问题的问法。好的问法，是正确答案的一半。坏的问法，则容易让人误入歧途，事倍功半。

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这样的问题，很容易传递出一种潜台词，就是这个增长率是“自然”的，是给定的，是和我们的所作所为无关的。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用“自然增长率”来替代“潜在增长率”的概念。可是，稍微看一下世界的长期增长历史，或者看一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都会明白，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的每一步增长，都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佛曰：种因得果。春天里种下什么种子，秋天里就会有什么收获。春天里什么都不做，秋天里就没有收成。明天的经济增长，并非是冥冥之中的定数，而是取决于今天我们做什么。

比方说，制度变迁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把现行的改革政策和由此引发的制度变迁考虑进去。不考虑制度变迁的静态测算，基本上都是耍流氓。

那么问题就来了，制度变迁的效果怎么量化到潜在增长率上？笔者好歹也在这个领域混了将近20年，据我所知，能把制度变迁的效果量化为经济增长率的工具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有号称这种工具存在的研究，但是倘若不大声强调自己的方法是极为粗糙的量化，误差范围为比无穷大还要大，也基本是耍流氓。

那么，换个问法：目前中国用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大不大？当然很大。一个坐拥全世界最多人口、最大市场的国家，人均收入只有高收入国家八分之一左右的国家，怎么会没有增长的空间？

关键在于怎么做。具体一点，在于怎么把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化解掉。比方说，现在城里整天喊着用工难、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竞争优势下降、产业被迫外移，可是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还有2.4亿，倘若把这些人中的一半从农业中释放出来进入工业、服务业，这些人的收入就要翻好几番，整体的人均收入也会增加很多，这就是经济增长。考虑到我国目前农场规模这么小，农业劳动力还有这么多，释放一半的农业劳动力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应该的。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这2.4亿劳动力不能进入城市就业市场？因素很多，重要的两方面是土地和户籍制度。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财产收入农户带不走，完全进城的人面临“失地”风险。另外，农民进城还面对落户、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人生地不熟等诸多不便，和当地人的排斥与冷眼。再加上农村的生活也已经大大好转了，这样很多人自然不愿意进城了。

随遇而安，本来就是人的天性。要释放隐藏在这些人身体里的经济潜能，就需要城市对他们更友好一点，吸引他们来。这样长期的蛋糕可以做大，对大家都有好处。倘若因为短期的困难不做这个事情，那么长期的好处也就没有了，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

除了劳动力以外，我国还存在很多资源错配，导致效率下降、产出下降，减少这些错配也会释放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比如，我们的大中型国企的效率虽然有所改善，但是相对于民企效率还是很低。尽管如此，国企依然占据着大量的信贷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能源等重要资源。倘若国企改革可以释放这些资源，则经济增长的空间又会大很多。

资源错配的例子还有很多，每一个领域的改进都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例子不多举，最后再说一下利率市场化。以前我国一直存在利率管制，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低了3个点以上，相当于是广大的储蓄户补贴借贷的企业。现在利率市场化已经有了大幅的进步，国民收入分配向家户转移，对于消费是重大的利好。消费增长又会反过来促进有关产业的增长，算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行文至此，可能会有人说：我问的不是中长期的增长潜力，“长期我们都死了”，我只关心短期、今年、这个季度的增长速度。好吧，这是个经济周期的问题，同样取决于经济政策，取决于政策上怎么做。所以，短期的“增长潜力”，倘若我们允许自己如此滥用这个术语的话，也是测不出来的。

（本文写于2014年12月11日，原文标题《中国经济还能牛多久》）

周期是市场的内在规律，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要允许波动和调整。保持长期稳定增长，要在理论和思路上取得突破，克服短期困难，做出实质性改革。

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说之所以把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在6.5%~7%，是因为6.5%的增速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翻番的最低要求。

要想在2010—2020年10年间让GDP翻一倍，年均的增速应该等于2开10次方，也就是年均7.2%。2011—2015年的增速分别为9.5%、7.7%、7.7%、7.3%、6.9%，5年累计增长45.9%。这样，为了实现翻番的任务，余下5年还要累计增长2/1.459＝1.373。5年增长37.3%，每年增长等于1.373开5次方，这样就得到了6.5%的增长下限。

上面的计算，没有超过小学算术的水平。小学生没学过开方运算，但是现在的孩子聪明，奥数都不在话下，用试错的办法很容易算出这些数来。据说，现在政府死保6.5%的GDP增速，与上述逻辑多少有点关系。

治大国如烹小鲜，上面的小学算术虽然简单，却没有错。只不过，年均增速6.5%，和每年都要达到6.5%，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简单说，今年增长6%，明年增长7%，平均起来也是6.5%，为什么每年都要达到6.5%呢？

波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没有谁的经济是直线前进的。河流总是蜿蜒向前，心电图也是曲线，除非是死人。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让低效企业破产出清，释放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资源，进行资产重组，是修复和提高经济体系活力的基本机制。这个机制，不但不可怕，而且还是经济体自我修复的基本动力。

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个试错的过程，出错是正常现象，成功是偶然现象，成功之后再出错也是正常现象。企业的破产出清重组，是纠错的过程，是市场经济的治疗师，这也是经济周期的基本原理。从直线到曲线，不过是小学算术往前走一小步，也没那么难吧？

死保6.5%有没有道理？仔细想，道理还是有的。死保6.5%背后的逻辑，可能是经济增速已经下行，今年都保不住，明后年就更保不住了，不如今年加把劲，多增长一点，为实现翻番目标打好基础。

可是，这又是小学生的简单线性思维了，甚至还不如小学生。上面的小学算术是对的，这里的线性逻辑却是不自洽的。其一，倘若经济增速下行，实际上保不住6.5%，那为什么要定一个实现不了的目标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虽然穷，但是看形势不好就治理整顿，反而为后来的增长打下了基础。其二，倘若尽管经济下行，但是实际上依然可以实现年均6.5%，那为什么要担心？二者中间，必居其一。无论如何，担心是于事无补的。

笔者以为，倘若政策得当，年均6.5%的增速还是有可能实现的，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空间还很大。关键是怎么做。倘若不做实质性的改革，以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6.5%的年均增速，不是不可以，代价会很大。投资还是得快速增长，在民间投资下行的情况下，投资“国进民退”的局面还得延续，国有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还得扛大梁，票子还得发，杠杆率还得上。讨论了十多年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还是得持续下去。

能持续多久呢？以目前的态势，持续到2020年可能有点难，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穷凶极恶的增长，必然带来穷凶极恶的后果，是为下下策。

另一方面，倘若改革推进顺利，实现6.5%的增速也不是难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并不遥远的1998年，我国推动了1978年以来最大的一轮国有企业改革，6000多家国企倒闭，3000多万国企职工下岗，可谓惨烈。惨烈归惨烈，此后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下岗的国企职工重新就业，反而找到了一碗饭吃。留在国企里面的，反而面临再就业的困难。

仔细看那一轮改革，其实为后面的增长打下了基础。3000多万下岗职工，其实是释放了3000多万优质劳动力。因为比农民工早接触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这些人其实比农民工更加能干，是后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骨干力量。要知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时候，也是从国企请老师傅的。

历史只有一条轨迹，关键是怎么看。如果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工农的第一次握手，1998年的国企改革就是中国工农的第二次握手。两次握手，帮助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那一轮国企改革，还减少了6000多家濒临破产的国企，减少了财政的负担。由于低效国企的退出，企业总体的效率提高，为其后的高增长奠定了微观绩效的基础。只可惜，这样一举数得的事情，后来再也没干过了。

为什么再也没干过？可能还是思路决定出路。1998年的国企改革之前，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

在这些理论突破的基础上，不要求各地各行业都搞国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总比例可以减少，国企工人可以下岗，这就为当时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以及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澄清了理论基础。报告进一步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这些理论突破，对1998年那一轮的国企改革铺平了道路，指出了方向。将近20年过去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问题，要求进行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据笔者的粗浅观察，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抓手，应该是进一步理顺人事制度、决策机制、权责关系。

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的变革之前要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此时，小学算术就不够用了，考验的是领导者的政治智慧。

（本文写于2016年6月16日，原文标题《保增长需做实质性改革》）

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释放生产力的魔鬼，是“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含义。

2016年度的首要财经热词莫过于“供给侧改革”了。

长期的经济增长由供给侧决定，短期的经济波动由需求侧决定。所谓改革，针对的是长期的增长潜力，就是“供给侧”的问题。那么需求侧有什么？需求侧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些东西。这些，是家庭、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国居民在给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激励下的选择。对于这些万千经济个体的微观选择，用“改革”一词是不合适的。试想，你怎样“改革”万千家户的购房需求？你可以压抑它，却无法改变它。对于需求，用“管理”“调控”这样的词，是可以的。

简言之，供给侧是改革，需求侧是调控。

供给侧改革的最经典案例，当属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把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民，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到1984年，粮食产量增加40%多，从吃不饱到卖粮难，也就是几年的工夫。供给侧改革的魔力，由此可见一般。

在此基础上，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也是在中央的允许、鼓励下取得的成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大手笔。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释放生产力的魔鬼，是“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含义。所有这些，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表述，只是今天的人们太忙，都忘记了而已。

回顾历史的话，供给侧的改革其实已经是久远的事情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供给侧改革，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WTO。通过关停转让低效的国企，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企业的整体微观经营绩效大为改观。同时，借着加入WTO，理顺了很多经济管理关系，减少了经济运行的摩擦，也大幅提高了经济效率。这一次大规模的“供给侧改革”，奠定了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改革和制度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之前改革的制度红利趋于耗尽，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客观上呼唤新一轮改革。可惜，新一轮的改革迟迟没有开启，这是近年来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2009年出台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稳住了短期的总需求，但是对于提高供给侧绩效，不但没有帮助，还适得其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消化其负面影响。

下一轮的供给侧改革路在何方？2015年10月中央高层提出要“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无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去”，一个是“补”。去掉低效的供给，释放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用以补充高效的“供给”。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拍着脑门粗粗想一下，要想做到这一“去”一“补”，无非就是3个方面：（1）推动国企改革，释放国企体系中大量的管理人才和员工；（2）推动土地和户籍改革，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资源，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设高效、宜居城市；（3）推动教育医疗改革，提高人口身心健康。

这些是大的方面。至于特定时期的工作重点，先后顺序，那就要具体分析了。笔者没本事做深入研究，还是就此打住吧。一定要说一句的话，就是政府职能一定要转变，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政策一定会走形的。

（本文写于2016年6月5日）

发展中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快速资本积累中嵌入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功不可没。克鲁格曼1994年关于“亚洲无奇迹”的批评，忽视了投资中嵌入的技术进步，已经被后来的经济发展证否。

如今（2012年底）宏观经济比较困难，不禁想翻翻历史理理头绪。毕竟，经济分析是经验科学，多少会有点启发的。不过，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其实很少，毕竟改革开放只有30多年，严重的经济低迷只有1989—1990年、1998—2001年两次。当时的悲观情绪比现在要严重得多，但是两次都成功渡过难关。当然，经验都是个案，每个个案都不同，一两次成功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我们也不应放松警惕。(www.xing528.com)

再找历史经验的话，就要放眼国外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值得回首的案例。我国与新加坡、韩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很多方面有相近之处，可借鉴之处也较多。当然，四小龙是小经济体，借鉴作用可能有限，不过有经验总要看一看，聊胜于无吧。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因为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个广为人知的预言而更加有趣。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了《神秘的亚洲奇迹》（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分析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因素，发现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靠的主要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也就是高劳动参与、高储蓄、高投资，而非技术进步。因为要素投入总有限度，而且边际产出递减，在这一证据基础上，克鲁格曼做出了“亚洲无奇迹”的著名论断，并预言“亚洲奇迹”难以持续。

克鲁格曼是一个雄辩的写手，在苏联刚刚解体、东欧国家刚刚发生剧变的背景下，他把亚洲四小龙与苏联类比，指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增长当中都没有技术进步，确实让人猛然警醒。在克鲁格曼的眼里，亚洲四小龙和苏联一样都是“纸老虎”，无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形成威胁。把经济增长问题置于国际竞争的语境下讨论，亦增加了克鲁格曼文章的影响。

克鲁格曼无疑是幸运的，他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做出了这一论断，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他声名鹊起，被认为是“成功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人。

克鲁格曼的这一预言，为观察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津津乐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严重依赖投资，比起亚洲四小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克鲁格曼对亚洲四小龙的批评，毫无疑问对我们也是适用的。近年来讨论中，对于投资过高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

然而，将近20年以后，回头再看克鲁格曼的批评，值得商榷之处颇多。

首先，哪一个经济体不经历经济波动？美国也经历过大萧条，而且大约每10年就经历一次经济衰退，大约每30年经历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技术含量。毕竟，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是两个问题，不能拿经济波动现象来讨论经济增长。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这些经济体的表现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表7–1比较了2000—2010年东亚、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发现，东亚国家的增长速度还是要快得多，大约有4.8%，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7%，东亚国家比世界平均水平快了超过两个点，比高收入OECD国家更是快了超过3个点。为了剔除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表7–1进一步比较了2000—2007年的情况，得出大致同样的结论。熟悉经济增长的人应该很了解的是，2~3个点的差别，可是非常大的。现在欧美经济增速倘若多出两个点，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讨论债务危机了。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国家的科技进步也在提升。比如说韩国，在金融危机以后迅速恢复，10年间的平均增速达到5.16%，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而且韩国在电子、汽车等产业上的技术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倘若拉长历史的视角，“二战”以后很少有国家（地区）能够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除去富于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国家（地区），亚洲四小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从这个角度讲，四小龙是无愧于“奇迹”一词的。

表7–1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和世界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台湾数据来自经济学家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数据库，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然而，我们依然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根据同样的增长核算方法，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份额要大很多，而亚洲四小龙却要小很多。根据著名增长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爱德华·丹尼森等人的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中，大约只有八分之一归因于资本积累，四分之一归因于人口增加，六分之一归因于教育水平提高，剩下的大约50%归因于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知识积累等因素，而这些都被归入广义的“技术进步”。

作为比较，根据另一位增长经济专家阿伦·扬的仔细计算，亚洲四小龙的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要小得多，其中中国香港地区好一些，但也只有30%，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只有28%和17%，而新加坡的技术进步的贡献只有2%，只考虑制造业的话甚至是负数。这些人都是严谨的学者，他们的计算结果值得仔细揣摩。

其中新加坡的情形很有启发性。根据阿伦·扬的计算，1970—1990年20年间，整个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只考虑制造业的话甚至为负。然而，很难相信新加坡20年的经济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何况，新加坡的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好的，很难相信技术进步贡献最小的国家最后表现最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新加坡做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造，为了扩大生产而买了一台新型设备，可以大大增加生产能力。根据增长核算，这是一笔投资，是不计入技术进步的。然而，这种方法没有考虑新型设备中包含的新技术。实际上，新技术总是要体现在新的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生产要素当中的，否则新技术如何进入生产？

上面的例子说明传统的增长核算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倘若如此，依然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就是为何这种低估在亚洲四小龙比在美国要大得多？毕竟方法是一样的，如果低估的程度是一样的，就依然不能解释上述差别。

其实这不难理解。发达国家处于科技的前沿，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研发，而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教育投入。在此期间，物质资本逐步积累，技术逐步变化，资源配置方式也慢慢变化。而东亚国家是后发国家，主要利用、改进现有技术，在短时间内通过购买现成的设备，提升基础设施来吸收、利用现有技术，并且和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劳动力人口进行结合。这样，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在投资增长上，并不奇怪。各国发展路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也是自然的，理应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强求简单雷同。

实际上，经济分析中对于这一问题早有探讨。增长核算方法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索洛模型的创立者，罗伯特·索洛本人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投资当中蕴涵着技术进步的观点，后人也试图在增长核算中考虑这一因素。然而，调整的结果却远不如人意。例如，一种主流的方法倾向于用投资价格指数修正实际投资，由于投资品价格趋于下降，这一方法进一步夸大了投资的贡献，减小了技术进步的贡献。

克鲁格曼在贸易领域卓有建树，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经济学造诣毋庸置疑。然而克鲁格曼对于增长核算的应用，却值得商榷，至少在细节上值得商榷。重要的是，经济分析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对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否有一些偏见？对于研究经济增长的学生来说，还要进一步反思现有增长模型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导。

（本文写于2012年11月9日）

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城市化是最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取决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人们能否在城市里安居乐业。

最近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再次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表示乐观，认为到2030年都有可能保持8%的增速。在宏观经济很冷，市场很悲观，而且社会矛盾积聚，改革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这一乐观的预测引起很多争论。

这一争论的背后，是经济增长这一枯燥概念背后隐含的巨大福利含义。研究过经济增长的人，很难忘记卢卡斯的那句话：增长问题如此重要，一旦开始思考，就很难放下。倘若每年增长8%，那么9年后收入水平就翻一番，人们的日子就好过得多。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农业经济中最主要的产品就是粮食，粮食减产三成就会闹饥荒（1959—1961），增产三成就吃不完（1978—1984），这些事情都不是杜撰的，而是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在工业社会，稍加留意的观察者就会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上找到增长带来的变化。经济活动看似平淡无奇，不像政治、军事活动那样富于戏剧性，然而事关亿万人每天的生活，其实没有哪件事是小事情。

一个可能存在的情况是，经过30年接近10%的增长以后，我们对增长已经习以为常了，慢慢忽视了增长的好处，而更加挑剔增长中伴随的问题。年长一些的人，从50、60、70年代走过，大多不会忘记当时的艰辛，因而更加珍惜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加担忧增长停滞、倒退。人们对于增长潜力的巨大关注，或许也是这种珍惜、担忧的一种表现。

那么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来自何方？熟悉宏观经济分析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么一句话：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

既然增长潜力是长期的事情，短期经济波动带来的悲观情绪是应该首先撇开的。比如这一轮经济调整，是在通货膨胀率上升、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显现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整，或许方式、方法、节奏不尽如人意，但是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同意进行调整的。比如说房地产，房价过快上涨，大幅增加城市生产、生活成本，严重扭曲资源配置，引发过度投机，妨碍城市化进程，是一定要调控的。

当然经济周期与长期增长不是无关。短期的波动处理不好，风险放大，会伤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比如说，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严重伤害经济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大幅提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不但妨碍短期经济复苏，还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伤害长期增长潜力。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经济调整，是为了对抗通胀、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未对经济基础产生大的伤害。当然，宏观调控要把握一个度，调控过了头，人为制造坏账，放大风险，对未来的调整和增长都不利。

长期看供给的含义是，要提高长期增长潜力，就要提高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由生产要素决定，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因而要提高增长潜力，就要提高这些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先分解开来看。劳动力包括数量和质量，数量是已经给定了的，剩下的就是提高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资本由投资来累积，产业投资应该以市场为主，政府可为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能够帮助实现经济的良好运作。倘若把经济比作人体，企业和个体好比是组织和细胞，那么基础设施就好比是人体的骨架，没有好的骨架，所有器官和组织的运行都会受影响。技术进步由模仿、研发来促进，往往在生产和竞争中完成，而且往往包含在新投资当中。最后，自然资源是相对给定的，而且往往越用越少，能做的就是提高利用效率，开发新的资源。

再合起来看。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无非是这几个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比如大量勤劳肯干的劳动者，比如快速的投资和积累，比如良好的模仿和学习能力。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改革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得这些要素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所有的“红利”，倘若真的有的话，都根源于“制度红利”。

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取决于这几方面的要素，以及进一步的制度变革。前后左右反复看，城市化是一个链接诸多要素的关键着力点。

首先，城市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现在大量农民工是城市的过客，由于不能预期留在城市，往往是人在城里，心在农村。设想一个20岁的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倘若预期留城，找个心仪的职业从头好好干，好好学，十年八年后其实就是个城里人，可以安心工作到60岁。但是倘若预期要回家，只是出份苦力攒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那么10到20年后他就要回家了，这期间做事情也不会全心投入，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太多。考虑到劳动时间和劳动技能积累这两方面的因素，有效的劳动供给可能差了5倍甚至10倍以上。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涨很快，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分割人为造成的，提醒我们人口城市化不能再拖了。

其次，城市化促进高效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节约信息成本，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节约投资成本，优化资源利用。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城市内部的投资和城市之间的投资。把城市修好了，居民安居乐业，这是经济增长的本质。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实现，包括城市化的健康推进，当然是有条件的。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深入。

作为一个注脚，林毅夫预测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不是今天的事，也不是近几年的事，而是已经20年了。笔者第一次听到这个预测，是1994年在北京大学破旧的第二教学楼。当年的老二教早已拆得不见踪影，可是林毅夫的预测还在，而且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坚持。到今天为止，林毅夫说对了。未来不可预知，不过我想大家也都希望他继续对下去。

（本文写于2012年10月12日，原文标题《坚持了20年的预测》）

站在2015年回首过去10年中国的改革，发现没有愿想的那么快，也没有诟病的那么慢。问题很多，进展不小，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描述。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的变化，是人民币一夜之间升值2.1%。在随后的三年里，人民币累积升值21%，直到2008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暂停升值，在6.83的位置上稳定两年之后，于2010年6月重启升值。

消息宣布当天，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梁銶琚楼顶层的餐厅里（当时笔者刚到香港大学报道不久），教授们炸开了锅。尽管之前已经有一些讨论，但是教授们大多没有预料到汇率改革来得如此之快。要知道，国内的顶级专家宋国青、余永定最早提出汇率改革，也不过是2003年的事情。时隔不过两年，这么大的事情就落地，对于熟悉这个体系运作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之快的。要知道，汇率升值要损害无数出口企业的利益，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升值以后拿什么来补，却是只能想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放弃拿在手里的东西，是很难的事情。而且，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7000亿美元左右，还没有形成今天4万亿美元的规模和压力。

汇率改革的迅速展开，是中国这10年来经济改革的一个缩影。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问题越来越复杂，容易改的地方都改了，剩下的问题都很棘手。而且，以前的改革急就章，还遗留下甚至衍生出很多的问题。认真研究过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改革方案真的很不好做，各种事情盘根错节，千头万绪，很难理清，很难找到抓手。各方面的观点、利益都不太一样，沟通、协调，谈何容易。然而，改革总是在不经意中到来，而且往往来得很快。

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称《物权法》）的颁布，是改革突如其来的另一个例子。当时依然是在香港大学，《物权法》的颁布再次引起了港大教授们的议论纷纷，特别是其中第四条明文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标志着对于私有产权保护的开始。

其中当然有诸多不如意之处，可是万事开头难。一步到位，那是不现实的愿想。历史的变化中时常会走弯路，甚至走回头路，也是常有的事。可是对于擅长逻辑演绎的大学教授们而言，看到《物权法》的颁布，当然明白后面的无限可能，莫名惊诧也就不奇怪了。

梳理一下的话，这10年的改革措施其实是蛮多、蛮大的，不妨再举两三例。

国人应该还记得2005—2007年间的股市大繁荣。其间，不但A股大涨，上证指数从不到1000点涨到6000多点，港股也大涨，恒生指数从14000点涨到31000多点，直到泡沫破灭。

股市万花筒的背后，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2002—2005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大幅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也不再是吴下阿蒙。不过，其间A股却一路下行，直到2005年底的股权分置改革才点燃A股做多的热情。

借着A股的牛市行情，很多国有企业上市，国企的股份制改造更进了一步。尽管对国企依然有诸多诟病，国企改革依然是进行时，可是股份制改造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步，应该也是得到很多认同的。即便是最尖锐的批评者，也会同意今天的国企和以前相比，是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没有以前的国企改革和上市准备，现在讨论的“管资本，不管经营”的国企改革模式，也缺乏基础。

那一拨上市公司，包括了建行、中行、工行三大国有银行，随着农业银行在2010年完成上市，四大国有银行全部完成上市。加上很多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成长和上市，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其间的另外一件事情，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在2007年以后的快速发展。这样，股市、银行、债市三个市场都有发展，是进一步金融改革的必要基础。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利率市场化。利率改革牵一发动全身，是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15年2月为止，贷款利率已经全面放开，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30%（2015年10月24日，存款利率上限完全放开），银行存款已经存在差别利率，标志着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了。作为重要伴随措施的存款保险制度，也即将推出。

回首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实是蛮快的。从1996年央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标志着利率市场化破冰，到现在不到20年。做个比较的话，美国的利率市场化用了17年（1970—1986）。别忘了，美国本来就有很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基础，理应比我们快一些。

其他国家中，法国用了21年（1965—1985），德国用了6年（1962—1967），日本用了18年（1977—1994），韩国用了17年（1981—1997）。主要国家中，只有英国的利率市场化是一蹴而就的（1971年）。但是，英国的制度基础和金融发展的基础，显然不是中国可以比拟的。认为中国应该一步放开利率管制的人，估计也是少之又少。今天利率市场化能够基本完成，之前的基础工作功不可没。

问题很多，进展不小，或者是对过去1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客观描述。很多时候，变革来得很主动、很快，比如汇率、利率领域的改革。尽管如此，不如人意的地方，还是很多。比如说，物价改革，进展其实一直很慢，迄今很多物价还是管制的，比如能源、资源、医疗服务等。价格管制，不仅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也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官员岗位，也因此成为“高危”行业。

再比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磨磨蹭蹭，任重道远。1988年宪法修正案赋予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的权利，城市国有土地也早已“依法流转”，但是农村土地的流转，依然没有破冰，停留在“试点”阶段，变成了“一试再试、久试不决”。要知道，距离2007年城乡统筹试点，已经8年；距离1988年修宪，已经27年；距离1978年农村改革破冰，已经37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户籍人口能否进城安居乐业，事关占劳动力总量三分之一的农业劳动力能否转移进城，事关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从根本上决定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本文写于2015年5月14日，原文标题《主动求变，任重道远》）

中国经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不断推进人口城市化，积累人力资本。

这几年，我国的宏观形势不容乐观。虽然2011年三季度GDP增长率依然有9.1%，但与2007年二季度的14.5%相比已经低出了多达5.4个百分点。综合考察这几年的数据，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态势已经很明显。雪上加霜的是，通货膨胀自2010年初以来一路上升然后居高不下，这一轮通胀特别顽强，最近虽然有所回落，但是随着货币逐渐开始放松，通胀回头的危险远未解除。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通货膨胀却很顽强，这二者共同指向一个可能性，即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在人均收入只有4000美元，也就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减速，甚至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问题绝非杞人忧天。翻开“二战”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停滞”的模式。很多拉美、东南亚、非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以后，并没有能够一帆风顺地增长下去，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能够踏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仅有亚洲四小龙等有限几个国家或地区。

若要避免停滞，关键的问题是：进一步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

以史为鉴，我们过去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妨从过去的经验中再找一找。粗粗梳理一下，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有这么几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帮助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帮助把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为工业的发展做了准备。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没有人想到的地方长出了一大块GDP。三是亿万农民工进城，借加入世贸的东风参与世界分工，从此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制造”。

这几件事都与农民有关，概括成一句话，解放农民是中国改革的根本经验之一。对于一个初始人口中农民占80%的国家而言，通过解放农民促进生产和带动经济增长，其实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农民从无效的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是把农民从农业和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依然离土不离乡；农民工进城是把农民进一步从农村解放出来，可以进城了，虽然还远远不完全是城里人。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的改革奉行渐进的逻辑，解放农民也是一步步来的。从大集体生产到分田单干是第一步，拿掉了生产组织形式上的一个低效的枷锁。乡镇企业是第二步，除了种田，农民还可以开工厂，但是只能在农村开，不能到城里开，离土不离乡。亿万农民工进城是第三步，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干得好的还可以创业，参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分工合作。这每一步之后，都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农民身上的潜力释放完了吗？这个问题在目前尤为重要，因为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增长的机车似乎在慢慢失去动力，需要寻找新的燃料了。

有一个证据表明农民身上的潜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那就是城市化还远没有完成。倘若说过去的增长靠的是工业化，那么未来的增长就要靠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多国家也是同步进行，但是在我国的特殊背景下，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可以带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无须赘述，工业革命以来城市逐渐取代乡村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经济增长最后无非依靠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而城市化既可以帮助增加投入，也可以帮助提高效率。

首先，城市化帮助增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投入，比其他投入都来得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仅是在学校里，还包括在岗位上，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就要学习相关的技能。目前的问题是，农民进城打工，回乡养老，吃的是青春饭，赚的是辛苦钱。没有在城里安居乐业的稳定预期，也就不会在相关的技能上做充分的投资，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当然大打折扣。

问过一些企业，目前企业产品质量和世界领先水平依然有很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得到的有说服力的答案之一是缺乏好的人才。好的产品需要的各个环节，特别是细节，掌握分寸，把握火候，需要很多的积累。不过这一关，产品质量升级谈何容易。过了这一关，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卖出高得多的价钱。要过这一关，就要让农民能够在城里安居乐业，而不仅仅是挥之即去的过客。

其次，城市化帮助节约信息和交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非农生产脱离了土地和光合作用的硬约束以后，聚集的优势愈发体现，大量的工业、服务业开始聚集在城市里进行。聚集之后，人们的交流成本降低，资本、劳动等要素优化重组的机会增加，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下降，促进分工合作和市场发展，促进创新和科技进步，这样经济也就发展了。目前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参与非常有限，从城市聚集中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反过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也就非常有限。不夸张地说，亿万农民工，不过是赚血汗钱的机械手，很容易被机器人取代。

要想让农民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就要让农民对现代经济的主要载体，也就是城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农民先进城，做城里人，充分参与城市经济生活，这样蕴藏在人体内的巨大潜能才能生长、爆发。把富于创造的人仅仅当作机械手来使用，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的资源浪费。剥夺农民的权利，实行歧视性的政策，得到的是一时的便利，失去的是长期的增长基础。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想法是短视的，因为不吃草的马儿是跑不快的。倘若说农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燃料，其实他们并不介意为这个国家的繁荣而燃烧殆尽。只是好的伙夫知道怎样维护和保养木柴，以便烧出更多的热量。

国际经验上，日本、韩国的高速增长，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而随着城市化的基本完成，经济增长速度快速回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见一斑。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不到50%，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倘若城市化水平完成这20个百分点的提升，将促进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两番，帮助维持20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人口城市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发动机。

（本文写于2011年11月28日）

房地产调控让内需大幅减弱，发达经济低迷抑制了外需，中国经济两根“柱子”看似一起倒塌。但放眼望去，多个行业的潜力都有待释放。

近来常引起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仔细一想，这其实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全民致力于经济发展，几乎心无旁骛的国家，一个人均收入只有发达经济十分之一的国家，怎么会缺少经济增长点呢？难道不应该到处都是增长点吗？理解这一话题，要从它产生的背景说起。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通胀压力显著，房地产价格高位欲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而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收效甚微。在欧债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些现象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宏观经济基础变坏的担忧。特别是2012年以来，不但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而且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速度也迅猛下行，比发达国家的情形更加不容乐观，引发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进入长期萧条的担忧。国外低迷，国内的近况也很惨淡，2012年一、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只有8.1%和7.6%，尤其是考虑到这是从14%的速度降下来的，下降了几乎一半。

好的迹象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逐渐褪去，CPI从2011年6月的6.5%高点下降到2012年6月的2.2%，为宏观政策转向提供了空间。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着力点应该在哪里？倘若没有强有力的增长点，宽松的宏观政策带来的可能是通货膨胀和财富转移，而非经济繁荣。

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渴求，源于旧的增长动力的衰竭，因而让我们先来看看旧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在1998年开始陷入通货紧缩和长达4年的低迷，直到2002年才真正回暖，并开始了近10年来的高速增长。1998—2002年间为了应对低迷采取的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路径，甚至是世界的经济版图，其中有两件事情，是不得不提的。一是1998年开启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房地产经济时代；二是2001年加入WTO，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净出口迅速增加，“中国制造”开始席卷世界。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内需”。净出口的大幅增加，代表了外需的大量增加。一内一外双剑合璧，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大的图景上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房地产和净出口，以及这二者带来的大量投资。

经济增长有主要支柱行业并不是坏事情，但是过于依赖一两个支柱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情，按下深层次的资源错配暂且不表，一旦支柱行业出现停滞，整个经济增长就会面临中断，而这正是中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房地产调控使得内需大幅减弱，发达经济的低迷减少了中国商品的外需，两根柱子一起倒塌，一时间风声鹤唳，那也是自然的。

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两大支柱，其实是我们造出来的，而且因为好用，一用就是10年。或许就是因为这两根柱子太好用了，人们才不愿意轻易放弃，或者说已经缺乏寻找下一根柱子的勇气了。但是这世界上有永远撑起房屋的柱子，却没有永远撑起经济增长的柱子，随着时间推移，支柱产业发生转换是必然的事情。

具体什么行业会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支柱，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政策方面的因素。但是放眼望去，多个行业都有巨大潜力，有待释放。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服务性行业。随着收入的提高，服务需求必然快速增长，而且因为服务需求的弹性大，其增速要快于非服务部门的增速。然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过去10年间由于汇率低估，赚人民币不如赚美元快，也就是内需不如外需挣钱快，因而内需受到压制，服务业属于内需，当然也就受到压制，表现在数据上，中国GDP中服务业占比只有43%，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比低收入国家45%的水平还要低一些。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现在的服务业占比应该在6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服务业大概滞后了15个百分点以上。这15个百分点的缺口，加上服务业发展可以促进第一、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意味着巨大的增长机会。当然，服务业发展滞后无非就是过去房地产和净出口这两根柱子太粗这一现象的另一个侧面，本身并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只是帮助指明了这里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服务可大致分为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对于生活服务的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国民财富中居民的份额，因此中国服务业滞后也至少部分是由于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份额太大，而居民部门的份额太小。生产服务的滞后，一部分是由于在出口导向的生产当中，销售、售后服务等项目由国外部门完成，或者说国际分工中产品供应链中的服务项目被置于国外，因此国内的生产性服务受到压制。另外，行政性垄断也是服务业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准入门槛很高，不利于竞争和行业整体进步。

另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基础设施依然非常落后，中国的公路密度不到美国、印度和韩国的一半，不到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铁路密度也大幅落后于上述国家，仅与金砖其他四国，以及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处于同等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需求和发展空间。

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也不容乐观。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主要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在国内已经明显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最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铁密度不到香港的一半，仅有新加坡、纽约和伦敦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公路密度与上述城市亦相去甚远，除了与香港水平接近之外，公路密度最高的上海也仅有新加坡的一半，也不到其余大城市的四分之一的水平。这种情况下，城市拥堵、通勤成本高昂实在是不足为怪。这些成本都会反映到其他的经济生活当中，减少其他经济活动。

基础设施落后会导致交易费用高企，减少交易机会，形成其他行业的发展瓶颈。有研究表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前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有重要关联，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和基础设施落后，形成发展瓶颈有关。在基础设施依然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些投资总体上有益于生产生活，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现实中存在的不合理项目是经济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方向和战略的问题。

（本文写于2012年7月27日）

保增长的含义太宽泛，不妨说一点具体的，该修路的地方修路，该旧改的地方旧改。

2013年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中，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到7.5%，环比增长6.8%，为近年来的最低速度，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都进一步下滑。一时间，经济很冷、下半年将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声音纷纷出台，保增长，或者稍微含蓄一点的说法，稳增长，又成了经济评论的主旋律。

面对超过7%的经济增长率，保增长保的是什么？既然说保增长，那就是说现在的速度低了，那么增长率到底多少算是合适？

评判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客观标准是经济中资源是否得到充分使用，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失业率。劳动力是经济中的最重要资源，倘若存在显著的失业现象，则说明经济活动低于潜在能够达到的水平，或者说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速度。那么，现在存在大量的失业吗？农民工的工资还在涨，大学生就业压力严重，看起来是一组矛盾的现象。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大学生就业不能只看毕业季。一开始天之骄子们的期望很高，没找到心仪的工作。随着时间而不断调整期望值，慢慢就融入就业大军了。很大的一个可能性是，并不存在大量的失业。

当然，经济增速慢一些，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会随之慢一些。重要的是，数据显示经济增速慢的时候，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少一些，也就是居民收入的份额还会上升。比如，2013年二季度GDP增速7.5%，城乡居民增速分别是6.5%和9.2%，平均为7.85%，超过GDP的增速，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了。倘若说调结构，似乎速度慢一点结构就调整过来了。

那么产能过剩是怎么回事？产能过剩可以看作是“非人力资源”的“失业”，那么是否应该算作经济没有达到潜在增速的一个证据？答案是要看这些产能是怎么来的。如果过剩的产能是过快扩张时期留下的，现在没有市场需求，说明是投资错误，不应算作应该挽救的“失业”。

那么，倘若没有显著的失业现象，根据什么说现在的速度低？说现在的速度低，大概是和前几年的速度比，2007年最高的时候超过14%，现在降了一半左右，当然是低得多了。可是，没有哪一条道理说14%的速度是应该维持下去的。何况，单纯追求速度的副作用已经很明显了。

心理学上有一条规律叫作保守性调整，是说人们的预期调整起来偏慢，而且往往以过去的经验为起始点进行调整。这一条规律被应用到经济学上，还有一个名字叫作适应性预期，说的是人们的预期随着新近的经验慢慢调整。看起来，我们对于经济增速的预期，受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影响很大。可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比，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我们的速度不但不低，而且应该说很高。

倘若现在出台“刺激政策”“保增长”，我们应该预期什么样的结果？那要看出什么样的政策。

第一种可能性是像以前一样松货币，那就是回到了以前粗放经营的老路，继续把问题留给未来。这样的保增长，其实保的是以前的错误，保的是无效的投资，保的是一些人的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增长。所幸的是，看起来本届政府没有意愿继续保这样的增长。不慎清楚的是，经济速度下行的压力下，决策者能否依然保持清晰连贯的思路。

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当初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出台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算错，40多美元买石油股怎么看都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好买卖。可是，花钱和乱花钱是两码事，仓促之间上马很多项目，发改委想不犯错大概也很难。回头看，世界经济回调本来也是我们调整的好时机，当时经济的基本面非常好。危机本来是机会，只可惜错过了。

第二种办法是适度增加一些财政支出，选择一些项目进行投资，边际上增加经济增速，或者缓解增速下滑的速度。一个可以类比的情况，是1998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开始修高速公路，拉动一些需求，也为后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那么现在修什么？城市道路，旧城改造，城市地下系统的改造，可能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向。不管愿不愿意，未来城市化的趋势都是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提早准备，进一步提高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承载能力，看起来是一个不会错的大方向。另外，高铁网在经济发达地区看来是值得做、经济上可行的投资，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进一步修筑高速铁路网。需要改进的，是项目的评估和管理，提高投资效率。

还有一种办法是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税收。现在企业的负担很重，赢利很难，减点税应该是个办法，比如增值税的税率可以逐步降一点。未来的财税方向，应该是逐步用财产性税收替代流转环节的税收，减少税收的扭曲作用。

最根本的稳增长策略，其实是推进一些基本的制度改革。比如说农业，不促进合理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业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已经是迫切的大事。再比如，经济长期增长靠人，流浪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几亿农民工，因为没有稳定预期而损失的人力资本积累，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浪费。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不仅进城务工，还要能够安居乐业，是关系到未来增长潜力的头等大事。

回到出台“刺激政策”“保增长”的讨论。其实我并不反感刺激这个词，联想到的是早晨起床后的第一杯咖啡。可是常喝咖啡的人都知道，早晨喝咖啡很有效，工作一整天甚至连续加班以后，喝咖啡是没什么用的。现在的经济，其实“刺激”的空间并不大。倘若一定要采取什么措施，不妨讨论得具体一些，就事论事。该修路的地方修路，该修地铁的地方修地铁，该旧城改造的地方旧城改造，该修的高铁继续修，不要泛泛谈什么“保增长”了。泛泛而谈，最后连保的是什么都不甚清楚。

（本文写作于2013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