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技术：实用还是花架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是储备提款权，而不是储备货币。目前国际储备货币主要以美元和欧元存在，SDR的发行量很小，作用微乎其微。人民币加入SDR，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仅有象征意义，最多是一个阶梯。

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是人民币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据说，财政部为了满足人民币加入SDR的条件，拟发行期限为三个月的短期国债，这样人民币就有了通用的三个月基准利率。

这样的消息，不禁让人莞尔。看来，传说中的“以开放促改革”，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然，短期国债的成败，还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尽管如此，倘若SDR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也还不错。

那么，这个SDR到底是什么？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SDR全称是“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外汇储备资产。请注意，SDR是储备“资产”，而不是储备“货币”。这是因为，SDR并不能直接当作储备货币来使用，而只能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提取”储备货币。这样一来，SDR作为“外汇储备”的功能，实际上是间接的，是要转一道手的。没办法，SDR并不是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也不能在民间使用，而只是IMF用来协调国际收支平衡的工具。

其实，SDR还有一个更加达意的名称，叫作“储备提款权”（reserve drawing rights），这才是1969年一开始酝酿SDR的时候，IMF建议的名字。只不过，这个名字听起来更像是“储备”，引起的争议更大，后来才改成“特别提款权”。名字改了，实质没变，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SDR从诞生伊始，就是充满争议的。

具体而言，SDR作为“提款权”，能够提取什么呢？提取的是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也就是那些常见的可以自由使用的货币，比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等。一个国家遇到了外汇危机，比如储备货币不够用的时候，就可以用SDR来换取储备货币，渡过难关。换取的方式，无非是找其他储备货币充足的国家换，找不到的时候，IMF也可以帮忙找。根据IMF自己的研究，这个兑换过程可能需要几天，也就是说，SDR的流动性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兑换货币要付利息，渡过难关之后，还要想法把用掉的SDR补回来。

至此，SDR作为“储备资产”的性质，算是清楚了。不清楚的，是SDR的价值怎么计算。刚才讲到，SDR可以用来换取储备货币，那么换算比率是多少？这就涉及SDR的货币篮子的问题了。本文开头提到人民币加入SDR，说的就是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变成决定SDR价值的货币之一。目前，SDR的货币篮子包括四种货币，分别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分别为41.9%、37.4%、11.3%、9.4%（如图6–1所示）。每天SDR的价值，以及使用SDR时需要支付的利率，就是根据这四种货币的价值和权重计算出来的，每天都会在IMF的网站上公布。比如说，2015年9月24日，一个SDR的价值相当于1.406美元，SDR的利率为0.05%。

图6–1 SDR货币篮子成分和占比

说到这里，SDR的作用基本清楚了。其实，SDR就是个计价单位，不是真正的储备货币。一个国家遇到了外汇紧张，可以拿SDR来应一下急，换点储备货币缓解国际收支的紧张。可是用完了要还的，终究还是要靠出口换汇，实现收支平衡。每个IMF的成员国都根据其在IMF的份额免费得到一定数量的SDR，不用的话没有成本，用多少付多少利息，而且要求补齐到初始的水平，不然继续付利息。

那么问题来了，这SDR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地位有多高？说起来好笑，目前SDR的发行总额为2040亿单位，相当于2870亿美元，而全球储备总额约为11.4万亿美元，SDR总量只相当于全球储备总额的2.5%，可谓是微乎其微。2870亿美元什么概念？只要想一下我国储备的峰值在4万亿美元，最近稳定外汇市场就花了上千亿美元，就知道将近200个国家分2870亿，实在是杯水车薪。

事实上，全球储备货币主要以美元、欧元的形式存在，分别占64%和21%。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中的地位，是它们在SDR中占有重要权重的原因。而且，既然SDR并不是真正的储备货币，需要外汇储备的国家并不会去积累SDR，而是会直接积累美元、欧元等储备货币。

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看起来好处并不大。SDR就是个计价的单位，除此以外并无太多实际价值。人民币加入的话，无非就是计价的组成和权重变一下，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等，都没有直接的实质影响。如果有，也就是我们的货币进入SDR的货币篮子了，倍儿有面子。仅此而已。

细心的看官可能会留意，为何SDR的发行份额这么少？IMF为何不多发行一些？只要发行足够多，就可以完全满足各国的储备需求，各国就不需要储备黄金、美元了。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IMF设立SDR的初衷，就是要创造一个储备货币。可是，这是要替代美元的，美国人当然不答应了。而且，发行额外的SDR需要85%的投票同意，而美国拥有16.74%的投票权。因此，美国实际上是拥有否决权的。

说来可怜，SDR听起来很“高大上”，但背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连货币都不是；IMF说起来也是“高大上”，其实也只是一个国际合作组织而已，并没有独立的地位。由于美国在IMF的份额很高，IMF实际上是由美国控制的。目前美元风光无限，自然不愿意让其他储备资产威胁美元的地位。这样一来，IMF发行的SDR，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也就是个纸糊的花轿子。众人抬一下，就可以风光一下。要说散架，那也是很快的。

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背诵的时事政治的一道考题，问联合国秘书长是谁。还记得当时是南非人安南。印象里，联合国秘书长是个很高、很风光的职位。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是谁，不知还有多少人知道。

（本文写于2015年9月28日）

人民币已经完全满足“出口总量”的条件，基本满足“可自由使用”的条件。美国是“假装”让步，还是真的让步，且待即将到来的IMF会议见分晓。

习近平主席访美，美国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问题上的立场，似有所松动。这样的消息，当然是令人高兴的。尽管SDR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价单位，发行总量很小，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也很小，但是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中，SDR或许会扮演重要角色，作用会越来越大。至少，周小川行长是这么想的。

既然有潜在的重要性，不妨看仔细一点。找来原文一看，还真不敢太乐观。访美成果清单中的原文是：“美方支持中方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的承诺，相应地，美国重申在人民币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在SDR审查中纳入SDR篮子。双方承诺尊重IMF在SDR审查中的程序和流程，并将在人民币加入SDR事宜上加强沟通。”

仔细看这段话，里面有三层意思。

其一，中方承诺进一步推动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以达到人民币加入SDR的要求。其实，这两年，尤其是今年，为了人民币加入SDR，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改革工作，比如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离岸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债券市场准入、发行短期国债等。而美方，仅仅是“支持”这一承诺。看起来，这一“支持”对美方而言，也没什么成本。

其二，在此基础上，美国“重申”在人民币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在SDR审查中纳入SDR篮子。也就是说，以前就是这个立场，现在重申一下，而且是在中国“承诺”“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的前提下。2015年3月美国财长访华后，6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都有类似报道，美国的立场也与这次类似，最多措辞上有所不同。

其三，美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是有前提的，就是要满足IMF现有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最后是“投票”决定，而且需要70%的多数票支持。现有体系下，美国有16.74%的投票权，日本有6.23%的投票权，加起来有22.97%的投票权。而且，倘若美国在讨论中发表负面意见，说人民币尚未满足要求，对其他国家的投票应该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此看来，美国的态度依然关键。

技术层面，核心的问题是“符合IMF现有标准”。那么，“现有标准”是什么？翻看IMF的文件，一种货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主要有两大标准，一是发行国（或者货币联盟，比如欧元区）的出口总量，二是该货币“可自由使用”（freely usable）。

先来看出口总量这个标准。在IMF的说明中，一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量，是加入SDR的“门槛”指标。这一项达标了，才进入讨论，否则免谈。目前SDR包含四种货币，分别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这一构成，是2000年决定的，当时这四个国家（经济体）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量为全世界最大。IMF每五年评估一次SDR货币篮子的构成，条件成熟时修改。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量已经超过英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元区居全世界第三，已经满足了“出口总量”这一标准。

而且，其他出口较大的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瑞士、俄罗斯等，离现有SDR成员国的差距比较大，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差不多进入稳态，短期内估计也不会达到“出口总量超过一个SDR成员国百分之一”这一标准。所以，所谓SDR货币篮子的调整，短期内也就是人民币加入SDR的问题。至于长期，那要看印度的经济是否争气。

2010年评估的时候，IMF裁定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使用”货币，因而没有把人民币放进SDR的货币篮子。这就涉及SDR的第二条标准，即货币“可自由使用”。“可自由使用”有两层意思，一是“广泛使用”（widely used），二是“广泛交易”（widely traded）。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广泛”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需要辅助指标来判断。IMF使用如下几个指标来判断是否“广泛”。关于“广泛使用”，IMF主要看官方外汇储备、国际银行债务、国际债券债务中一个货币的比重。关于“广泛交易”，IMF看外汇市场上一个货币的交易量。

表6–1摘抄了IMF研究中的一些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几点。表6–1显示，人民币在这几项指标上不占显然的优势，相比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这四个SDR货币依然有一定的差距。可是，人民币的表现也不算差，和包括澳元、加元、瑞士法郎、新西兰元所在的第二梯队差不多。从这些指标看，也很难说人民币不是“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如果人民币不是，试问瑞士法郎是吗？澳元是吗？倘若澳元和瑞士法郎都不是，就等于是只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才是“可自由使用”货币，有点自我循环的意思了。

表6–1 “可自由使用”主要指标占比

注：空白表示该货币占比较少，而没有进入常见统计。

表6–1显示人民币基本达到“可自由使用”的标准。在此之外，还有四个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

其一，表6–1的数据，是不包含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之间人民币的交易和使用的。按照现行统计口径，这些属于境内，而不是“国际”范围内人民币的使用。考虑到现实中的情况，特别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口径是有商榷的空间的。

其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和交易，具有上升的势头，近几年各项指标都在上升趋势中。近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仅仅是初见成效，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倘若IMF前瞻地、动态地考虑人民币的使用和交易，应该会得出更加积极的判断。其实，除了上述主要指标，IMF还考虑一些辅助指标，比如新增国际债务、跨境支付、贸易融资等。其中贸易融资一项，人民币的表现尤为突出，占全球贸易融资的3.9%，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元（85.6%）和欧元（7.2%），超过日元（1.9%）和英镑（0.2%）。由此看来，人民币的使用的确已经很广泛了。

其三，加入SDR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民币的使用和交易。倘若今年IMF把人民币放入SDR的货币篮子，人民币的使用和交易势必快速增长，可能很快追上甚至超过英镑和日元。

其四，IMF的决策周期，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IMF每5年才评估和修改一次货币篮子。倘若这次不将人民币加入的话，就要等待漫长的5年，即2020年的下一次评估。这样的话，相当于把人民币拒之国际货币体系的门外，逼迫人民币不得不另谋出路。目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动荡的情况下，这样的不合作行为，尤为不可取。

简言之，人民币已经完全满足“出口总量”的条件，基本满足“可自由使用”的条件。美国是“假装”让步，还是真的让步，且待即将到来的IMF会议见分晓。

（本文写于2015年10月12日）

1973年SDR诞生时，SDR货币篮子只有“出口总量”这一个标准，一直到2000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时，才加入“可自由使用”这第二条标准。2010年人民币已经满足出口总量的这一传统标准，但是被“可自由使用”这一新增标准拒之门外。2015年，人民币终于加入SDR。

前文提到，人民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需要满足两项标准，一是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到世界前列，二是人民币是“可自由使用”货币。目前的情况是，出口标准已经完全达到，“可自由使用”基本达到。因为“可自由使用”有解释和判断的弹性空间，也是悬念的焦点。

先说第一条标准。2010年上一次评估的时候，IMF已经判定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要求，当时中国的出口就超过了SDR成员国日本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过去几年里，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继续增加，满足这一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条标准，也就是“可自由使用”，意指一个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从IMF使用的官方储备占比、国际银行债务占比、国际债券债务占比、外汇市场交易量这几项指标看，人民币基本达到“可自由使用”的要求，数据上比现有SDR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还有差距，但是和其他较为广泛使用的货币（澳元、加元、瑞士法郎）等差不多。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刚刚开始，人民币的自由使用在上升趋势中。剩下的问题，就涉及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和判断了。

既然涉及理解与判断，了解SDR的来龙去脉，应该是有必要的。SDR成立于1969年，是为了弥补美元危机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不足，一开始有替代美元的意思，倘若美元不行了，SDR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以支持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始的定价，1个SDR就等于1美元，由于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SDR也是和黄金挂钩的，1个SDR等于0.88867克黄金。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SDR也脱离黄金，转而依靠货币篮子定价。1974年定初始货币篮子的时候，定的就是全世界出口份额超过1%的16个国家的货币。1980年的时候，SDR的货币篮子由16种货币减少到5种，即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日元。1998年时，由于欧元成立替代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欧元区货币，欧元替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进入SDR货币篮子。2000年的时候，IMF决定引入“可自由使用”作为货币篮子的第二条标准。

简言之，1974—2000年，SDR货币篮子历经了两次变化，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货物和服务出口量在全球的占比。“可自由使用”这个标准，是2000年才引入的。

行文至此，不禁唏嘘。现在人民币加入SDR卡在“可自由使用”这一“新增”标准上，这一条新增标准恰恰是2000年引入的。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蛮有意思的。中美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欧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几成定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SDR货币篮子的准入标准中加入了“可自由使用”这一项。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随后国际贸易飞速增长，很快超越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完全达到加入SDR的出口总量的标准。倘若没有2000年新增的这一标准，现在人民币已经完全合规了。历史的机缘巧合，也真是让人大呼蹊跷。

图6–2 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占全球%，过去五年均值）

历史不能假设，却可以告诉我们如何看待“可自由使用”这一新增标准。“出口总量”是一直就有的指标，“可自由使用”是后加的指标。在没有“可自由使用”这一指标的时候，SDR运行得也很不错。单凭这一条，就已经说明了“可自由使用”并不是非加不可的标准。

2000年引入这一新增标准的时候，无疑是考虑了金融交易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前货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购买货物和服务上，因此一个国家的出口越多，其货币的用处越大，因为别人可以拿着这个货币来买你的东西。后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越来越重要，货币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实物贸易上，还体现在更加广泛的“使用”和“交易”上，比如用作官方外汇储备、民间金融资产、国际贷款标的、国际债券标的等，再比如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轻松交易，换成其他需要的货币。在此背景下，引入“可自由使用”，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可自由使用”应视为“出口总量”的派生指标。这一点，和金融交易是实物交易的衍生交易的道理是一样的。很难想象，这世界上会有一种法定货币，其经济主体的出口量很小，却被广泛使用。能想到的，只有黄金这种“天然”货币，但黄金是“天然”的，不是任何国家发行的。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被广泛使用，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大，除了以前的殖民国家，就是现在的出口大国了。其实，一个国家出口不多的话，从长期看其货币的使用不会很广泛，因为别人拿着这个货币没什么用。毕竟，“货币空转”的现象不能持久，国内国际都一样。

所以，在“出口总量”和“可自由使用”这两个指标中，出口的作用不可低估，即便在今天金融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其实，“出口总量”大，是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结果。而“可自由使用”，是出口发展之后才可能发展出来的结果。换句话说，大量的出口应该视为一个货币可自由使用的前提条件。

当然，出口发展起来了，“可自由使用”还需要一些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讲，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观努力，还是需要的。

（本文写于2015年10月17日）(www.xing528.com)

“二战”结束时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怀特计划”打败“凯恩斯计划”，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借黄金之力取代英镑，加冕国际基础货币。25年之后，怀特计划破产，IMF设立SDR时，几乎是照抄了凯恩斯当初的计划。漏洞百出的怀特打败凯恩斯，不过是因为美国和美元强大。

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美元一统江湖的强势地位，起源于“二战”刚结束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各国代表在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开会，讨论出来的一个国际货币体系。

这个体系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算过分。这是有史以来大家第一次坐下来，协商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人类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功不可没。不说别的，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再也没有发生过。作为比较，“一战”和“二战”之间，仅仅相隔了短短的20年。怪不得当时的金融家、慈善家巴鲁克，也是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位总统的顾问，曾经大发感慨：我们将迎来怎样的长期繁荣！事后证明，时常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和路人坐而论道的巴鲁克先生，确有远见。

商量归商量，谈判桌上却是各为其主的。虽然是大家坐下来谈，参加的国家多达44个，参会代表700多名，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无非还是当时的大国，特别是老牌的英国和崛起的美国。当时有两个主导的计划，分别由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提出。经过22天的唇枪舌剑，最后怀特打败凯恩斯，主导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决定了此后的国际货币体系。

怀特是谁？为何能打败声名显赫的凯恩斯？众所周知，凯恩斯一手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当时地位如日中天。尽管日后他的理论被人曲解，曲解之后的理论饱受批评，但是凯恩斯天纵奇才，影响深远，却是无可辩驳的。而打败他的怀特，相比之下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当时他只是一位哈佛教授，美国财政部长的顾问。后来的经济史上，除了“怀特计划”，以及担任过美国在IMF的代表，也不再有他的名字。

是因为“怀特计划”有过人之处，“凯恩斯计划”经不起推敲吗？非也非也，“怀特计划”其实漏洞百出。“怀特计划”的实质，是美元盯住黄金，比价为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其他货币盯住美元。这样一来，美元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国际计价、结算、储备货币，从此慢慢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这一设计看起来很简单，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下，看起来也很诱人，但是它有着致命的缺陷。

就像后来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指出的那样，“怀特计划”有内在的逻辑不自洽。简言之，这一计划依赖于美国的贸易赤字，只有这样其他国家才能拿到美元，国际货币体系才有流动性。然而，美国的大量赤字，却会给美元带来贬值压力，让其他国家不愿意持有美元。这样一来，其他国家是持有，还是不持有美元？这一两难选择，凸显了“怀特计划”的问题所在。

果不其然，战后大约20年，随着欧洲、日本的元气恢复，美元贬值压力凸显，黄金价格飙涨，各国纷纷抛弃美元购买黄金，大量消耗了美国的黄金储备，逼得美国先是要求关闭伦敦的黄金市场（1968年），后来干脆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直接“违约”了（1971年）。中国人熟悉的尼克松总统，在违约的时候，不仅没和盟国商量，甚至没和自己的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商量，说违约就违约了，真可谓是有权、任性。因此，尼克松总统的突然袭击，也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尼克松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1945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算是解体了。当时代替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是IMF于1969年设立的特别提款权，也就是最近讨论得热火朝天的SDR，因为人民币有可能加入SDR的货币篮子，借此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一大步。

最搞笑的是，倘若仔细看SDR的设计，几乎就是凯恩斯当初的建议。凯恩斯1944年的提议，是建立一个叫作“银行券”（bancor）的货币单位，用以调节各国的短期贸易平衡。25年之后，当“怀特计划”破产，IMF设立特别提款权时，几乎是照抄了凯恩斯当初的计划，更加证明了“凯恩斯计划”的优越性。经济史家布拉德·德龙（Brad DeLong）曾经评价，美国人（亦即“怀特计划”）否定的凯恩斯的每一点，事后都证明凯恩斯是对的。

呜呼哀哉，天纵奇才的凯恩斯，就是败给了这样不堪的怀特！而这一败，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毫不夸张地说，“怀特计划”标志着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英镑的退休，美元的加冕。后来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美元至高无上的地位，却已经确立，迄今无人能够撼动。欧洲成立的欧元，也不过是在欧元区有影响力。世界范围内，依然是美元主导。

怀特大败凯恩斯，是盲拳打死老师傅吗？非也非也。在国际货币理论上接近脑残的怀特，背后站着强大的美国。“二战”期间，英、法、德等国德经济饱受战火洗礼，而美国得以独善其身，还因为战争关系大发横财。根据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1945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英、法、德三国经济总量的两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实在是实力雄厚（见图6–3）。经济史资料难找，史家的计算或有偏差，但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一骑绝尘，应该不假。

图6–3 美、英、法、德经济总量情况（1990年统一美元）

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美元挂钩黄金有雄厚的资本。美国一党独大，而“凯恩斯计划”的实质是各国平起平坐，公平交易，因此尽管设计精密，也难得美国大人的首肯。公道不在人心，是非在乎实力。国际关系中，向来如此。何况，当时英法两国面临战后重建，需要从美国贷款才能度日。拿人家的手短，又怎能不听美国的摆布？

话说回来，美元问鼎国际货币体系的王冠，也是漫漫长路，很不容易。同样根据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早在1870年的时候，美国经济总量就达到了和英、法、德差不多的水平。到了“一战”前的191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差不多是英、法、德三个大国的总和。而此时，英镑还占据着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美元自然是憋屈。这也就难怪，当美元有机会问鼎国际货币体系的王冠时，那是不会客气的。即便拿着蹩脚的“怀特计划”，也当仁不让。

这段往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应有启发。据前几天的新闻，人民币下个月加入SDR货币篮子机会很大，据说是IMF给了“强烈的信号”，中国的官员也是信心十足，已经开始准备庆祝了。这样的消息当然令人高兴。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人民币加入SDR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不过，长期来看，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是取决于中国的综合实力。目前中国经济总量10万亿美元，大约只有美国（17万亿美元）的一半多一点，全球77万亿的八分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的战略，应该着手推动，借力SDR也未尝不可，但对短期内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必期许过高。

（本文写于2015年10月26日）

从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到美元问鼎国际货币体系的皇冠，经历了70多年的时间，还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机缘巧合。由此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目标，还是定得低一些好。

如今美元一党独大的地位，令人羡慕。欧元区19个国家绑在一起，勉强做了个老二，还是个小老二，欧元离美元的地位依然相去甚远。不说别的，国际储备中美元占64%，欧元只占21%，不到美元的三分之一。倘若刨除欧元区国家，欧元的占比就更少。此外，美国在国际贸易、债务的主要标值货币，是最广泛使用的货币。欧元区空有全世界最大的贸易量，德国一家的出口量就超过美国，却依然被美元压着，估计欧洲人心里也是憋屈。其他的如英镑、日元，更无法挑战美元的王者地位。

美元一统江湖，并不只是名誉上的教主，而是有很多的实惠。你看，美国贸易赤字这么大，美元还是很强势。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资金全往美国跑，挣可怜的那点利息。这背后的含义，就是美国印票子就可以拿走别人的东西，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此外，美国人做国际生意，是从来不需要担心“汇率风险”的，因为贸易用他们的货币计价和结算，没有汇率风险。这不知节约了多少成本，少操了多少心。

这样的待遇，历史上也有过，比如大英帝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或者控制国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关系。现如今没有殖民地了，美元的地位却依然，甚至超过了当初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的地位。或者，谁又能说现在就真的没有殖民地了呢？只不过形式不同了，仅此而已。

现在中国经济也开始强大了，总体量全球排名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也已经开始迈出去。怎么走？将来会怎样？看看美元的成长历程，多少有些帮助。要知道，美元是第一个纸币中的国际货币，之前的国际货币，要么是贵金属，要么和贵金属挂钩。

翻开历史，才发现各家都有难念的经，美元的封王路，也是一把辛酸泪。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怪不得现在也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17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群英国的异教徒抵达北美大陆，这些“屌丝”带着少许的英镑和先令。当时英国禁止贵金属的出口，这些人早期只能用原住民的贝壳、珍珠作为货币。倒也不难，因为他们用项链、皮带，就能换来印第安人的皮毛等贵重物品。这些异教徒，也是早早地享受了现代化的好处。

后来，烟草、玉米、小麦都充当过货币。这时候，马克思的话起了作用——“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烟草、玉米、小麦这些东西体积大、难存储、质量差异大，而且很难标准化，不适合完成交换媒介、支付手段、价值储存这些货币功能，用起来很不便利。

而且，英国当局不仅禁止贵金属的出口，还禁止殖民地铸币。这样，北美大陆只能靠出口鱼干、鱼油、腌牛肉等“贵重物品”换取英国的铸币，而英国需要付出的，不过是掺了大量廉价金属的“铸币”。说白了，就是不让别人印钱，然后自己印钱买别人的东西。各位看官，这才是真正的“铸币税”！当然，美国人也不老实，不时依靠海盗走私搞些铸币。

怎么样，上面的故事是不是似曾相识？几百年以后，历史只不过稍微化了一下装，一群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后来者也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取外汇。这发展中国家里面，就包含中国。出口的东西，也就是些土特产，实在不行就出口粮食。而出口的对象，就包含当时的“屌丝”美国。时过境迁，此时美国早已进化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这样可怜巴巴的日子，一直过了100多年，直到1765—1783年间爆发独立战争，美国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才开始有了自己的货币。独立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因素不知占了几成，但应该是有的，而且比重可能不低。据说，当时美国尝试发行信用卷（纸币的原型）作为铸币的补充，遭到英国议会的禁止，是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

独立了，美国终于扬眉吐气，迫不及待地发行自己的货币。1785年，大陆会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货币单位是1美元”，美元从此诞生。1786年，美国国会宣布成立铸币厂。当时一些州也开始铸币，不过1789年的宪法禁止了洲的这一权力。铸币是中央政府要独享的权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792年通过的《铸币法案》，则是美元诞生的最后一步。汉密尔顿这位金融天才，狂热地相信货币是国家统一和融合的有力武器，甚至从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那里学来了双金属铸币术，用以确定货币中金银的比重。

美元诞生了，在国内流通也没问题，可是在国际上的地位几乎是零。美国的进出口，用的是英镑。美国商人需要信用服务，也不得不找伦敦、巴黎、柏林的金融机构融通。当时伦敦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贸易和金融活动非常集中，有规模优势，流动性好，而美国经济总量很小，不得不依赖于伦敦的金融服务。

不过，英国毕竟是欧洲西北角的一个小岛，而美国却是大西洋对岸的一整块大陆。到1870年前后，美国经济总量已经差不多赶上了英国，当时美、英、法、德四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40多年后，到了“一战”前的191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一骑绝尘，几乎是英、法、德三大强国的总和。而且，美国的出口量也已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

尽管如此，“一战”前美元的国际地位，依然可怜，在国际贸易中几乎看不到美元的影子。此时美元的国际影响，不仅在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三大货币之后，甚至排在瑞士法郎、荷兰盾、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澳大利亚先令之后，也真是可怜。请注意，此时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了。用这个标准看，人民币现在的地位可是高多了。

谁说“大象不能藏于树后”？美国这头大象，可是在树后藏了很多年的。现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只有美国的一半多一点，还远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还称不上大象，“大象不能藏于树后”的论调，却早已流传很久了。

图6–4 美、英、法、德四强经济总量（1870—1971）

强大的美国，可怜的美元，这鲜明对比的背后，是美国农场主的“小农意识”。不妨想想，一群英格兰的农民，跑到辽阔的北美大陆，看到那么多土地，狂喜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帮农民出身的人，以前在英国也是受压迫阶级，对位居高位、掌握金融垄断资源的人怀有深深的戒心，生怕有人成为新的金融寡头，欺压、剥削他们。故而，处处限制金融的发展。

这些农场主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开国元勋、《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此翁的政治地位，无须赘述，其多才多艺，智慧与成就之高，简直就是超级拉仇恨。据说，他对农学、园艺、建筑、词源、考古、数学、古生物学等都有研究，又身兼作家、律师与小提琴手，还一手创办了著名的常春藤名校弗吉尼亚大学。不得不提的杰斐逊的一大成就，是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使美国领土增加了几乎一倍。

可就是这位让上天都嫉妒的英才，对金融很不感冒。此翁对金融的防范之心，几乎可以和他的才华比肩。很长时间，美国都没有全国性的银行，更没有中央银行，因为怕掌握金融资源的人掠夺其他人。据说，当初的英格兰银行，处处压迫北美，使得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对中央银行深恶痛绝。

美国的金融，绝不是没有人在努力推动。和杰斐逊同时代，就有一位金融奇才，此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没错，10元美钞上面的头像就是他。汉密尔顿也是开国元勋，建国后担任美国第一位财长，一手建立了美国的国债体系和铸币体系，还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各位，货币体系是他建立的，已经够牛了。国债体系也是他建立的，就更牛了吧。要知道，如今美国强大的金融体系的基石之一，就是其发达的国债体系。在18世纪就建立这个，此人的先见之明，可见一斑。

然而，汉密尔顿虽然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1791—1811），是一个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但是居然只有20年的许可，到期还不给续约，美国当时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戒心，由此可见一斑。“美利坚合众国第一银行”是美国唯一可以在全国营业的金融机构，其他银行都不能跨州设分行。这样一来，远距离、跨国的业务，自然大大受限，美元的国际地位，自然大受影响。

美国人其实是蛮顽固的，他们并不是没有吃过没有中央银行的苦头。“美利坚合众国第一银行”解体后，没有了中央银行，各州纷纷发行银行券，也就是在州内流通的纸币。各州都发行，自然会导致货币泛滥，然后就是通货膨胀和一堆的坏账。迫不得已，美国才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不过许可期依然只有20年（1816—1836），到期了也不让续约。这些逃到美国的英格兰农民，曾经受到的心理创伤之深，由此可想而知。

在此之后，美国先后历经了自由银行时代（Free Banking Era,1837—1862）和全国银行（National Banking Era，1863—1913）时代，但是在长达76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一个中央银行。1863年的《全国银行法案》（National Banking Act），旨在缓解财政税收压力和为战争融资，却并没有建立中央银行。连个中央银行都没有，货币发行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美元的地位，自然也大受影响。

事后看，杰斐逊思想（后世也称之为“杰斐逊主义”）中饱含的平等和人文精神，对任何潜在危及平等的东西，都极度警惕，生怕被细心呵护的平等与人文精神受到伤害。从这个角度看，杰斐逊并没有全错。某种意义上，后来的发展恰恰证明了杰斐逊们的担心是对的。不过，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平等、人文这些田园诗般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很脆弱的，只能被巨轮一辗而过。

美国经济如此强大，又有汉密尔顿这样的金融天才，却也要经历这么长时间的金融蒙昧时代。历史的演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谓形势比人强，后来的发展，就不是杰斐逊和杰斐逊主义者能够左右的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深刻知道了中央银行的重要性，终于在1913年通过了《银行法案》，美联储就此诞生。终于，美国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在当时的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最后一个设立中央银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从1907年的危机，到1913年《银行法案》通过，其间经历了长达6年的博弈。反对声音之大，可想而知。1910年，一个叫纳尔逊·阿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参议员，组团考察欧洲之后，觉得美国需要一个欧洲国家一样的央行，准备提议。可是，贵为参议员的他，召集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几个头脑人物起草计划书的时候，不得不“锦衣夜行”，各自偷偷来到一个偏远的小岛，颇像密谋一次“宫变”。

“宫变”的成果，是一个被称为“阿尔德里奇计划”的建议书蓝本。为了减轻对联邦政府集权控制的担心，“阿尔德里奇计划”建议了一个比欧洲风格的中央银行更加“分散化”的结构，其建议成立的全国储备协会（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有15家地方性储备银行，都可以贴现汇票，地方性储备银行的主席由辖区的商业银行选举产生。

不过，这些都不足以安抚人们对于金融寡头剥削小企业和农场主的担心。而且，阿尔德里奇的女儿和洛克菲勒的儿子结婚，这一联姻使得人们对这一计划背后的“华尔街动机”大为不安。何况，六位起草人当中，有三位华尔街巨头。

“阿尔德里奇计划”面世以后，经过两年的谈判和妥协，直到1913年底才由伍卓·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就是影响后世的《银行法案》。这一银行法案和“阿尔德里奇计划”大同小异，15个联邦储备区变成了12个，每个区域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自己选举。最重要的不同，是加了一个7人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负责监督联邦储备体系的运行。而这7个人，不是银行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总统任命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法案比“阿尔德里奇计划”赋予了联邦更大的权力。

将美元推上金融王座的，还有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战火缭绕，经济和贸易自然受到创伤。英国经济受到战争的削弱，英镑不稳，为美元提供了良机。美国借“一战”之机成为世界的工厂和粮仓，出口大增。此时，欧洲的商人们开始转向美国寻求金融服务，恰好此时美国银行被允许开展国际汇兑业务。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汇兑业务，联邦储备法案允许资本金超过100万美元的银行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至此，美国的银行考试走向全世界，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世间很多事情，变化其实很快的。不过十多年，到1920年末，美国银行已经在国外有181家分支机构。“一战”结束后，欧洲需要重建的资金，又为美国的银行和美元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战”结束后，美元已经成为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了，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超过英镑，达到40%多的水平。此时的美元，早已不是吴下阿蒙了。

局面打开了，不意味着美元的封王路从此一帆风顺。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固然进一步提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但是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一度受挫，英镑似乎又看到了捍卫王位的希望。可是，不久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再也无法撼动了。“二战”结束时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来自美国的小小怀特，大败英国代表凯恩斯，则是美元的加冕典礼了。

至此，从英国本土逃离到美国大陆的“屌丝”，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逆袭。所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不过，过程是漫长的。从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到美元问鼎国际货币体系的皇冠，经历了70多年的时间，还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机缘巧合。由此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目标，还是定得低一些好。

（本文写于2015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