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的民营建川博物馆：运营巨额成本和持续创新

把不挣钱的事情做成产业

地产界的大佬太多了，王石、潘石屹、王健林……当然，还有冯仑。可要说地产界的“败家子”，那非樊建川莫属。

当过知青、守过边疆、干过教师、做过市长的他，将从商后赚得的几十亿元资产和全部心血，砸进了一个占地五百亩的“民间博物馆聚落”，并决意身后将其全部捐赠给国家。

很多人都说他“傻”“疯”，但他一直很沉醉于“为博物馆而死才是人生的幸福”这一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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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也爱玩儿微博。

在微博上，他曾写道：“冯仑见我就说：你一穿上西装，就不是樊建川了。”

一定程度上，这话没错——和我一样剃着光头的樊建川，给我的印象是健谈、睿智，甚至有些“痞”。

其实在采访他之前，我对建川虽有耳闻，也曾去过他的博物馆，但和他并不相熟。直到2017年夏天，我和他相对而坐在摄像机前，才有了一次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正是通过这次对话，让我了解了樊建川，了解了他所从事的博物馆事业，从中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

博物馆就是没有行动力的“孩子”

“我前一段老看你的微博，说最近建川博物馆发展得特别快。现在已经开了快30个了？”见到樊建川，话题自然从他的博物馆谈起。

“有40个了，今年（2017年）就开了13个。”樊建川轻描淡写，“我的目标是100个。”

对樊建川，我多少是有些了解的。那是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从杂志上知道了四川地产界有一位开博物馆的“疯子”。为这，我还“偷”着去过两次。

当我说起这段往事，坐在我对面的樊建川露出了率真的一面，“你早告诉我多好，我茅台都准备好了！”

“民间博物馆现在在国内成长很快，已经有五千多家了吧？但你是国内民间博物馆的‘鼻祖’，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开过玩笑，我言归正传，“你是怎么想起来去折腾这么多博物馆的？”

“1966年，我9岁时就开始收藏了。”我这一问，把时间拉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癖好。”樊说的癖好，就是那种收藏旧物的“恋物癖”，“见到旧物件眼睛就亮，看到新的却没感觉。”

樊建川虽说很早就走上了收藏之路，但真正开始投身博物馆业，是在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企业家后，并且一干就是15年。

“我知道你在20世纪90年代初做房地产就很成功了，后来是把房地产全都卖了，但为什么去（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做博物馆？”我问。

“当时不是有点钱嘛，最多的时候账上放了二十多亿元现金，就想干点儿什么。”樊建川说起了博物馆落户安仁镇的经历。

在决定投资博物馆时，樊建川最初的想法是在北京、上海或者重庆。但这三座城市都拒绝了他。走投无路之时，樊建川想到了自己名字里的“川”字——“得在‘川’里搞”。

“正好大邑县要拍卖500亩土地，当时我就想，博物馆其实就是个‘孩子’，它没有行动力的。”

“博物馆不能挣钱，光花钱。”对博物馆的运营，我多少知道一些。

2017年，中央财政下达公益性文化设施的补助资金为51.15亿元；十年来，中央财政累计补助资金407亿元，但这其中补贴给民营博物馆的资金少之又少。民营博物馆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樊人凡理：背包要舍得扔

我父亲说，一个人一辈子就两件东西：第一，有一条命。命是拿来拼的，要舍得。他说，我们打仗的时候往上冲，冲在前面的人死不了，不冲却有可能被流弹打死。所以，你要舍得拼命。

第二件东西，就是有一个背包，背包你也要舍得扔。当兵的人都有一个背包，里面有一个牙缸、一身衣服，或者一封家书、一纸奖状和几块钱的津贴。但打仗的时候不能背着背包冲锋、拼刺刀，背包就得扔了。

所以，我父亲的全部资产就是一个背包。我这个博物馆后来估值80个亿也好、100个亿也好，你说它有多重呢？也没多重，就跟我父亲的背包一样重。

为了养活“孩子”去卖艺

在安仁以招拍挂方式拿地建馆的樊建川，显然在建馆初期也遇到了这样的困境。

“我一天的花费就是十万块钱啊！”说起博物馆的经营，樊建川一下提高了嗓门。

建川博物馆有500名员工，加上社保、水电和安保等费用，一天的运营费用就高达10万元，一年就是3600万元。

“第一年只收了五百多万门票，要贴3000万，第二年要贴1000万，第三年贴了800万。”樊建川说，刚开始自己苦恼极了。

“就像冯兄说的，当时不是财大气粗么，觉得自己的钱用不完，后来才知道博物馆太花钱了。没钱了怎么办？卖土地、卖店铺、卖加油站、卖酒类贸易公司……”面对博物馆这个没有行动能力的“孩子”，樊建川只能卖！卖！卖！

但这还只是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开销，不包括收购展品的费用。迫不得已，樊建川只能靠“卖艺”的收入作为博物馆的补贴。

“我有一技之长啊。”樊说的“技”有四个：第一是到处讲课，一年能挣一二百万元；第二是写书，当过成都市文联副主席的他，靠稿费也挣了不少；第三是写字。“我写书法一万块一张，不分大小，一年也能卖一百多万。”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樊建川的第四技——“卖唱”。

“最不要脸的是唱歌。”他伸过手，拍着我的肩膀，自嘲道。

“你唱歌挣钱了？”我颇为惊诧。

“我唱歌，卖光碟，叫‘嘹亮’的光碟。”樊说，因为唱歌，他上过中央电视台大年初三的晚会，“你可以上网搜搜，《回锅肉之歌》，全国我原唱的。”

饭桌就是战场，

碗筷就是刀枪，

稀饭是稀，干饭是干，

稀饭没有干饭香。

向左盼盼……

把一切能吃光的东西吃光。

想着肥肉想着瘦肉想着回锅肉，

还有番茄鸡蛋汤！

即兴唱起的《回锅肉之歌》引得录制现场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歌词来自樊建川插队时的一段经历，曲则来自《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就想吃回锅肉，回锅肉有个最佳搭档——番茄鸡蛋汤。吃一口回锅肉、喝一口番茄鸡蛋汤，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最高理想。”

一段甜酸苦辣的往事之后，我把话题又拉回到了现实，“你博物馆的门票2块钱？”

“对，批发价。”樊建川的博物馆的确像个“批发市场”——抗战、地震、民俗、红色年代四大系列二十几个博物馆，和壮士广场、手印广场两个主题广场，构成了建川博物馆聚落。

“我当时在北京看某某旧居，在上海看某某旧居，花两个小时跑过去，汗流浃背，结果就只能花20分钟看一眼。”

这段经历让他萌发了把博物馆建成“超市”的想法，“我当时说做一个博物馆聚落，门票总共60块钱，一个馆2块钱，孩子1块钱。”

现在，建川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一百五十多万人，看完所有展馆需要两三天。这又催生了樊建川的另一项产业——文化小镇。(www.xing528.com)

樊人凡理：博物馆和饲料同等高尚、同等昂贵

人们把建博物馆看得特别特别的神圣，但我觉得建博物馆就跟开餐厅一样——同样是给人提供吃的，只是博物馆是精神上的，缺什么补什么。换句话说，博物馆提供商和刘永好那样的饲料提供商同等高尚、同等昂贵。

伟大的败家，毁灭性的收藏

“到目前为止，整个博物馆的投资有多少了？”我很好奇，2块钱的门票“批发价”怎么能支撑多达30个馆的运营。

“博物馆买地、建馆、绿化等硬件设施上的投入差不多花了十来个亿，另花了十来个亿买文物。”说到藏品，樊建川两眼放光，“我现在有404件国家一级文物。一级文物有四百多件，这个不得了。”

“实际上大量的钱还是花在买文物上了。”我说。

“对，比如说黄埔军校的同学录，几十万元一本，我基本都买齐了。”

对于展品，樊建川可谓不计成本，甚至是“毁灭性收藏”——最多的时候，一年买下了300个集装箱的东西。

“比如毛主席像章，我有8吨。”樊建川说起了收藏毛主席像章的一段经历。

在一个县城里，一位收藏爱好者很神气地告诉樊建川说：“樊先生，我这有不少毛主席和林彪的像章和语录。”樊建川问他有多少，答案是二十多万件。这“激怒”了樊建川，“你说你有20万件，那我的180万件怎么办？是我卖给你，还是你卖给我？！”

结果，那位收藏爱好者被樊建川的咄咄气势吓倒了，最终讪讪地把自己收藏的像章卖给了樊。

“几麻袋嘛，都是这样。你说50万元、80万元？买！”

“这就是批发啊，戳堆买。”望着樊建川神灵活现的样子，我似乎也被感染了。

“我买东西的办法就是找收藏家。”樊自己总结说。以这种“强买强卖”式的毁灭性收藏，建川博物馆的规模迅速扩大。“别人可以说建川博物馆的声光电做得不好，建筑做得不好，绿化做得不好，酒店太低档，餐厅也不行，但是基本上没人说我们的展品不行。”

“这个是最难的，每年得花几千万元买这些玩意儿，还连续持续多少年。”我不由得感慨。

“我就是个败家子儿，有点盈余就买东西去了，买了东西又建新馆。”樊哈哈一笑。

“但你为什么不在安仁这边再做一点儿住宅项目什么的？反正这么多小镇已经在这儿了。”我问这个问题的本意，是说他完全可以依靠房地产项目作为博物馆运营的补充。

“华夏城^[8]进安仁镇时对我说，你都几十年不做房地产了，别把地浪费了。把地卖给我们，你就做你的博物馆提供商。”樊建川自嘲道，“我现在都‘傻’了。”

“现在你也没兴趣做房地产了。”我补充说。

“不去想房地产这个事情了。”樊建川双手一摊，释怀道。

现在很多人为了生活甘当“房奴”“车奴”“卡奴”，而樊建川则是“馆奴”。对于博物馆，他很有底气，“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第一，现在说我们是世界一流，我觉得没有人会反驳，尤其是在国内。”

不仅藏品质量高，建川博物馆的题材也非常广泛，小到民俗中的糖纸、烟标，大到抗战、地震……包罗万象，不一而足。

我对犄角旮旯的事儿是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些东西特别能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化，这就是博物馆特别的价值——它属于文化的一种呈现方式。建川博物馆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樊人凡理（一）：小学文化观众能看懂的博物馆才是博物馆

有人把博物馆看作圣堂，我不这么认为。我天天对我们的员工讲，必须要把博物馆的展览做到小学文化的观众能看懂。虽然做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要把它通俗化，做得简单明了，不用讲解员讲。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做博物馆的。

樊人凡理（二）：博物馆不能只有唐诗宋词才子佳人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民间博物馆应该是整个博物馆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比如抗战馆、川军馆，比如地震纪念馆……这些你更应该去做，因为未来社会的年轻人同样有了解这些阶段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诉求。政府当然有其他主渠道的优势，但这件事，也顾不过来。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博物馆既能传承一些美好、清雅的东西，比如唐诗宋词、才子佳人、梅兰竹菊，但同时还应有另一种类型——比如诺曼底、珍珠港、奥斯维辛集中营……世界上有这种类型的博物馆。这种博物馆要么是凝固一种罪恶，要么是记录一种战争暴行。所以我比较主张我们要传承财富、传承时尚，但更多的应该是关注历史，关注这些事件本身。

消费降级？你错了！

尽管国内大多数民营博物馆依然举步维艰，但我还是认为樊建川是个聪明人，是有智慧的人。

“你说你办博物馆是掏钱找罪受，但现在掏钱找罪受的大有人在。”听完了樊建川的心里话，让我想到了前不久听说的一件事——

到了麦熟该收麦子的时候，农民却不自己动手，而是吸引城里人来农村，住最艰苦的房子，一人发一把镰刀，怎么收不管，但是去那儿收麦子一天要交100块钱；不仅如此，麦子的所有权依然是农民的，如果想拿回去，还得再交钱买麦子。

听完我说的段子，樊建川大笑起来。

“其实，这就是精神消费。”我一本正经。类似的事还不少，比如2万元一次的戈壁徒步挑战赛，又比如半夜12点后在诚品书店扎堆的台湾文艺女青年——我把他们叫作“精神生活为先导，肉体生活在后边”。

“现在看来，我们精神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博物馆实际是提供精神消费的最好场所。”

“就是看你自己没看到的东西，了解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樊表示赞同。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种类多种多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人们对消费的概念也渐渐有所不同，我们称之为“消费升级”，文化精神消费领域也是这样。

在欧洲，小博物馆特别多，很多犄角旮旯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小博物馆。所以有一段时期我去欧洲不看别的，就看那些小博物馆。

中国现在大城市的人均GDP已经接近或超过一万美元，我们一直在讲“消费升级”，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就是精神消费市场、文化消费市场。“你其实在14年前就开发了这个市场。”我对樊建川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樊建川无疑是聪明的，有前瞻性的。

不仅如此，樊建川的博物馆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个事，让我心里特别安定的一件事。”樊建川忽然想起了什么，邀请我下次去建川博物馆所在地安仁镇走一走。

2003年，也就是他准备投建博物馆的时候，安仁镇有8万人和7家工厂。樊建川拜托镇长把这7座工厂统统搬走，镇长却因为就业问题犹豫不决。现在，安仁镇上没有一家工厂，但多了一二百家餐厅、旅馆，还有四五百家古玩店。

“现在在安仁镇招工都招不到了。”樊大手一挥，“这就是我特别安定的一件事。”

“文创带动了经济发展。”我对樊建川说，建川博物馆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完全靠一个企业带动旅游业，还可以输出管理、多种经营。“按照互联网的说法，你这也算是个风口，你未来的市场应该潜力很大。”

“我发现你真是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樊建川哈哈一笑，把我称赞他的话还给了我。

冯言冯语：建川就像生了八胞胎的妈妈

建川博物馆是一个传奇，能把这么多博物馆集合在一个地方，并且15年来把一些不为人知，或者容易遗忘的历史展示出来，这的确让我们经历了一番心灵洗礼，也让我们有了一种别样的激荡。

建川做了一件能让人伸大拇指夸他一辈子的事，这一辈子的事用三件事来做：第一是要赔钱，不赔钱的事，别人只会羡慕，但不会夸奖你。做一个不在乎马上挣钱的商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选择。

第二件事，是把博物馆做成一个集群。一个妈妈生了一个小孩儿从来不会上媒体，可如果生了八胞胎，就一定会受到关注。所以建川就像生了八胞胎的妈妈一样，把博物馆做成了一个聚落，进而又变成了一个小镇，带动了文化产业，也因此被人关注、被人称道。

第三件事，就是开创了一个文化产业独特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过去文化产业都是由公家包办，特别是博物馆这个类型，和观众之间有比较强烈的距离感。但是建川博物馆在让大家亲近体会不一样的历史的同时，愣是靠卖门票把博物馆养活了。这就说明只要是好的文化内容，就一定能够变成一种很好的精神消费，而且是精神享受。

建川虽然和我一样没头发，但是他身后留下的东西要比我多。一个人想流芳百世，有一个方法就是做博物馆，而不是挣钱；一个人如果想让自己更快乐，那去建川博物馆，去领略和体会不一样的历史。这就是建川带给我的惊喜，也是我欣赏建川的一个重要原因。

[8]华夏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