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重要性

旅游目的地有多种解释。按照联合国倡导的《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旅游性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指对顾客出行决定起核心作用的访问地。但如果游客不能确定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主要目的地则指在出行期间逗留大部分时间的地点。同样，如果游客不能确定这样一个地方，则主要目的地将指离惯常居住地最远的地方。

美国著名旅游规划专家Clare A.Gunn（2002）在著作《旅游规划：基础、概念、案例》中，从微观到宏观将旅游规划的空间尺度划分为以下三种：某一项目空间尺度（Site scale）、旅游目的地空间尺度（Destination zone）和区域空间尺度（Region scale）。某一项目是指酒店、餐馆、度假区、道路、核心吸引物等；旅游目的地是指一个或多个社区加上其周边区域构成的含旅游吸引物在内的综合体；区域可以是州、省，或国家。

就旅游目的地的界定来看，旅游目的地的利益相关者至少包括游客、当地社区居民、旅游企业与政府等（何建民，2014）。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基于主要目的将旅游性出行进行分类，分为个人目的的旅游性出行、商务和职业目的的旅游性出行两种类型。其中个人目的的旅游性出行又细分为八种类型：①度假、休闲和娱乐；②走亲访友；③教育和培训；④保健和医疗；⑤宗教／朝圣；⑥购物；⑦过境；⑧其他。

结合本书研究目的，外来游客的休闲旅游活动主要指个人目的的旅行性出行中的度假、休闲、娱乐活动和购物活动。

从休闲旅游时间来看，每年的公共假期已达115天（每年52周，周末104天，再加上国定假日，即元旦1天、春节3天、清明节1天、劳动节1天、端午节1天、中秋节1天和国庆节3天共11天，合计115天），为休闲旅游活动开展提供了时间保障。从休闲旅游方式来看，城市居民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已成为与工作、睡觉和从事家务等活动同等重要的第四生活状态（楼嘉军，2005），外来旅游者的旅游方式逐渐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从休闲旅游消费偏好来看，人们对传统的以物质产品为主导的消费需求开始下降，对以精神产品为主导的消费需求迅速攀升。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爱德华·弗里曼等著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现状与展望》（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一书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全面梳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起初被定义为“组织没有这些群体的支撑将无法存在”，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和社团。该概念一开始在斯坦福研究院的共同规划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坦福研究院研究者认为如果经理人不理解这些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并关心他们，将无法实现企业持续生存的目标。蒋伏心和李家俊（2004）将国外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的诠释按照单一标准或多重标准进行了划分。基于斯坦福研究院的早期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多个理论领域得以发展：

在战略管理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就开始在许多战略计划文献中出现。比如在伯纳德·泰勒1971年发表的关于企业战略研究现状与展望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认为股东的重要性将减弱，并声称企业运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在企业计划流程中出现。比如罗斯切尔德所描述的战略计划先驱——通用电气计划流程。20世纪80年代早起的一些文章开始认识到现代企业的复杂性正在凸显，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诉求日益提升，利益相关者导向的企业计划流程在应对时更为奏效。

在系统理论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罗素·艾科夫和维斯特·切奇曼为代表的系统理论研究者“重新关注”利益相关者分析。比如艾科夫界定了一种组织系统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并认为一些社会问题可以通过重新设计系统里支撑和作用于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制度来得以解决。

在组织理论方面，瑞典学者瑞安曼认为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目标的实现相互依赖。从这个意义上，雇员、所有者、客户、供应商、债权人以及其他一些群体可以看作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但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在实际研究中是动态的（Mitchell and Wood，1997）。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休闲旅游中的运用主要包括相关理论在休闲旅游目的地规划及管理中的应用及其应用效果评价等方面。比如Lindermberg等（2002）认为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有助于旅游业发展获得成功；F Yuksel等（1999）认为旅游目的地在规划时必须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Christina等（2005）对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刘雪梅和保继刚（2005）研究认为生态旅游实践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当地居民、旅游经营者和生态旅游者；贾生华，等（200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归纳了企业绩效评价方法，并进行了应用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一方面将帮助本研究科学分析城市休闲街区经营和休闲活动参与的主体及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将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选择机理的研究提供一般理论依据。

由于目前对商业模式概念的界定没有统一，同时结合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研究问题的实际，本研究更倾向于“商业模式本质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的理解，具体包括交易主体（谁参与交易）、交易内容（交易什么）、交易方式（怎么交易）以及交易定价（收支）。其中利益相关者包括外部利益相关者（企业的顾客、供应商、其他各种合作伙伴等）和内部利益相关者（企业的股东、企业家、员工等）两类（魏炜，等，2009和2012）。因此，商业模式创新的目标就是通过优化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更好地创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商业模式与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交易结构，如图2-2所示。

图2-2　商业模式与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本书研究成果绘制。

Zott & Amit（2007）认为商业模式对核心企业绩效的影响可分为创造总价值与价值分配两种效应。总价值的创造通过提高顾客的支付意愿或降低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的机会成本实现，且由核心企业、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

顾客价值主张是价值创造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Johnson等（2008）认为顾客价值主张界定了目标顾客，同时，顾客价值主张会进一步影响价值链活动的设计、收益模式、成本结构及利润模式的选择等。Osterwalder等（2005）指出，顾客价值主张的调整更新有利于企业价值创造。

张敬伟和王迎军（2010）研究以为宏观视角下的价值主张应该表达全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微观视角下的价值主张则主要表达顾客价值。但就成功经营的角度来看，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都不能忽视，因为顾客价值和其他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相互支撑。为此，价值主张就应该以顾客价值为核心，并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

Demil & Lecocq（2010）提出了RCOV模型，即资源—能力—结构—价值主张模型，同时指出资源与能力组合等基本要素将决定商业模式的成本、收入规模和结构等。

组织网络理论是价值网络理论的基础。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组织网络理论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研究方法和实践应用等方面。首先，研究者分别从组织网络的作用（Zaheer，et al，2010），研究范式（Borgatti，& Foster，2003）和发展方向（Phelps，2012）等视角进行了理论回顾。其次，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组织间网络来源的探讨（Gulati & Gargiulo，1999）；对合作网络和结构洞的研究（Ahuja，2000）；对组织关系的测量（Bonacich，1987）；对组织网络中结点作用的研究（Tsai，2001）等。第三，在组织网络的实践应用研究方面首先将组织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进行重新认识（Kogut，2000），然后分别从联盟网络（Tsai，2000）、网络合作与竞争（Gnyawali & Madhavan，2001）、社会资本的分析（Xiao & Tsui，2007），以及网络关系对组织创新的影响（Srivastava & Gnyawali，2011）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Porter，Chandler和Piore通过对工业区、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属的组织网络。Gulati（1999）研究认为，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处于组织网络中，因此基于孤立的原子式的视角认识企业是远远不够的。该组织网络不仅包括供应商、顾客，同时还包括竞争对手；组织网络关系主要包括战略联盟、合作伙伴、长期供方一买方等合作关系等。Suzanne Berger将这种组织网络称为价值网络（吴海平，等，2002）。

随着企业间合作行为的日益普遍化，价值网络理论应运而生。价值网络的构建主要源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Hamel（2000）认为价值创造就蕴含在由核心企业、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分销渠道商等主体构成的价值网络中。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提出价值网络区别于波特理论中的价值系统，更强调网络关系带来的资产互补性和协同效应。Simmie研究认为，价值网络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多条相互作用的价值链整合而成的系统。李垣和刘益（2001）研究认为，价值网络是利益相关者相互彼此影响而形成的价值创造、分配、转移和使用的关系与结构。价值网络认为竞争仅揭示了企业间的价值分配关系，但合作更强调价值的创造，并进一步强调了竞争与合作是成功企业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即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性。因此，价值网络观念引导企业要与顾客和合作者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陈占夺，等，2013）。

罗珉（2006）认为价值创造的基本思维逻辑随着网络经济的出现已发生了改变：企业想要提供吸引顾客的产品与服务，必须通过企业与顾客、供应商、联盟和合作伙伴等一起共同创造价值；动员顾客和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的参与是价值创造的关键，因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唯一真正来源将是企业构想出整个价值创造系统的能力。(www.xing528.com)

城市休闲街区经营与休闲活动的参与主体的多维性特征正好符合价值网络理论的前提和背景条件，价值网络理论将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与休闲活动的参与主体创造价值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缪勒（Mueller）认为公共选择是对非市场决策行为的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学术影响迅速扩大。布坎南（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被推举为该时期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之父。他们于1962年合著的《同意的计算》成为对公共选择学派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经典文献。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内在动力。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包括两个市场，即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公共选择的主体包括政府、利益集团和民众。公共选择的机制是通过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交易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根据公共选择中的经济人假设，政府选择直接决定政治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判断结果，其中的利益不仅指经济利益，还包括政绩、声望、名誉等政治、社会利益（赵艳莉，2012）。政府选择是指政府实体（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及配置资源的目标及其手段的取舍，具体包括选择做什么以及选择怎么做。由于政府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所以与一般的比如厂商、居民或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存在差异。也正因如此，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及配置资源的选择会直接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选择或替代市场选择，或补充市场选择（周振华，2004）。利益集团是指任何一个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其选择是为了在再分配的公共决策中取得或保护其垄断地位。民众由于信息不完备致使获得信息成本高于信息收益而不愿意获取信息，从众通常是最有利的选择（赵艳莉，2012）。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公共选择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主要包括：周振华（2004）在政府选择理论框架下，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选择进行的实证研究；强健和梅强（2010）关于区域政府选择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赵国权和黄启贵（2011）立足我国现实环境，探讨了个人选择和政府选择间的制度平衡；赵艳莉（2012）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框架，探讨了旧城改造中的政府、开发商、村集体、村民间的公共选择行为动机和结果。

城市休闲街区作为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无疑为本研究考察城市休闲街区经营与休闲活动参与主体的选择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综上所述，相关文献述评和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本书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明晰和多视角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如图2-3所示。

如图2-3所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内涵界定是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构成要素与类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选择机理反映了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选择对创造价值的作用机理，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创造价值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则是对某种选定的经营模式创造价值能力的判断工具，反过来又可以指导经营模式的更优选择。四个子研究问题相辅相成，既是对本书研究问题的分解与深化，也构成了本书的具体研究内容。

图2-3　相关文献述评与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本书研究的支撑

注：图中实线表示逻辑关系；虚线表示支撑关系。

(1)　转引自阙维民，等．世界遗产视野中的历史街区［M］．北京：中华书局，2010：41-44．

(2)　相关的概念还有中央商务区（CBD）．概念最早于1923年产生在美国，被界定为“商业会集之处”．详参大众财经图书中心．经济词典（第2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297-298．此外，《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了中央活动区概念．

(3)　龚丹韵．田子坊调查记［N］．解放日报，2016-03-21（09）．

(4)　尽管为外来游客提供服务和为本地居民提供便利之间是否平衡是衡量城市街区发展是否适宜的关键指标，但城市休闲街区的本地游憩与外来旅游双重功能不可偏废．详参龚丹韵，等．上海支马路的别样风景［N］．解放日报，2016-07-25（09）．

(5)　兰桂坊是内地游客游览中国香港（地区）期间夜生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详参张斌．内地客游香港［N］．文汇报，2014-12-13（06）．

(6)　2017年底上海全市城市商业综合体约230家．详参钱鑫．上海230家购物中心，是多还是少［N］．2017-09-04（A09）．

(7)　这与城市未来整体发展方向吻合，因为“立体”将是高密度人口城市发展方向．真正意义上的立体城市，并非单纯建高楼，而是基于科学调研，对楼宇及所在区域立体规划，以充分利用地下和空中资源，提供更好的城市人居环境．比如香港楼宇之间的空中连廊，以及对地下空间的利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两条地下铁路之间可开拓出舒适的地下活动空间，避免居民在寒冷的冬天走到户外，可满足各类生活所需；同样在上海，世博后续开发中的绿谷就是一大亮点，不仅拥有办公、餐饮、零售、酒店、文化等功能，还将建成世博A片区发展成活动轴和景观轴，其地下和空中都建有步行的空间．详参彭德倩．“摊不开”咋办？把城市“竖起来”［N］．2015-03-22（03）．

(8)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954．

(9)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954．

(10)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363．

(11)　周雪林．英汉双解工商管理大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147．

(12)　《广州市特色旅游购物街区服务规范评定实施细则（试行）》［EB/OL］．中国广州旅游政务网（http://www.gzly.gov.cn/DataStore/InfoStore/20096/Info6338163021490625001163725392.html)，搜索日期：2012-07-20.

(13)　孙连才和王宗军将16个指标分为1～5级进行打分，5为最好，1为最差．详参孙连才，王宗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下企业商业模式指标评价体系［J］．管理世界，2011（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