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休闲街区商业模式的评价与文献述评

经营模式与运营模式同属于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对商业模式的具体实施，且相辅相成。其中经营模式旨在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即确定企业的价值目标、确定企业的经营业务范围、确定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运营模式旨在解决企业与环境的关系，进而实现企业的资源整合，为企业价值目标实现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因此，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研究离不开对运营模式与商业模式相关文献的借鉴。

《辞海》中对经营有三种释义，其中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释义为经管办理经济事业⁽⁸⁾。《辞海》中对经营方式有两种释义，其中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释义指经济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方式⁽⁹⁾。

本书在中国知网分别输入篇名关键词“经营模式＋旅游”“经营模式＋酒店”“经营模式＋景区”“经营模式＋旅行社”精确搜索发现，发表在SCI期刊、EI检索期刊和CSSCI期刊上的代表性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景区（点）经营模式和酒店经营模式两个方面。

从旅游景区（点）经营模式研究的视角来看，董观志（1999）基于华侨城主题公园的客源特征，提出了华侨城主题公园经营模式的八大创新策略，包括经营理念创新、经营组织创新、经营机制创新、市场定位创新、经营策略创新、经营方式创新、经营质量创新和经营战略创新。颜亚玉和张荔榕（2008）认为古村落旅游至少包括三种经营模式，即政府主导的经营模式、股份制的经营模式和乡镇企业模式，并基于三种经营模式背景，从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补偿和利益激励四个机制维度对社区参与进行了比较研究。孟广文（2009）将旅游服务企业经营模式和区位模式匹配研究后发现，欧洲旅游服务企业经营模式可分为孤岛式经营模式、依托式经营模式、共生式经营模式和集聚式经营模式四种，认为其中的共生式经营模式效益最好，因为该模式可以促进企业间的良性互动，互利互惠的经营关系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从酒店经营模式研究的视角来看，黄文波（1998）研究认为旅游饭店餐饮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四种：凸显服务质量的经营模式、凸显美食的经营模式、凸显顾客需求的经营模式、凸显员工能力的经营模式。邹益民和戴维奇（2006）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将单体饭店的自身资源与连锁化经营模式进行匹配式研究，认为资源全面短缺型单体饭店适合租赁连锁经营模式，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短缺型单体饭店适合委托管理经营模式，品牌与营销能力不足型单体饭店适合特许加盟连锁模式，财务与客户资源匮乏型单体饭店适合饭店联合体连锁模式。赵剑锋（2012）研究发现，经济型酒店应用连锁经营模式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包括：预见能力（选址、价值曲线）、管理能力（店长、专业化、成本管理）和衍化能力（品牌与网络、集团化、连锁化）。

上述经营模式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发展初期，且研究视角比较单一。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休闲旅游消费市场结构急剧变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背景下，经营模式在城市休闲街区中的研究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更要从城市休闲旅游目的地视角、城市休闲街区利益相关者视角等全面系统进行研究。

《辞海》中运营泛指运用车、船等运输工具和有关技术设施、设备，从事运输生产经营活动。作为企业日常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营管理是对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各项运营活动的计划、协调和控制⁽¹⁰⁾。《英汉双解工商管理大词典》中运营管理是指管理和指挥日常运作以及企业目标和战略的实施⁽¹¹⁾；马风才（2007）认为运营管理主要包括运营战略定位、运营系统设计及运行、运营系统控制及完善三个环节。洪增林（2013）认为运营是指项目确定投资主体后，商家经过法律许可，专门从事相关的市场判断、商业策划、项目包装、招商、管理及营销等活动，比如网络运营、城市运营等。

运营、营销和财务共同构成企业的三大主要职能（诺曼和格雷格，2005）。但现有文献对运营模式的概念界定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甚至在使用中经常和“运行模式”混用。李文博（2014）基于Osterwalder提出的商业模式的总体概念框架，提出了商业运营模式，他认为商业运营模式就是价值确定、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等一连串商业行为的集合。张海洋2016年10月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信息披露监管与P2P借贷运营模式》一文中，没有对运营模式进行界定，在叙述时将“运行模式”等同于“运营模式”。

朱海霞等（2015）认为运营模式至少可以包括战略目标定位、运营系统及运行制度、运营模式控制手段等内容。林竹（2016）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案例，总结归纳了城市运营模式的主要特征，具体包括市场主导，政企合作；产业集成，资源共享；规划整合，协同发展；远近结合，战略导向；系统优化，整体提升。

就应用领域来看，运营模式应用于商业领域和互联网平台领域的比较多，应用于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比较薄弱。胡小猛等（2006）对上海崇明岛农家乐的旅游运营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运营模式的研究要兼顾经营活动中各方的利益。刘洋等（2012）研究了湖南湘西地区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营模式。

上述关于运营模式概念和应用的文献至少可以为本书研究提供两方面启发：其一，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概念和构成要素构建既要借鉴运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也要将城市休闲街区置身于城市休闲旅游目的地范畴进行思考；其二，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概念和构成要素分析至少可以借鉴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和利益相关者等相关文献。

在中国知网输入篇名关键词“商业模式”精确搜索发现，截至2017年，发表在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共6 222篇。

从发表的学科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企业经济、贸易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和邮政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发表数量分别为1 599篇、1 504篇、1 027篇、890篇和419篇；从发表年度来看，2017年847篇，2016年822篇，2015年763篇，2014年669篇，2013年550篇，其他年份共2 571篇；从研究层次来看，行业指导（社科）类3 280篇，基础研究（社科）类1 765篇，政策研究（社科）类342篇，职业指导（社科）类262篇，其他类573篇。

同时在中国知网的学科学术热点检索界面，以“商业模式”作为热点主题进行精确检索，检索结果如图2-1所示。

图2-1　“商业模式”研究热点检索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

在检索到的3个热点主题中，关于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模式创新中信息架构、价值创造和电子商务等研究的热度值5颗星，有190篇学术论文，75个研究机构的97名研究人员对此展开过研究，涉及相关国家课题数8个；关于商业模式、网络经济的创新与价值创造的研究与之热度相当（热度值5颗星），有97篇学术论文，43个研究机构的59名研究人员对此展开过研究，涉及相关国家课题数7个；关于门户网站、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研究的热度排在第三位（热度值4颗星），有145篇学术论文，62个研究机构的94名研究人员对此展开过研究，涉及相关国家课题数7个。图2-1的检索结果表明，价值创造是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内容。

美国的一项统计表明，在成功的创新中有60%的创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魏炜，等，2009）。Rita Gunther McGrath（2013）认为企业所有的优势都将是暂时的，能追求的仅是新商业网点下的短暂优势，灵活转型才能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此背景下，商业模式的创新近年来不断跃入企业家和管理学者研究的视野（George & Chapman，2006；原磊，2009；Zott & Amit，2010；Teece，2010；王雪冬等，2013）。尽管不同学者对商业模式开展了多学科的创新研究（Aspara，2010），但都没能很好地利用彼此的已有成果（原磊，2007）。然而，现有理论研究成果中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视角、目标和应用可为本书研究提供借鉴。

1．商业模式创新的视角研究

现有研究成果显示，商业模式创新可分为两个视角，即商业模式局部创新视角和商业模式整体创新视角。

商业模式局部创新和影响商业模式的各种因素与变量密切相关。客户细分、价值主张、渠道通路、客户关系、收入来源、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和成本结构等是影响商业模式的主要变量（Alexander Osterwalder，2014）。Timmers（1998）认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动力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Amit & Zott，2001）；在更广泛的IT和ICT领域，Yovanof等（2008）学者也证实了产业融合等技术变化推动了美国和欧洲等相关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David等（2000）将商业模式理解为一种企业获得并保持收益流的逻辑表达；Dubosson-Torbay等（2002）将商业模式理解为企业和商业伙伴以及买方间收入流、物流和价值流的特定组合；Miles等（2006）认为企业间合作可以有效推动商业模式创新。通过优化各种因素或变量，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

商业模式的整体创新不仅需要改善各种因素或变量，更加需要优化因素或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协同作用机制。由于企业身处的价值系统面临着各种因素的变化，如技术变革、顾客需求、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和竞争压力变化等，企业就必须不断对自身所处的价值系统的不同环节进行整合，抑或改变某些环节，组合方式，以实现商业模式变革（Osterwalder等，2005）。Weill等（2001）基于改变因素或变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原子商业模式”的概念，并明确了每个原子商业模式都具有的基本特征，即战略目标、营收来源、关键成功因素和必须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不同的商业模式来源于可行的原子商业模式间的组合。同时，由于原子商业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力不同，某些原子模式结合后或产生强大的作用力，或可能导致商业冲突，因此企业需要挑选与组合原子模式，并评估其可行性以建构最适当的商业模式。

2．商业模式创新的目标研究

商业模式创新的目标就是通过优化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实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

（1）优化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交易结构的优化是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前提。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主要包括企业和顾客的交易结构、企业和合作伙伴的交易结构等两大类。由于顾客、企业和合作伙伴在利益模式中扮演的角色存在本质差异——顾客是市场需求方，企业和合作伙伴共同形成市场供给方，因此，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结构优化理念与思路截然不同。首先，从战略研究领域视角，结构主义秉承分析逻辑，即企业要做自己擅长的；结构再造主义秉承建构逻辑，即企业的产品应对接市场。在市场导向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企业和顾客的交易结构优化应遵循建构逻辑。其次，同为供给方的企业与合作伙伴的交易结构优化应强调竞合与共赢，因为商业模式创新强调的是价值共创和合作伙伴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商业模式创新旨在最终构建由全体利益相关者参加且协同共赢的价值链，以获得竞争优势（王雪冬，等，2013）。

（2）实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可进一步概括为顾客、企业与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至少应包括顾客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最终目标。值得关注的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大背景下，对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应更全面，特别应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个人的绿色消费等理念。

3．商业模式创新的应用研究

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实际情况，商业模式创新的应用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比如李东（2006）分析了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促进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产业结构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途径、方式。刘卫星，等（2010）认为企业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间的主动适应性行为是创新的主要动力。姚伟峰（2011）基于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了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对其商业模式创新路径选择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指出了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动力、风险选择与创新程度，进而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决定性作用。王琴（2011）基于更广义的价值生态系统视角探讨了网络价值交换逻辑与企业价值的实现机理，进而从网络重构角度出发研究了五种各异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刁玉柱，等（2012）将商业模式创新划分为企业战略分析、创新要素利用和收入模式设计等模块，并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了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

此外，商业模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Witek-Hajduk等，2016）等研究正在不断拓展商业模式创新的应用研究领域。

就商业模式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对象重企业而缺少对跨界网络的关注，较少从整体上分析网络关系创造价值的网络效应；二是现有研究方法多采用描述性框架或单案例研究，缺乏大样本的计量实证、假设检验或多案例研究（江积海，2014）；三是对商业模式进行宏观研究的较多，对商业模式中的各组成部分开展深入研究的有待加强。本书将进一步丰富商业模式理论及应用的研究成果。(www.xing528.com)

目前对城市休闲街区的评价主要停留在评定等级上，评定标准可分为国家层面标准和以上海、广州、山东为代表的地方层面标准。

1．国家层面标准

由国家旅游局提出的《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GB/T 26356-2010）》于2011年6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休闲街区标准，特别是购物类休闲街区标准的制定和现有地方休闲街区标准的完善乃至统一提供了宝贵的国家层面的指导。

该标准首先对旅游商品、旅游购物、旅游购物场所等基本术语进行了界定。其次制定了包括总体布局、服务设施、商品要求、服务质量、安全管理和附加项目等在内的6项一级指标、36项二级指标和85项三级指标的旅游购物场所等级评分体系，见表2-1。

表2-1　旅游购物场所等级评分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GB/T 26356-2010）》附录表A.1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评定计分表简化整理所得。

根据等级划分和评分要求，总分为260分，其中基础指标得分最高为230分（含总体布局33分；服务设施65分；商品要求32分；服务质量80分和安全管理20分），附加项目得分最高为30分。旅游购物推荐点最低分要求120分；旅游购物示范点最低分要求为200分（其中附加项目要求为10分）。

2．地方层面标准

（1）上海市城市休闲街区标准。由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参与起草的《旅游特色街（区）服务质量要求》于200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其适用于上海市范围内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各类旅游特色街（区），规定了旅游特色街（区）服务质量的基本要求和对旅游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人员、环境、卫生、安全等具体要求。

（2）广州市城市休闲街区标准。由广州市旅游局提出并参与起草的《特色旅游购物街区服务规范》于2008年9月1日开始实施，旨在全面推进特色旅游购物街区服务规范评定工作，引导特色购物街区与休闲旅游结合，提高特色旅游购物街区旅游意识和休闲旅游服务质量。

该规范按照商业条件及基础设施、文化特色要求、购物环境、旅游服务设施、商业行为规范、服务质量、公共服务管理、卫生、安全要求、品牌建设和加分项目设置11项一级指标和54项二级指标的评分标准，满分1 050分（包括加分项50分）。其中一级指标满分依次为180分、100分、110分、110分、80分、60分、80分、100分、80分、100分和50分。根据规范实施细则，达到900分，可被评定为广州市特色旅游购物示范街区；达到800分，可被评定为广州市特色旅游购物街区⁽¹²⁾。

（3）山东省城市休闲街区标准。由山东省旅游局提出并起草的《旅游休闲购物街区质量评定》于2009年6月20日开始实施，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划内的旅游休闲购物街区的质量评定，规定了旅游休闲购物街区质量评定的术语和定义、评定项目和要求、评分要求和标准。

该标准按照基础设施、环境特色、服务设施、诚信经营、服务、管理、卫生、安全和加分项制定了9项一级指标和55项二级指标的评分标准，满分1200分（含加分项90分）。其中一级指标满分依次为250分、180分、125分、140分、85分、140分、90分、100分和90分。审评得分在600分以上，具有申报“山东省旅游休闲购物街区”的资格。

3．城市休闲街区标准差异与存在的问题

除了标准均是由旅游主管部门，即国家或地方旅游局提出并组织起草外，在其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就实施时间而言，国家标准的出台明显滞后于地方标准，地方标准又以上海和广州最早；其次，地方旅游局直接参与了标准的起草，而国家旅游局则重在组织，并未实际参与；第三，从评分指标来看，国家标准更加侧重于宏观角度，相比较而言，地方标准更加具体和细化，但整体方向还是一致的；第四，由于标准名称的差异导致对相关术语的提法和界定不同，见表2-2。

表2-2　国内城市休闲街区标准主要指标一览

资料来源：根据《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GB/T 26356-2010）》、上海市旅游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旅游特色街（区）服务质量要求（DB31/T412-2008）》、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色旅游购物街区服务规范（DBJ440100/T 8-2008）》、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旅游休闲购物街区质量评定（DB37/T 1243-2009）》和《广州市特色旅游购物街区服务规范评定实施细则（试行）》相关内容整理所得。

①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已于2013年更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同时标准设定仍存在以下问题，亟须深入思考。

（1）缺乏顶层设计。就现状来看，尽管上海、广州和山东休闲街区发展走在了前列，但缺乏国家层面完全对口的标准，致使休闲街区标准顶层设计的缺失，地方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自然不可避免。而顶层设计的缺位折射的深层次问题是我国休闲街区整体发展薄弱和管理思路的不清晰，以致国家层面休闲街区标准“上位法”的功能无法显现。

（2）标准化覆盖面十分局限。相比较我国内陆31个省区市，现有的标准数量还十分有限，加之国家标准的缺位，大部分地方的休闲街区尚处在标准和管理的真空状态，长此以往极不利于休闲街区良性发展。

（3）休闲街区通用术语缺乏统一。各地休闲街区发展尽管允许存在差异，这也是体现各自特色和个性的必要条件，但就标准而言，通用术语的统一不仅有利于统计口径的一致，也便于进行横向比较。而从前文描述来看，现有休闲街区的称谓不下数十种，而一些叫法貌似不同，但界定却完全一样，比如广州的“特色旅游商业街、特色旅游购物中心、特色旅游专业市场”和山东的“商业街、购物中心、专业市场”的定义就完全一致。

（4）标准起草缺乏行业和企业的广泛参与。行业和企业是标准的具体实施者和提供者，对标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现有标准的起草单位更多的是旅游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等，行业企业的参与力度尚显薄弱；而民间组织和标准的真正受益者——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则更是缺位。

对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价值创造能力直接进行评价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比较薄弱，相关的文献比如朱海霞，等（2015）在对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经营效果进行评价时直接借鉴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与划分》国家标准。对经营效果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经营模式价值创造的能力，但缺乏对经营模式自身构成要素及其协同关系的深度评价。

经营模式作为商业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创造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然离不开商业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相关文献提供的理论借鉴。基于全球资源一体化整合趋势的加强，全球所处市场和行业环境均趋于复杂、动态与不确定的大背景，孙连才，等（2011）提出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下企业商业模式的指标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由6个纬度16个指标构成。各指标旨在反映动态能力，即为了适应商业的运行环境，企业需要重新调整和构建自己的资源。研究者还以IT类企业为例应用了该指标体系⁽¹³⁾，结合层次分析法最终获得商业模式动态适应度为4.1，即适应度在4.1及以上，表明该商业模式适应当前商业生态系统环境，且具有较好的动态能力。

该商业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不仅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了分析框架，也为各指标的权重赋值方法和数据处理方式提供了思路借鉴。

美国营运管理专家卡普兰和诺顿于1992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平衡计分卡：绩效提升衡量体系》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其后二人合著的《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动》是系统介绍平衡计分卡的经典著作。整体来看，平衡计分卡的指标设计至少需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①平衡计分卡的指标可以为企业战略衡量和管理系统提供借鉴；②平衡计分卡既关注财务目标的实现，也要兼顾财务目标实现的业绩驱动因素；③平衡计分卡分别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等层面全面衡量企业的绩效；④平衡计分卡旨在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间的平衡，结果与动因间的平衡，硬性客观指标与软性主观指标间的平衡。

结合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平衡计分卡相关文献至少可以为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创造价值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以下借鉴：①评价的目标既要关注财务目标，也要兼顾非财务目标。因此，本书兼顾了城市休闲街区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含生态价值）；②评价指标的选取既要考虑结果性指标，又要考虑驱动性指标；既要考虑短期指标，还应考虑长期指标。因此，本书既涵盖了反映城市休闲街区经营模式构成要素的个体类指标，又涵盖了反映构成要素间驱动关系的协同类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