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易斯拐点理论看酒泉农村经济发展的短板

“刘易斯拐点”理论是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提出的劳动力经济理论，它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也是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隐患。过去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我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经济学上所谓的“库兹涅茨过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必将淘汰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对整个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为此，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酒泉市也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刘易斯拐点”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问题：

1.农村劳动力数量呈下降态势，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15—64岁的劳动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据中国社科院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2]。数据显示，2015年我市拥有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84.4万人，比2014年减少0.39万人，比2010年减少1.14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75.9%下降至75.7%。近五年来，酒泉农村劳动适龄人口虽然保持在39万左右，但占比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都呈下降趋势，说明人口红利消退已很明显。劳动力供给减少将会导致劳动成本上升，意味着企业运营成本上升，行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劳动者在这些领域的就业意愿也会逐渐下降。对金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储蓄意愿上升，消费动力不足，社会供给大于总需求，社会生产停滞，通胀风险加大，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内的资金压力和风险也会相应加大。

2.农村劳动力质量不高，导致劳动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劳动力资源短期来看相对过剩，但认真分析这一现象，主要是劳动力质量不高导致的结构性过剩所致。一方面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城镇二、三产业特别是工业发达地区又存在大面积用工难、用工缺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市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不断提高，2016年全市乡村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从业者8.33万人，较2012年增加1.06万人，增长14.6%；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8.77万人，较2012年增加0.43万人，增长2.4%；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8.75万人，较2012年减少0.82万人，下降8.6%；文盲半文盲1万人，较2012年减少0.26万人，下降32%。虽然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从业者在增长，小学文化程度特别是文盲半文盲从业者快速减少，但分析发现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仍达26.5%，初中文化程度的从业者占比达5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32.5%。可以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就业能力差、接受新鲜事物速度慢，离开农业领域难以找到新的就业岗位。加之农村中年以上年龄人数偏多，年龄在35—65岁的人数占比达69.7%，中老年劳动力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加之社会总抚养比由2010年的31.7%提高到2015年的32.06%，特别是老年抚养比上升2.61个百分点，不但加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而且导致离土不能离乡，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外出就业务工的现实性。

图3　2012、2014、2016年度酒泉市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比较(www.xing528.com)

3.实用型人才短缺，特别是科技型、管理型、创新型人才匮乏，严重影响农业农村发展。农村的劳务输出被称为脱贫致富的新型产业，实践证明劳务输出也是西部农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很多农村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力度还在逐年加大，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基本上都选择了外出务工。但青壮年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使得农村实用人才大量流失，严重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也使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包括环境面貌的差距越拉越大。近年来，酒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出台了不少政策鼓励各类人才下乡，派遣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和科研人员下乡支农等方式支持农村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受收入、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优秀人才都不愿意选择农村，更不愿扎根农村，农村人才存量相当有限，特别是适应当前三农形势的经营管理人才、科技服务人才、电商营销人才以及新业态推广人才非常缺乏，金融、保险、法律等专业人才更是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

4.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不够宽松。首先是城镇经济集聚效应偏弱。我市工业工业化程度不高，2016年全市完成第二产业增加值202.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5%，工业经济不够活跃，高附加值企业少，整体实力弱，产业链条短，对城镇经济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强。2016年全市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为3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为43%，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仅占21%，就业吸纳能力偏低。其次是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近年来，随着农业向城镇人口转移规模的扩大，城镇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问题日益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应有的一些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第三是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强。部分城镇水、电、路、气、通讯、垃圾处理、排污等基础设施不配套，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够完善，尤其是一些乡镇的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垃圾处理和排污设施建设还是空白，社会管理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