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人才的肥沃土地

如果个人脱离了社会以后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描绘了主人公鲁滨逊的孤岛生存经历和历经重重磨难以后回到英国的传奇故事。这部小说不仅展现了人类意志和精神的伟大力量，也说明了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生存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触礁船上留下的食物、工具和枪支弹药，鲁滨逊几乎无法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存；如果没有被他后来陆续救出的其他人协助，鲁滨逊就无法制服另一艘船上的水手们，也就无法乘船重新回到英国生活。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无论如何夸大并赞美英雄主义，个人也难以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如果个人希望成为栋梁之材，希望实现对社会的价值，更离不开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政府乃至国家等各类社会组织。如果把每个人都看成一粒蕴含着成才希望的种子，组织其实就是人才扎根的肥沃土壤。

首先，没有土壤，种子就无生根之地。没有组织，人才就无立足之地。

组织有大有小，形式多样，各有特点。每一个健康的生命从降临到人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身处家庭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里了。对个体来说，家庭是每个人加入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因此家庭不仅对于个人的成长与成才影响深远，而且还可以影响到个人的性格与气质，志趣与修养，爱好与追求，人品与胸怀。这种影响是在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与潜移默化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形成每个人心中最难以磨灭、最难以释怀的心理烙印。因此，家教是每个人最无法抗拒，也是最容易接受的启蒙教育。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言传身教，就是无声的引导，就是开启个体未来之门的钥匙。

婚姻不幸往往会让人一辈子难以彻底摆脱。如果婚姻不幸而且又有了孩子，这种不幸就会雪上加霜。数据表明，很多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大都来自婚姻不幸的家庭，父母的不幸婚姻会引发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争吵打骂，这种家庭会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心理的阴影之中。如果孩子在成人以后没有及时纠正与调整，就会逐渐导致心灵扭曲和行为异化，最终会走上与主流社会价值观相反的歪门邪路。

在中国当代影视界，出生于香港的周星驰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的才华横溢、思想独特、人气超群、影响深远的优秀电影人。他不仅在荧幕上塑造了众多命运多舛、自强不息的小人物形象，也用“无厘头”式的幽默让人啼笑皆非，对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再三回味。2016年，他凭借电影《美人鱼》33亿元的票房不仅创造了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纪录，而且让人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现代社会人性的阴暗、复杂陷入沉思。不过，在个人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已经年逾五旬的周星驰至今单身，而且多次被人爆料性格有缺陷、没有人情味、不谙人情世故、难于合作等问题。其实，这一切都源自他的家庭出身和童年生活经历。周星驰小时候家庭贫困，父母经常吵架，甚至在他面前就大打出手。后来父母离异，周星驰由母亲抚养成人。从一方面来说，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让周星驰心里一直有着出人头地的心理动力，在吃尽苦头之后，最终有所成就。另一方面，这也让他一直内心孤独而敏感，看淡很多人情世故，因此难以合作、很不合群，以至于单身至今。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大家，而且还是历史上罕见的“家庭教育家”，作为父亲，他亲手缔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梁门传奇，堪称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父亲：梁家九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民国时期大家众多，为何只有梁启超做到如此地步？这就是父爱的魅力，也是家庭的力量。首先，梁启超孩子虽多，但他一直尊重并平等对待每个孩子，为他们营造了宽松的成长环境。其次，梁启超虽然忙于政事，但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超过百万字，眷眷之意，殷殷之情，跃然纸上。最后，梁启超甘愿为子女成才倾其所有，无论是金钱、时间还是精力，均是全力投入。梁启超子女的集体成才现象有力证明了家庭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在人才培养上独一无二的作用。

《三字经》中说：“子不教，父之过。”其实这句话只有在男权社会里才有一定意义。因为男权社会里女人没有地位，所以教育孩子的责任也由父亲承担。不过，即使是在男权社会里，母爱的光辉也一直在熠熠发光。我们所熟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截发筵宾”“画荻教子”等典故就是分别讲的孟子、岳飞、陶侃和欧阳修的母亲如何培养出四位杰出人才的。

德国作家歌德多次表示他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母亲卡特琳娜·伊丽莎白引领他进入文学海洋，使他找到了快乐的源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领奖时的演讲中，花了大量篇幅讲述自己贫穷而又不识字、还裹了小脚的母亲。从历史上来看，像梁启超这样的伟大父亲其实并不多见，但是像孟母这样伟大的母亲却不胜枚举。这里面自然有子女的孕育要经过母亲十月怀胎，母乳是子女成长的第一口食粮等生理原因，也有因社会分工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等角色差异因素，但是女人的天性决定了女人是一个家庭幸福与否的关键，也决定了子女是否能够健康成长、顺利成才。因此，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认为：“孩子成才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因素，是跟妈妈相关的。”

有时候，家庭环境对于后代的影响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觉察的，而且影响的层次之深也是始料未及的。

其次，一粒种子在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从土壤中吸取养分。一个人在成才的道路上，也需要持续得到组织的培养和历练。

每一粒种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需要从土壤里吸收养分和水分，否则就不会有足够的能量支撑种子成长为大树。每一个人从咿呀学语的幼童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甚至叱咤风云的人才，也需要历经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乃至周边社会等各种组织的培养和历练。从组织的角度来说，组织不仅是各路人才施展身手、发挥价值的人生舞台，也给每个组织成员提供了成长和成才的机会。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只有善于把握不同的组织提供的不同机会，才有可能得到组织的信任与机遇的垂青，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成长与锤炼，才有可能成为组织体系中的优秀高端人才。(www.xing528.com)

野田圣子曾经于1998年担任日本邮政大臣，也是当时日本最年轻的阁员，她的第一份工作却让很多人意想不到——在东京帝国饭店刷马桶！刷马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圣子不仅天天都把马桶刷得光洁如新，而且为了证明马桶的清洁度，多次刷完马桶之后，喝下自己刷过的马桶中的水。这种敬业精神不仅是日本“匠人精神”的真实写照，也赢得了酒店管理层的普遍认可与信任，她的成才与事业之路也从喝马桶水开始起步。

无论组织大小，无论平台高低，无论是对于一个有志成才的人还是对于已经成为行业人才的人来说，只有能够以正确的心态对待组织，才能融入组织，才能在组织提供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价值，吸取营养，得到锻炼，争取机会，提升能力，成为杰出人才。

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对组织的两种负面心态是极为不可取的。一种是心高气傲，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做什么事情都浅尝辄止，不专心，不深入，既不能做事也不会做事，这种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不经历诸多磨难来改变心性，即使活一辈子最终也会一事无成。还有一种是遇到一点问题就抱怨，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平时在工作和学习中只会看到问题，只会反映问题，就是不会思考问题，不会解决问题，最终把自己变成了组织中的“问题”而被解聘。有这两种心态而且执迷不悟的人，在任何组织中都不会受到欢迎，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机会被重用，做任何努力也难以成为优秀人才。

再次，树木只有根扎得深，才能长得高。人才只有在组织的平台上专注发展，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2013年4月，商界传奇人物史玉柱宣布退休，退休后去过自己的悠闲生活：主业是玩，副业是做慈善。接任史玉柱的是刘伟女士——巨人最早的员工之一，1992年大学刚毕业她就远赴深圳加盟巨人，第一份工作是文秘，月工资只有450元，还要经常加班加点。不过，凭着自己的踏实与努力，两年之后，年仅26岁的刘伟就被提拔为副总裁。“比较稳重，脚踏实地。”史玉柱曾这样评价刘伟。他还说：“她跟了我十几年，没在经济上犯过一回错，我自然非常相信她。”

还有一位职场女性的成才经历比刘伟更为传奇。从前台小妹到菜鸟首席运营官、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这就是被誉为阿里“最励志”合伙人的童文红。2000年，已经30岁的童文红加入阿里巴巴，职位是行政兼前台，所以也被称为“前台小妹”。2014年6月，阿里巴巴更新招股书并首次向外界披露了27位合伙人，童文红凭借“菜鸟网络负责人”位列其中。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首日，市值高达2000多亿美元，童文红成为当之无愧的亿万富豪。从此，业界便有了从“前台小妹”到“亿万富豪”的经典传说。

童文红刚入职阿里巴巴时，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因为当时没有专门的前台，她就兼职做了前台。无论阿里巴巴的工作节奏多快，童文红对工作一直保持积极主动，而且非常认真细致，无论对待同事还是客户，她都主动热情、尽心尽力，得到了客户与同事普遍的认可，她的职业生涯之路也因此徐徐开启。

最后，土壤与树木是生态化一体，相偎相依。组织与人才是命运共同体，荣辱与共。

曾被称为“少年天才”的原华为常务副总裁李一男曾经创造了中国高科技企业中个人职业成长的“神话”。1993年，23岁的李一男硕士毕业进入华为，迅速得到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垂青，很快被任命为华为万门机的项目经理。25岁时，成为华为总工程师。27岁时，被任命为副总裁。不足30岁，工作不足5年，就被任命为当时已经人才济济、高手如林的华为副总裁，李一男几乎成为华为人才机制的形象代言人。从1993年到2000年，华为的销售额从4亿元达到220亿元。李一男也从刚毕业的学生成为华为常务副总裁。但是，2000年时已经30岁的李一男选择了离开华为创业，成立港湾网络，并在业务上成为华为的竞争对手。再之后的李一男，经历了港湾网络被华为收购，再次回归华为并再次从华为离职，后来又曾加盟百度、无限讯奇、金沙江创投三家公司，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直到2015年，李一男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新的创业项目。不过，仅仅数月，李一男就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3月，李一男因为涉嫌内幕交易，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并于一审后获刑两年半。这一年，李一男46岁，正是大好时光，如此结果，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其实，不仅是李一男。很多从华为离职的员工在华为的平台上都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表现和职业经历，但是离开华为后却逐渐黯淡失色。有一种说法是像华为这样的巨无霸型企业运作主要依靠制度化和流程化管理，个人的作用就像“螺丝钉”，很难成长为比较全面的人才。如果从运行安全的角度看，企业应是有目的这样去做的，以减少对个别高端人才的过度依赖。这种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组织和平台对个人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相对于个人来说，组织的力量是巨大的。华为自创立之初就奉行“以知识为本”的“知本主义”，最近又提出了“过去是资本雇佣人才，以后是人才雇佣资本”的人才理念。不过，无论如何，人才都不能脱离组织。忽视组织的力量，就是典型的自不量力。

组织和人才的作用是相互的。也有很多企业因为优秀人才的离去而陷入困境，甚至最终倒闭。据国外媒体报道，2015年5月，苹果为实现自己的造车计划在美国疯狂招募汽车专家，导致一家名为Mission Motors的电动车企业因为一些关键人才被挖而陷入绝境停止运营，面临倒闭风险。我国的部分国有企业效益差的原因，除了机制和管理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其实还是人才机制与人才流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