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何时得以解答？

“钱学森之问”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老问题。但就是这么一个老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如果不继续追问，说不定又会变成一桩“历史悬案”。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去看望已经94岁高龄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也是我国国防事业“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向温家宝提出了一个已经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其实，钱学森提出的问题，早在20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位英国学者已经提出过，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李约瑟的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由此可以看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从实质上来说，不仅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其实一直都与人才相关。

李约瑟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一些他自己也不甚满意的答案：比如说中国人没有形成适于科学发展的自然观；比如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局限；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人的思想束缚；比如中国人过于注重道德式的定性而忽视数字式的量化；比如封建官僚思想对竞争环境的压制。

钱学森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他在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前面，还有一段话：“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是清朝时期因“庚子赔款”而派出的第七届留美学生，留美之前在民国国立交通大学毕业。民国时期中国的确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不过，按照现代科学的划分来看，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因此只能是国内自己的评价。自然科学领域中除了物理学界的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叶企孙等人之外，也没有几个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平。按照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观点，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总体来说，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科学前沿，个别科研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www.xing528.com)

从“钱学森之问”来看，钱学森针对当前中国的人才困境提出的问题，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人才培养问题，这个问题教育系统责无旁贷；第二个层面是人才使用问题，也就是让优秀人才在社会中脱颖而出的机制问题，这个就不单纯是教育问题了，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问题。

有一个现象是必须引起注意的，那就是环境的改变对于人才的影响。这个现象就从钱学森本人说起。钱学森1935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55年费尽千辛万苦，冲破重重阻挠才得以回国。因此，他在美国的20年不仅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而且也让他养成了西方式的思维和沟通方式，那就是简单、直接。所以，他刚到国内的时候，有时候对下属的批评就让喜欢讲人情世故的国内研究人员难以接受，说他说话伤人。在秘书的提醒下，钱学森后来就慢慢改掉了简单、直接的习惯。

或许，“钱学森之问”只是钱学森本人在经历了蜿蜒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之后的反思，重点并不在于具体的答案，只是促进大家对人才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2016年5月，习近平主席就我国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才。要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在人才理论认识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也意味着国家对人才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被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政策的确令人鼓舞，如果真能落到实处，困惑大家已久的“钱学森之问”或将就此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