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最具悲剧色彩的明朝皇帝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最令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的一位皇帝。在明朝16位皇帝中，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外，崇祯可以说是最尽职尽责、最严于律己、最勤俭节约、最发奋有为的皇帝，但也是历史命运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位皇帝。

历史好像给崇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使他的命运一波三折，悲喜交加，虽有心力挽狂澜，却最终无力回天。

崇祯是明光宗的第五个儿子，11岁时被封为信王，本来和皇帝宝座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由于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死后没有子嗣，因此受遗命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本来当皇帝是争破头的事情，但彼时的明朝已经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因此，登基对于崇祯来说，不见得是多么好的选择。

17岁就做了皇帝的崇祯并不开心，甚至刚进宫时不敢吃皇宫内给他准备的膳食。因为那时，明熹宗的奶妈克氏与大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不过，少年皇帝崇祯登基就显示出了他的才干，不动声色之间就置魏忠贤于死地，不仅令其自缢而死，而且尽数铲除其党羽，使得被阉党祸乱已久的明朝有了几分中兴的气象。

当时明朝的外患之首是由皇太极领导的后金政权，双方在边境的战争中明朝一直处于劣势。崇祯面对强敌，大胆启用了已经被阉党迫害而离职的袁崇焕，也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中主人公袁承志的父亲。袁崇焕被老百姓称为“袁长城”，曾经在宁远城用大炮打伤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辽东一代威名远扬，后金一直对他颇为忌惮。不过，与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相比，崇祯就显得太“小儿科”了。对于袁崇焕这样的边关重臣，崇祯皇帝竟然中了皇太极设下的“离间计”，最后以谋反罪对袁崇焕施以凌迟重刑致其惨死。袁崇焕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治军有方、体恤下属、屡建战功，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另一方面他性格暴躁、刚愎自用、城府不足，不太善于处理人情世故。不过，所谓“人无完人”，对于崇祯而言，在明朝极度缺乏袁崇焕这样的能够统帅三军、抵御外侮的杰出军事人才之际，冤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毁长城。

崇祯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冤杀了杰出军事人才袁崇焕，而是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有志皇帝，一直苦于朝中无人才可用。因此，他在崇祯十三年的科举时，亲自动手连续“考察”了48个学子的试卷，并慧眼识珠选拔了一位他心目中的优秀干部——魏藻德。魏藻德是明朝最后一任首辅大臣，也是最后一位由皇帝钦点的状元，当然也是无德无能却被火箭式提升的典型代表。魏藻德因为形象佳、口才好、领悟力强、善于表现而迅速得到崇祯的赏识，只用三年时间就官拜东阁大学士要职，创造了明朝官员提拔速度的纪录。但是这样一位被崇祯皇帝当作好干部典范的内阁首辅，在朝廷危难之际为了一己私利而反对征集军饷；在农民军兵临城下时面对崇祯的一再问询而一声不吭；在面对严刑拷打之时不惜献出自己的亲生女儿以求活命，最终还是经历了五天五夜的酷刑之后脑裂而死。不过，提拔他的崇祯皇帝已经先于他自尽于煤山。相比而言，崇祯死得很有骨气，魏藻德却死得很不堪。

作为一个励精图治、以中兴明朝为己任的皇帝，虽然不断反思，六下“罪己诏”，最后却以自缢的方式终结了已经延续277年的大明王朝，这就是崇祯帝的历史命运。在崇祯上吊时的衣襟上，留有这样的遗言：“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貌恭，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大意是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是因为我无能，是因为周围的大臣们把我给耽误了。此情此景，真可谓何其可怜、可叹、可惜、可悲！(www.xing528.com)

虽然后人看到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但是后人只能从现有的史料中去解读历史。从现有的史料可以看到，崇祯帝其实是一个有着严重性格缺陷的人，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勤政忧民、节俭有度、处事果断、励精图治；另一方面他又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不仅对朝中文臣武将皆不信任，反而处处牵制、处处提防。

作为有着理想与抱负的一国之君，崇祯帝一直在努力发掘并重用各种人才，但由于他性格的原因，又在人才使用上铸下了不可原谅的大错，导致大明江山毁于一旦。

首先，刚愎自用、一错再错的人才使用策略。登上皇位不久就一举铲除魏忠贤的阉党使得崇祯自信满满，并逐渐让他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一错再错。比如崇祯曾经寄予厚望的所谓“爱国青年团体”复社，通过行贿等卑鄙手段搞垮了实干派内阁首辅薛国观，而用庸碌贪鄙的周延儒取而代之。等到发现文官集团不可靠后，崇祯又频繁撤换大臣，甚至不惜大开杀戒。在位17年撤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14位兵部尚书。被杀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以至于朝中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偌大一个明朝一时竟无人可用。

其次，冤杀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导致边关危机。袁崇焕固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利用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不经请示杀死了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的祖大寿。不过，崇祯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并任命其为国防部长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袁崇焕的个性，赐予其尚方宝剑就相当于授予了他专断的权力。而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更是不可原谅，这说明他对袁崇焕心存怀疑，心有芥蒂，既犯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兵家大忌，也无“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的谋略和胸怀。所谓“离间计”，其实就是利用了崇祯的猜忌多疑心理才能奏效。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是过度相信并重用当时的文官集团，实施错误的财税政策，把国家的税收负担从当时的工商企业和海外贸易转到了已经贫寒交加的基层农民身上，迫使李自成等人不得不揭竿而起，率领广大饥寒交迫的农民造反，把明朝送进了历史的坟墓。

由此可见，做事的动机好不一定意味着结果也好。职业化中的称职意味着不仅需要动机好，结果也要好。如果从职业的角度来说，崇祯虽然其情可悯，其事可叹，但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