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所有制存在的主要矛盾分析

从前苏联国有经济的建立到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在80多年的实践中，国家所有制曾经显示过巨大的优越性，但同时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中国的国有经济与解体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几乎是按照相同的理论观念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是从几乎相同的运行模式中演变而来的。因而，我们把我国的国有经济和前苏联等国的国有经济放在一起，回顾其发展历程，探讨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

一、成就与困境

在解体前的苏联，国家所有制经济是在十月革命后陆续建立起来，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工业化和二战以后的经济重建等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的普遍国有化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根基。在这种根基的基础上，苏联经济曾表现过耀眼的辉煌。1929～198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0%，而1928～1983年，苏联的增长速度却达4.9%。十月革命前，俄国在世界列强当中是比较薄弱的，连日本都打不过，1918年时还需要向德国请求休战。而到解体前，苏联已是足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它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核武器、宇宙空间站、战斗机、潜水艇和钢铁总产量，等等。对于前苏联国有经济曾经取得的这些辉煌成就，就连西方学者也是无可否认的。（萨缪尔森，1992）但是到了发展的后期，苏联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就日益显露出来。这主要表现为增长的粗放性、技术更新缓慢、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内在的动力不足等等。连续铸钢是苏联首先发明的，但是当美国连铸比达到80%以上时，苏联的该指标还不足50%。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也曾试图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并实际上采取了“物质刺激”等改革措施。但这些改革只是微弱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的运行机制。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苏联国有经济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趋于停滞，消费品匮乏，人民怨声载道。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最近3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下降到我们几乎临近经济停滞的程度。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而且，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和开发现代化技术设备和工艺方面，同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1987）1990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2.2%。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在苏联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除了南斯拉夫以外，东欧各国国有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解体前的苏联基本相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与苏联基本相同。南斯拉夫虽然在铁托时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制度，但是从国家对企业的计划控制和监督来看，这种制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几乎与苏联解体同时，柏林墙被推到了，东欧国家的国有经济也宣告失败。

我国的国有经济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有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苏联基本相似。在民族工业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国有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辆国产汽车的出现、第一艘国产万吨轮的下水、第一个国内大油田的勘探开发、第一颗国产原子弹的爆炸、第一颗国产人造卫星的上天，等等，都包含着国有企业职工艰苦创业的贡献。正因为有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们才较快地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苏联相似的传统国有经济的弊端也在我国显露出来，这突出地表现为资源的浪费、经济效益指标的下降、总体技术水平的落后、社会产品数量的不足和质量的低下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仍生活在严重的经济短缺之中。

我们党和国家较早地感觉到传统国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及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企业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东风汽车、宝钢集团、海尔电器、安彩高科，等等。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仍是很普遍的现象；成批的企业长期处在亏损当中；很多企业人浮于事，冗员难以消化；很多企业债务负担沉重，有些甚至资不抵债。1989年，全国财政用于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总额达600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5左右；企业的实际亏损面接近60%。党的十五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目标。为此，全国各地采取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通过证券融资和债转股等方式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减轻债务负担等措施。2000年，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有了较明显的改善，总体的盈利水平比上年增长14%，企业亏损面减少到30%左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这种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近年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1996年以来，国家先后7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开放了住房和汽车等方面的消费信贷；每年增发1000亿元左右的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等。这些措施在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等方面的力度是很大的。它对国有企业产品销售和资金周转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外部经营环境的改善，而不是来自其内部经营机制的改善。而且，在外部经济环境显著改善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国有企业处于严重的亏损当中。这说明，要彻底改善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二、几种偏颇的见解

针对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等问题，人们一直在探索其根本原因。由于立场和观察方法等的区别，不同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见解也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有些观点是明显偏颇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偏颇的观点归纳为五种类型。

一是空想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理论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空想，它至少在当前是没有存在依据的；国家所有制必然导致低效率；国有企业改革是个解不开的死结；这种企业的出路只能是私有化。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它目前在我们国内仍有一定影响。前不久有人在国际互联网上抛出了一篇题为《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文章，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因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偏见。在理论上，这种论调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永恒的、高效率的制度，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既不能验证历史，也不能说明现实。它避而不谈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面临的矛盾，避而不谈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多次遭遇的经济危机以及阶级斗争、社会动荡、两极分化、吸毒者、艾滋病，等等。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像海尔等一批国有企业能够取得很高的效益；为什么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建立一些国有企业，而且其中有些企业可以经营得相当不错。

二是异化论。这是前南斯拉夫著名学者卡德尔等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的根本矛盾在于劳动的异化，即“工人及其劳动同对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其他客观条件的直接管理相分离”。这就是说，工人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被排斥在国有经济的管理活动之外，劳动者与其劳动的成果没有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理论还认为，国家所有制的长期存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它应该尽快向社会所有制转化。（卡德尔）实践的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并不科学。首先，它忽视了国家所有制经济存在的长期性。国家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国家尚需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通过国家来进行。与国家并存的所谓社会所有制是不现实的。其次，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分离的现象。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结合得不够紧密，对国有经济管理参与得不够，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不是国家所有制的必然结果。即使在传统的国有经济中，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也不是完全分离的。通过改革开放，我们会找到使劳动者与国有生产资料紧密结合的更好形式。“异化”一般是指主体受客体支配和统治的现象。把国家所有制传统实现形式中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一般地说成是劳动的“异化”，这至少在理论上是不严谨的。最后，这种观点主要是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践需要出发来看待国有经济中的问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至于这种直接结合的具体形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异化”论者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来观察国有经济的实践，感到实践与自己的理解之间有差距，因而就得出了所谓“异化”的结论。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由于这种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异化”论者就不可能准确把握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是不相容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不相容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没有私有制就没有竞争和等价交换关系，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观念，在我国目前也还有一定的影响。曾有位青年教授发表文章说，“搞活国有企业已经喊了十几年，为何国有企业搞不活，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动。国有企业只有存在于市场力量难以维系的领域才有意义。”^[1]也曾有位学者说，“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企业制度，应当是非国有。”^[2]这种观点的错误首先在于，它混淆了原始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区别。原始市场经济确实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种经济中，人们还不懂得如何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因而企业间的利益界限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创造了有限责任制度、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企业治理方法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开；法人企业之间也可以形成明确的利益界限，可以形成严格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市场竞争关系。当代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之间以及他们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就较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这说明，私有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观点把传统国有经济的运行模式当成了国家所有制不可改变的运行模式。传统国有经济实行国家统一经营，这种模式确实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但是，传统国有经济的运行模式并不是国家所有制的惟一存在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已经创造了国有经济的多种运行方式。尽管这些模式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它们毕竟已经接近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并且初步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这至少可以说明，断言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并没有充分的依据。最后，这种观点抹煞了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可能性。事实上，正如私人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一样，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是可以分离的。当这种分离取得比较科学和比较规范的形式以后，国有企业就可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放手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目标。通过这种追求，国有企业之间及其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就可以建立其真正的市场经济关系。中国改革的实践将进一步证明，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相容的。

四是功能偏差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的性质，这种企业实际上只是一个“兼有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等多种职能的社区单位”，这种状况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削弱了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了企业的低效率；因而，企业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分离他们的社区功能”。日本的小宫隆太郎（1986）、我国学者忻文（1994）、刘世锦（1995）等，都持这种观点。功能偏差问题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企业办社会问题。应该承认，功能偏差确实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毕竟不是其根本原因。在传统体制中，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社区功能是由政府强加给企业的。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是政府为什么要把这些功能强加给企业？它何以能够这样做？归根到底还是政府与企业的基本关系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的社区功能问题就无法摆脱。实际上，企业办社会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来了。可是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着。这说明，功能偏差论确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抓住国有企业改革的要害。

五是布局宽泛论。这种观点认为，在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国有经济不可能广泛存在，而只能存在于关键行业和重点企业；国有企业的作用应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不需要通过很多国有企业来实现，只要有一部分重点企业就足够了；国有经济的分布战线过长，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当前改革的重点应使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通过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收缩其战线。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当普遍。我们并不反对这种观点。相反，我们认为这一观点的确抓住了国企病因的一个方面，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进行国有经济战略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强调的是国有经济布局宽泛论并没有触及国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及其改革出路问题。无论如何，国有企业总是要存在的。在我国，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里，国有经济的数量肯定会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一些。战略调整并不是要对国有经济采取取消主义。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收缩以后，其经营模式和体制安排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形式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形式？国家将怎么管理战略调整后的国有企业？布局宽泛论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国家所有制的存在依据

空想论等观念对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要坚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就必须打消这些怀疑。事实上，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现象。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现代混合经济理论来看，都是如此。(www.xing528.com)

国家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集中表现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曾是一种历史进步，它曾经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私有制就与生产的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所谓生产社会化是指“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恩格斯）生产社会化是与生产的个体化和孤立化相对应的概念。传统的小农经济就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体和孤立经济。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这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生产社会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在简单协作时期，生产社会化的水平虽然比传统的小农经济提高了，但并未造成十分广泛的社会联系，因而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矛盾。相反，这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促进了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资料已经成了必须由很多人共同操纵的机器体系；生产过程已经成了必须由很多人密切配合的协作过程；劳动产品也已经成了供世界各地很多人消费的产品。这时，很多大公司汇集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他们使用的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等，需要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他们的产品需要有成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企业和消费者才能消费掉。这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就被连接成了一个密切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生产单位和环节都会对其他生产单位和环节发生重要的影响；一个生产单位和环节的扩张和加速要求其他生产单位和环节也能扩张和加速；一个生产单位和环节的收缩和减速要求其他生产单位和环节也同时收缩和减速；一个生产单位和环节的停顿则会导致其他生产单位和环节的停顿。因此社会化的生产过程迫切需要统一的协调。

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单个企业所追求的都是资产者的私人利益。他们不会自动地按照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去安排自己的企业活动。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单个企业内部，资本家是善于经营管理和指挥监督的。而从整个社会来看，每个企业又是各自为政。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又表现为个别工厂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使资产者身价百倍，而广大劳动者则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他们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商业危机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矛盾的集中表现。它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已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断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经过了严谨的逻辑推理，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指出了人类产权制度的发展方向。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国家需要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这个道理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不同水平上，国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数量和范围应该有所区别。但是，由国家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开办一部分国有企业，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四、现代混合经济理论的看法

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以后，特别是经过多次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后，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开始承认，单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存在失灵问题，承认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必要性，因而也承认了国家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开办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必要性。19世纪末，以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Adolph Wagner）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就提出由国家经营若干公用事业，如铁路、交通、矿山、河流，等等的主张。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J.M.Keynes）的国家干预主张有了广泛的市场，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之一。这种思想认为，由于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的存在，因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放任并不是绝对优越的制度，而精心设计和有限的国家干预则会明显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状况。市场失灵是由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造成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用“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对付市场失灵的思想。加尔布雷斯（J.K.Calbraith）甚至认为，未来世界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由混合经济占统治地位的。（Calbraith，1971）

所谓混合经济，首先是指由适当的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按照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说法，它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的组合”。（萨缪尔森，1992）在这种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混合经济也意味着私人经济部门与公共经济部门的结合，或者说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结合。所谓公共经济部门，包括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所有部门，其中也包括由政府兴办的国有企业。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促进、对垄断和外部性等问题的纠正、对社会分配状况和就业状况的调节等等，固然都可以通过很多间接的措施来进行，其中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措施等。当间接措施仍不能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的影响时，直接兴办一些国有企业就会成为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当代发达国家都存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各国国有经济占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意大利是23%，在法国是22%，在当时的联邦德国是22%，在奥地利是29%。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国有企业的存在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西方学者虽然对马克思的学说持否定态度，他们所主张的国有经济虽然范围较窄，但他们的见解与马克思也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他们也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局部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思想。

五、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既然国家所有制有着如此充分的存在理由，那它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普遍的高效率，而且很多国有企业还陷入了困境呢？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国有经济的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自主经营需要之间存在矛盾。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为按社会化方式生产商品和服务而达成的合作契约，是市场经济中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基本单元，是在微观层次上以权威方式配置资源的最大化边界。科斯教授（Ronald H.Coase）正确地指出，企业的根本性质在于它用权威的资源配置方式代替了市场价格机制。因为在一定范围内，以权威方式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要比利用市场价格机制的交易成本更小。在利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情况下，不同市场主体之间收集信息、发现价格、谈判、签约、检验产品数量和质量、防止和处理纠纷等活动，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社会经济活动越复杂，花费在这方面的成本越大。在企业内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不是不断地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而是通过权力交换形成一种稳定的契约式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代替了”。“契约中的所有陈述是要求供给者供给物品或劳务的范围，而要求供给者所作的细节在契约中没有陈述，是以后由购买者决定的”。企业家保证契约规定的其他要素所有者收入并取得指挥和支配的权力；其他要素所有者在取得一定报酬的前提下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在企业家和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不需要反复的讨价还价，只需要指挥和监督。因此，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就比利用市场价格机制的交易成本少。如果企业的规模较小，适当扩大其规模时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仍比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小，那么企业的规模就可能扩大。如果企业的规模过大，其内部的交易成本也可能上升到超过市场价格机制的水平。这时，企业就需要通过分拆等手段来缩小其规模。（科斯，1994）科斯的这种理论也曾受到过一些批评。例如，张五常指出，企业并不是用权威代替了市场，而只不过是用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了产品市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H.Demsets，1994）则说企业内部是一种“私有市场”。但是，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毕竟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换不同；企业内部有人发挥着指挥和支配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只有在企业内部才有存在的意义，在其外部则不能存有指挥和支配很多企业的力量。这是科斯教授的重要理论贡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位学者对此提出有说服力的批评意见。我们相信，谁也无法提出这种批评。

既然企业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的权威方式的最大边界，那么企业在经营上就必须是自主的。政府也可以用权威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这种权威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能施加于宏观经济层次，只能施加于企业外部的某些领域而不能施加于每个企业内部。如果把政府的权威施加于每个企业而否定企业内部独立的资源配置权威，那就等于把全社会当成了一个大企业，那就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那就会在很多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第一，政府的权威配置方式取消了企业利益的独立性，取消了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机制相互交换其产品和劳务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国家可以让企业间的交换采取一定的价格形式，但它实际上必然排斥市场机制在企业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相抵触的。第二，政府的权威配置方式取消了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因而会削弱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当代条件下，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当市场价格机制在企业间配置资源时，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权威向参与合作的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其要素的市场价格，然后它可以通过企业产品或劳务的销售取得一定剩余。对这种剩余的追求会形成企业创新的不竭动力。而当政府对企业实行权威的资源配置方式时，企业利益的独立性和企业内部的权威都不存在了，他们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取得经营剩余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因而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也就没有了。第三，当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以权威方式配置资源时，它在对每个企业及其劳动者的实际投入进行计量、检测、监督和信息收集等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效率损失。这种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要比在企业间利用市场机制高得多。政府要直接参与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每个企业的资源配置要求，其中包括企业的资源潜力和市场供求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在日益复杂化的现代经济中，政府很难对每个企业的资源配置要求都了如指掌。这就会经常造成政府决策的拖延和失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中，“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这充分说明了政府在全社会以权威方式配置资源的低效率。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开办国有企业，只要这种活动建立在科学的决策程序基础上。但是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不能剥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传统国有经济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试图把全国办成一个大企业。列宁把这个大企业叫做“国家的辛迪加”。他说，“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雇员。”这种全国统一的大企业的做法是与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设想相联系的。以前我们试图通过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即对企业自主权的限制，来建立起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我们曾经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消亡。实际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理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要走向消亡的。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办到的事。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足以消除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相反，这种追求还是应当被承认和得到鼓励的；社会还需要利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目前还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企业的自主经营。在自主经营的基础上，企业之间才能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的基础上，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形成并发挥作用；供求关系的变动才能迅速反映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并使之与其边际成本相适应；市场价格才能引导企业不断地自强与创新。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形成矛盾。只要企业拥有独立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国家所有制就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却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相容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国家所有制经济，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我们的失误在于，所建立的国家所有制具体形式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不相称。改革所要解决的并不是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而是国家所有制的传统实现形式与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自主经营需要之间的矛盾。

所有制与其具体实现形式之间是有区别的。同一种所有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形式。同样是土地私有制，但封建土地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有着重要的区别。同样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但现代股份公司的私有制对古典企业的私有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扬弃。马克思曾说：给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定义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关系描述一番。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作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长期以来，我们把单纯计划经济中那种国家所有制形式当成了国家所有制的惟一实现形式，因而忽略了企业自主经营的需要，限制了国家所有制内在效率的提高。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找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能够满足企业自主经营需要的国家所有制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