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展望中国粮食安全：境外资源的重要作用

一、研究结论

纵观以上所述，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利用境外农业资源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对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本文的主体章节包括四章：首先，采用粮食净进口依存度和粮食进口集中度两种度量方法，从中国境外农业资源间接利用的角度考察了粮食贸易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关系；其次，对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主体培育和区位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了相关结论；最后，对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风险识别与评价，并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灰关联法，以湖北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对东南亚国家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项目为例，对其投资风险进行了简要评价。这些结论为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顺利进行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参考。鉴于此，首先对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

第一，利用境外农业资源缓解中国粮食安全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选择。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但在农业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正是因为这些与其他国家在农业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我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提供了空间。我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在200多亿立方米左右，水土资源十分不匹配；2012年中国耕地面积已不足1.12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0.082公顷，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左右，省际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个别省市人均耕地面积已低于FAO确定的0.053公顷警戒线。因此，利用境外农业资源缓解中国粮食安全势在必行。

第二，境外农业资源间接利用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2011年我国粮食净进口量高达6354万吨，是进入21世纪初期的2001年粮食净进口量的4倍之多，折算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达到当年国内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10%之多。从粮食进口依存度的角度来看，稻谷在1980—2011年整个考察期内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存程度一直很低，在绝大部分年份稻谷的净进口依存度均表现为负值，仅在1989—1990年、1995—1996年、2004—2005年和2010—2011年几个年份表现为正的净进口依存度。这一结果表明，作为基本口粮的稻谷始终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范围，这为保障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的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从粮食进口市场分布集中度的角度来看，通过采用行业集中率（CR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Ⅰ）、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法等衡量方法考察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四大粮食的进口来源国分布特征，还是从粮食品种的进口集中程度来看，我国粮食进口的来源国和产品种类进口集中程度都非常高，这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调整提供了实证依据。

第三，境外农业资源直接利用的主体培育。本文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当前我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主体。因此，要坚持扶强扶优原则，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鼓励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资金、技术、品牌、市场等优势，通过联合、并购重组等途径，扩大经营规模，加快资本积累；引导龙头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和农产品加工，为我国利用境外农业资源缓解粮食安全，促进农业“走出去”提供实力支撑。

第四，境外农业资源直接利用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理想区位应选择在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和良好市场空间的东盟、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具体来讲，东盟等周边国家应当作为我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优先区位；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应当作为我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核心区位；俄罗斯应当作为我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重点区位。(www.xing528.com)

第五，境外农业资源直接利用的投资风险识别与评价。我国境外农业资源直接利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政治风险，包括东道国政局变动、农业保护主义政策、战争动乱等；经济风险，包括金融危机、农业政策滞后、农业企业融资等；人力风险，包括农业技术、农业人才、农业劳动力等；自然风险，包括洪涝、干旱、病虫害等；决策风险，包括社会文化差异、市场竞争力和成本变化等因素。我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首先要考虑这些方面的风险因素，本章节以湖北种子公司前往东南亚X国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利用项目为例，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其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湖北种子公司开展该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较大。在此基础上，将灰关联分析法应用于湖北种子公司实施该项目的四种拟定方案选择，对四种方案的风险特征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上述五类风险因素的不同影响时，方案3是风险最小、最优的方案选择。同时，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应用于该方案选择的风险评价，评价结果与灰关联分析法评价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作为湖北种子公司项目决策的参考依据。

二、后续研究展望

就当前而言，针对境外农业资源利用开展研究依然是一种探索性的研究，诚然本文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就我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相关实践案例和数据支持进行收集与整理，但仍无法克服研究条件、数据可获得性的强性制约，本研究尚有诸多内容需要笔者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进行深入探索。

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关键在于中国企业的农业对外投资风险程度，因此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风险因素指标体系构建是本研究的重点，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因素的选取时虽查阅了大量文献与征询了湖北种子公司聘请的10位专家学者的建议，但风险因素指标选择也并未实现相互之间的独立性与全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尚存在遗漏的可能性。后续研究可采取不同的、更为恰当的方法进行对比，以使风险因素指标的选取将更具准确性、完整性。

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风险评价是一项复杂性和高难度兼备的研究工作，现有研究发现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评价目的。然而，该方法所得出的评价结果的有效性直接依赖于对境外农业资源利用项目相关的直接数据资料的获取，如果我们可以获取中国境外农业资源利用企业层面的、大横截面的抽样数据，那么对中国企业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风险评价结果的精确性将大幅提高。另外，本研究中无论是模糊综合评价还是灰关联法都涉及权重的专家评判打分，受专家主观意识等因素的制约，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值得商榷。同时，在专家组的选择上，若能综合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和经济合作司、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等政府层面的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农业对外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三方专家对境外农业资源利用的风险因素重要性程度打分，则风险评估的结果将更加准确，也更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