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争取德国大众引进，推动轿车工业改造

其实，在中央决定大规模发展轿车前，中国轿车工业就已经艰难起步了，时间是被称为“改革开放元年”的1978年，起步的形式是与西方跨国公司合资经营。

“四人帮”被打倒后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发展经济，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该如何发展经济？早年在资本主义熔炉中锻炼过的邓小平认为，应该面向世界，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利用西方过剩的资金来发展自己。

1978年5月，中央决定，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这次考察，对中国打开国门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由于考察引起的反响和带来的效果，中央又相继派出各部委组成代表团到美国、日本、西欧各国进行考察访问。这些代表团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改革开放的动力。

1978年以后，国内轿车需求急剧上升，大量进口使得国家外汇储备捉襟见肘。1978年，外汇储备仅剩1.78亿美元，还不够一个月的进口支付。鉴于供给与需求的巨大矛盾，1978年6月，国家计委、经委和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提出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准备引进一批机电产品装配线，其中包括一条轿车装配线。国家计委当时的想法是，引进轿车装配线，一是减少进口以节省外汇，二是争取出口以换回外汇。对此，德国大众公司董事长哈恩在其自传《我在大众汽车40年》中说：

当时，中国考虑的不是建立自己的轿车工业，因为在那时的中国，私人轿车是一种奢侈品，国内没有哪个私人享受得起。中国人要利用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进口汽车部件来装配汽车，靠出口成品汽车来获得迫切需要的外汇。

当时做出要引进一条装配线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历史性的决定，实际上启动了中国轿车发展的按钮。此时恰逢饶斌被重新任命为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得知国家计委的计划后，饶斌立即与上海市领导联系，建议上海向国家提出要求，将这条拟议引进的轿车装配线放到上海，并以此为契机，改造上海的轿车工业。他认为，上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又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普通轿车批量生产基地，如果将引进的装配线与上海的轿车工业结合起来，能够较快地消化吸收，为中国轿车批量化生产打下基础。

饶斌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全力支持。经商议，决定由一机部汽车总局、上海市机电一局、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共同起草，以一机部和上海市市政府的名义联合向国务院写出题为“关于上海轿车一万辆规划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

通过引进国外轿车制造技术，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生产制造水平……把引进轿车制造技术放在上海，对上海轿车厂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小轿车制造厂……建设现代化轿车制造企业和选用B级车市场定位。

“报告”首次提出了引进轿车技术和规模化生产的概念，以及“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实现中外两利”选取合作伙伴的原则。

上海市机电局局长蒋涛对那段历史有极为详细的回忆：

1978年7月29日，我当时是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时任一机部汽车总局副局长的胡亮和局长助理王恩魁从北京专门到上海，他们一见到我就说：“蒋局长，我们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什么好消息？”我笑着问。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在报告中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拟安排在上海，对上海轿车进行技术改造。饶斌部长派我们来和上海领导研究项目落实政策。”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这不正是我时时盼望的好机会吗？于是就立即向汪道涵市长做了汇报，并通知拖汽公司做好准备。

当天晚上，陈锦华就会见了胡亮和王恩魁同志，他们初步商量了项目落实措施。陈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他让我组织人员，和胡亮、王恩魁两人一起，以一机部和上海的联合名义共同起草《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轿车厂的报告》，并上报国务院领导。

1978年8月9日，饶斌和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签署意见后，“报告”立即被送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的案头。8月11日，李先念将这份报告批给余秋里。9月13日，余秋里批示：

同意与外商商谈。

同谁谈呢？1978年9月底，饶斌率团“周游列国”，逐个去“敲”外国汽车公司的大门，中国向世界抛出了联系引进汽车生产技术的“绣球”。此时，正值国际石油危机蔓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日渐上涨的石油价格折磨得焦头烂额，正在想方设法地寻找新的投资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寻找新市场的机会。根据中方的邀请，通用、福特、丰田、日产、奔驰、大众、雷诺、雪铁龙等世界知名汽车公司先后派代表团来华商谈。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对中国的肤浅认识，一开始，几乎所有的外国公司都不看好中国市场。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汽车工业极端落后，轿车工业更不值一提。他们对中国汽车工业参观访问后得出结论，中国的汽车工业，尤其是轿车工业尚处于原始状态，无法接受现代汽车工业技术，更谈不上发展科技和资金密集型的轿车项目；中国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钢铁无法支撑现代化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过于落后，国内购买力太低，无法形成市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热衷于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产品，而对中国所提的引进轿车生产线自行装配轿车则缺乏积极性。在上海轿车厂的生产现场，日本丰田公司的代表被车间里震耳欲聋的榔头敲击声所震惊，他们当着中方接待人员的面直接说，“这是我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言语中充满不屑。

倒是具有探险精神的美国人先行了一步。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墨菲率领一个17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来到中国，就引进重型汽车生产技术问题与中方谈判。谈判中，墨菲提出了著名的“合资经营”概念，他的这一提法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就在邓小平对合资经营表态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向邓小平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小平回答：(www.xing528.com)

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顾明立即将此情况告知了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饶斌。饶斌非常兴奋，立即电话通知了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负责轿车谈判项目的翁建新，电话通知的时间是1978年11月9日下午4点06分。

从此，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中国开始出现，而且，是在中国汽车工业中首先出现。从以后的结果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表态开启了中国现代轿车发展的大门。

有意思的是，最早在中国提出合资经营理念的通用汽车公司却没能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汽车公司。墨菲在中国提出合资经营得到了中方的响应，但他的美国同行却并不认可他的想法。墨菲回国后，向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报告了中国之行的结果，并提出在中国办合资公司的想法，但通用汽车公司的绝大多数董事都不认可墨菲的想法。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汽车工业尚处于原始状态，生产水平低，技术极度落后，没有汽车市场的基本概念，在这样的地方投资无异于白白扔钱。墨菲的动议被董事会投票否决。政治上的偏执与经济上的短视使得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们错过了首先进入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的机会，而将这一历史上最大商机让给了欧洲的德国人。多少年后，墨菲谈起此事还懊悔不已。

关于中国与大众牵手合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时任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周子健，故事的讲述者是时任德国大众公司董事、人事经理的马丁·波斯特。故事就从周子健部长率领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欧洲之行说起。

邓小平关于轿车可以合资的指示传到上海时，正值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率领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赴欧洲考察访问，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是开阔眼界、了解世界机械工业发展情况。考察团成员是清一色的国家各部委及直属企业工作人员，唯一的地方成员是上海机电局局长蒋涛。在欧洲，蒋涛接到了上海打来的电话，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听后，蒋涛心中一阵高兴，自己正在欧洲汽车强国访问，可能会有谈合作的机会。考察团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瑞士共6个国家的50多个企业和研究单位。

中国代表团抵达联邦德国后，首先去的地方是奔驰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其目的是要考察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在斯图加特街头，中国代表团惊讶地发现，除了极少数的奔驰外，满街跑的汽车基本上都是顶着大众车标的甲壳虫和高尔夫。代表团的人员向奔驰汽车公司询问这些汽车的制造商是谁，奔驰汽车公司向中国客人介绍，这些车都是由来自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周子健立刻决定：到沃尔夫斯堡去。

抵达沃尔夫斯堡后，代表团徒步从火车站赶往大众厂南部的一个大门。借助于翻译，周子健向当班的警卫做了如下的自我介绍：“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想与大众公司的负责人对话。”

那名警卫面对着身穿中山装，徒步到来的中国部长惊讶不已，于是便设法找个能接待他的人。谢天谢地，那一天，负责销售的大众董事施密特博士正巧在公司上班。警卫于是致电给他：“施密特博士先生，我面前站着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他想与您对话。”

施密特博士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那名警卫，他充满敬意和新奇地回应道：“那就请他到大楼里我的办公室来吧，那将是我的荣幸。”

中国政府和大众的对话便如此开始。

（马丁·波斯特，《上海1000天——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中信出版社）

这段传奇般的故事说明，国门初开的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是何等的缺乏，但一旦发现有用的信息又是何等的果断与坚决。如果周子健部长当时不是那样的果断，而是层层请示、汇报，再等待批示，上海大众公司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11月20日，在参观德国大众公司的预备会上，蒋涛向周子健部长建议：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能否向大众提出与上海合资合作经营轿车厂的意向？周子健同意了这个建议。

沃尔夫斯堡，德国大众轿车生产厂，车间里设备密集，工人劳动有条不紊，流水线上闪亮的轿车排着队，一辆一辆地驶下装配线。眼前的景象使代表团的成员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的轿车生产。站在一辆辆驶过的轿车面前，蒋涛不禁想起了自己的上海汽车厂，两相对比，令人汗颜。

参观完毕后，主客双方进入会议室。蒋涛抓住机会对大众公司董事施密特提出：希望大众公司能够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经营轿车厂。中方翻译的话音一落，施密特先生就热烈响应，他将双手高高举向空中，大声地说：“我双手赞成。”施密特说：“大众汽车公司正和另一国家商谈在亚洲合作建厂的问题，如果中国愿和大众汽车公司合作，那么大众汽车公司将放弃与那个国家商谈的项目。并且，大众汽车公司愿意出资金，也愿意转让技术，将大众汽车公司研制的最新车型提供给上海选择。”

多少年以后，德国大众亚太地区副总裁雅格比说：“当时，我们正在与韩国谈合作，认为韩国的汽车工业基础比较好，是理想的合作伙伴。但从韩国的市场来看，毕竟不如中国，而且劳动力成本高，政治局势也不稳定，最后还是放弃了。”参加谈判的一位德国大众的代表比喻说：“中国像一只雄鸡，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前景诱人。”

施密特的表态令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中方来宾十分振奋，蒋涛更是分外高兴。中国代表团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时任机械工业部外事司司长的江泽民，此行考察，江泽民担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的秘书长。会见一结束，江泽民就立刻亲自对蒋涛交代：“此事极为重要，你们千万不要放过这一机遇，回国后要抓紧向中央各部委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

蒋涛回来后席不暇暖，立即向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汇报了德方的表态。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是蒋涛的老上级（在原华东局工业部，汪道涵任部长，蒋涛是办公室主任），听完蒋涛的话，在场的上海市领导一致同意，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汪道涵立即指示：“这一项目由蒋涛负责，组织班子着手准备对外谈判。”

得知上海的安排后，一机部立即向德国大众公司发出邀请，请他们派人到中国上海洽谈；德国大众公司也立即派出代表来华。从此，中德双方拉开了谈判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