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凤凰到上海牌：轿车业发展足迹

继1958年红旗轿车开进中南海报捷后，1959年2月15日，一辆由上海汽车修理厂试制的名为“凤凰”的轿车也开进了中南海向中央报捷。

1958年起，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中国全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尽管有弊端但却在客观上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禁锢，敢想敢干蔚然成风。破除思想禁锢是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但过犹不及，真理与谬误之间就是一步之遥，没有科学依据地敢想敢干，成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天上没有玉皇，水中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如此的气魄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各行各业的“卫星”一个接一个地上天。汽车行业在这场狂热的运动中也不甘落后，无论有无条件，各地纷纷造出自己的汽车，其中还不乏轿车的身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中国轿车的发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打破对轿车的神化和迷信，虽然也是依样画葫芦，但对轿车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以后发展轿车工业迈出了极为可贵的第一步。

上海汽车工业起步于汽车零配件制造。20世纪上半叶，随着外国汽车的进入，汽车修配业在上海应运而生。1901年，上海首次出现了两辆奥兹莫比尔牌汽车，成为中国最早出现汽车的城市。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商开始在上海经销汽车，至40年代，上海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万辆，是当时中国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由于世界各国的汽车品牌几乎都在这里汇集，所以上海又被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

随着国外汽车的不断增加，上海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汽车修理业。1928年，福特汽车公司在上海开办了一所汽车修理学校培养修理技工。至1949年，上海经营汽车修理的商行近200家，从业人员1200人。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汽车工业开始从修配业向整车制造过渡。1951年，上海公交修造厂（后为上海汽车发动机厂、上海客车厂）试制出1000型无轨电车。1957年9月，上海汽车装修厂（后为上海汽车厂）试制成58型越野车。1957年12月，上海汽车装修厂又试制成58—Ⅰ型三轮汽车。同年，上海客车厂试制成57型公共汽车。

“大跃进”也燃起了上海工人制造轿车的热情，听说一汽工人造出东风轿车后，上海汽车装修厂的工人师傅们也不甘落后，开始了轿车试制。

与一汽试制东风轿车时一样，他们也是首先确定造车的“参照物”。工人师傅们以借来的一辆波兰产的“华沙”牌和一辆“顺风”牌轿车为样本，将车“大卸八块”之后，决定车身参照“顺风”轿车，底盘参照“华沙”轿车的结构，动力采用南京汽车厂生产的M20型4缸50马力发动机，整个车身全部靠人工用榔头一点一点敲出来。据说，一个车身需要敲10万多次，一些钣金师傅夜以继日，胳膊都敲肿了，吃饭都拿不住筷子。仅仅一个多月，一辆汽车就“试制”出来了。手工敲打出来的车身，刮上腻子，喷上油漆，看起来铮明瓦亮，煞是好看。因为一汽试制的轿车叫“东风”，车头上装有一条龙，所以以龙凤呈祥为寓意，上海汽车装修厂的工人师傅们给自己的轿车起名叫“凤凰”。

凤凰轿车的参照物华沙轿车属于普及型轿车，为了提高档次，1959年1月，上海汽车装修厂又以苏联的“吉姆”牌高级轿车为蓝本，试制高档凤凰轿车。这一辆高档凤凰轿车采用嘎斯51型的70马力发动机，工人师傅用无缝钢管焊接做后桥，很快试制出了第二辆档次稍高的凤凰轿车。工人师傅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这辆凤凰轿车到上海市委去报喜；在上海市委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们又到北京去向中央报喜。1959年2月15日上午9时，报捷的凤凰轿车开进了中南海。周总理乘坐这辆凤凰轿车在中南海里兜了一圈，下车后语重心长地说：“还是水平问题啊！”

1959年上半年，一机部汽车局召开轿车工作会议，要求上海进行新一轮轿车试制，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的前身上海市动力机械制造公司决定以奔驰220S型轿车为样板，试制新的更高档的凤凰轿车。他们将从锦江饭店借来的奔驰220S分解开，由全市几十个最有实力的工业企业参与相关总成的试制。上海内燃机配件厂试制发动机，上海郑兴泰汽车机件厂试制变速器总成，上海汽车底盘厂用7个月时间完成了悬架、转向器、前减振器、传动轴、制动器等18个总成，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车身并总装。各个企业都领到了一个相关部件的攻关生产任务，然后要在规定时间内把自己试制的零部件拿到上海汽车装配厂进行整车组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59年9月30日，5辆新的“凤凰”诞生了。

但上海轿车工业生不逢时、坎坷不断，由于大跃进的影响，1960年开始，国民经济进入困难阶段。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要吃饱肚子，试制出的凤凰轿车因而没有安排量产。1960年全年，上海一共生产了12辆凤凰轿车，之后便偃旗息鼓。1964年，上海恢复轿车生产，凤凰牌改名为“上海牌”，在凤凰轿车基础上改进的上海SH760轿车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1965年12月，一机部在北京召开技术鉴定会，“上海牌”SH760轿车通过技术鉴定，上海因而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普通型轿车唯一的生产阵地。由于投入不足，从1964年到1966年，两年中累计生产232辆。1972年，国家投入部分资金，给上海下达了年产5000辆轿车的扩建任务，上海汽车厂的生产条件逐步改善，有了自己的车身冲压生产线，能够自产六缸发动机。1976年，上海轿车年产量达到2500辆，1980年的产量突破5000辆；到1991年停产，上海轿车共生产了77054辆，并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装备力量。

上海轿车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从1956年到1982年的26年间，国家对上海汽车工业的投入一共只有8000多万元，在国家投入如此少的情况下，上海轿车工业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属不易。(www.xing528.com)

与红旗轿车相比，由于档次低一些，因此上海轿车与百姓的距离也要近一些。上海的老人回忆，20世纪60年代，上海普通百姓结婚时如果能有一辆上海牌轿车做婚车，是最有“台型”（面子）的事，能引起周边百姓的羡慕。“大跃进”年代一飞冲天的凤凰开创了上海的轿车工业，正因为有这个基础，上海才有了以后在全国率先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的机遇。

除了普通型公务车外，1965年，上海还在上海牌轿车基础上开始试制敞篷检阅车，并且从外形设计到内饰做工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上海牌检阅车试制成功说明上海有着较强的工业生产能力，但全国有资格使用检阅车的地方又有几个呢？更何况，一汽的红旗检阅车有着无法撼动的地位，最终，上海牌检阅车总共只生产了两辆，没有市场，没有竞争，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现状，使得它的生命周期还没有正式开始就结束了。

除了检阅车外，上海还在SH760基础上试制出了SH770防弹车。这款防弹车的各项指标都很高，但是与检阅车一样，在试制出来之后便无人问津。

在中国，1958年生产出轿车的，除了一汽、上海外，还有北京。

1954年3月，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地区红旗飘扬，推土机、挖掘机轰鸣着刨开地面，作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配套工程的北京汽车附件厂正式破土兴建。当年9月，一机部汽车局决定将原有的北京汽车配件厂和新成立的北京汽车附件厂合并，定名为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生产化油器、汽油泵、气缸垫、汽车灯等17种汽车、拖拉机的配件。

1958年2月，和一汽、上海一样，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鼓动下，并不具备生产小轿车基本条件的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决定开始试制小轿车。和一汽、上海的过程一样，几个月后，即1958年6月20日，一辆被命名为“井冈山牌”的轿车试制成功。北京的企业有着地理上的优势，第一辆井冈山轿车试制成功那天，工厂召开了庆祝大会，一机部汽车局局长张逢时也来到会场祝贺，并宣布该厂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当天下午，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干部职工将刚刚试制出来的井冈山牌小轿车送到中南海报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这辆小轿车。朱德和李富春还乘车在中南海内转了一圈。应该厂的要求，朱德为该厂亲笔题写了新厂名。6月27日下午，工厂举行改名庆祝大会。从此，北京有了第一家汽车制造厂。井冈山轿车试制成功后不久，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工厂又号召生产百辆井冈山牌小轿车迎国庆。由于生产条件不具备，尽管全厂职工们使出吃奶的劲儿，到国庆时也只完成了30多辆。由于这个车型未经过鉴定，因此试制出来的轿车也存在诸多质量问题，小批试制后便停止了生产。

1960年，北京汽车制造厂又参照苏联的伏尔加轿车图样试制出了东方红牌轿车，并拟建设年产5000辆的能力，但也因资金和技术力量等问题而下马。至此，北京停止了发展轿车。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根据一机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安排，北京汽车制造厂开始研制军用吉普车，并生产出了长盛不衰的BJ212。

在那个年代里，一汽的“红旗”和上海的“上海”，成为支撑中国轿车工业的两根顶梁柱：红旗轿车成为中国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坐骑，上海牌轿车则成为厅局级干部公务用车的主力。

20世纪50年代，凤凰、井冈山等轿车的试制是那个特殊年代里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行为，从轿车生产所需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均缺乏轿车生产所需的技术、资金等必备条件，也没有市场需求拉动，基本上不具备大规模发展轿车的能力的，企业试制的积极性完全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自强精神之上。也正因为如此，试制出来的轿车仅仅限于展示能力，没有购买对象，也没能投入批量生产。但不能不看到，红旗、凤凰、井冈山都是中国汽车人制造轿车的大胆尝试，是中国轿车发展难能可贵的第一步，其经验和教训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