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宾之车：红旗轿车的荣耀与使命

红旗轿车问世的政治影响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并不知道造轿车的难度，也不知道红旗轿车是怎样造出来的，所以普遍对红旗轿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特别是CA72双排座红旗轿车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亮相后，各方面的要求随之而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为部以上领导配车，外交部要求为礼宾司和驻外使领馆配车，国际贸易促进会要求首先满足他们出国展览的需要等。在平衡各方面的要求后，1960年，一机部给一汽下达了生产2000辆CA72红旗轿车的任务。以后又以密件形式通知一汽，根据薄一波副总理的指示，在建党40周年前要生产出300辆，以供节日期间接待外宾用。

一汽当时是利用生产解放牌货车的车间，小批量地试生产红旗轿车，而现在需要如此大批量的生产，靠货车车间生产的零部件在质量和数量上均不能满足要求。一汽党委决定为红旗轿车生产开辟专门的车间。从1961年到1964年，一汽花了3年多的时间将原来分散在货车发动机、底盘、车身、附件等车间的1268种零部件和机电分厂生产的液压变速器全部集中到轿车车间，相应的生产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全部集中到轿车车间。此时的轿车车间已经能够利用其他车间提供的铸锻件独立地生产发动机、变速器、底盘、车身和车架等轿车的主要总成了，一汽初步具备了试制和小批量生产红旗轿车的能力。

建设轿车批量生产能力需要的是国家机械加工工业的综合实力，以当时国内的工业实力，大量工装技术设备难以生产，由此可见，要建设批量生产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实现的，也不是一纸文件就能解决的。红旗轿车生产能力的建设从1959年开始，到1973年十几年过去了，也不过一年出产一二百辆。1973年，一机部下令一汽扩建轿车厂，要保证年产300辆的能力。1975年9月，扩建工程完工，一汽红旗轿车的生产能力基本能达到年产300辆。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负责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车队装备的主要是苏联产的吉斯和吉姆高级轿车。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民族感情上，用国产轿车取代苏联轿车已是大势所趋。1962年6月，周总理来一汽视察工作时乘坐了改进后的CA72红旗轿车，他对造型美观、舒适大方的CA72很满意。1962年12月，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周总理突然想到了自己在一汽乘坐过的红旗轿车，他认为，这是在外国友人面前展示国产轿车的很好的机会，于是立即要求一汽将他视察时曾乘坐过的那辆红旗轿车送到北京来接待班达拉奈克夫人。

将红旗作为接待外国元首的专车，这对红旗车、对一汽都是崇高的荣誉。一汽立即将那辆红旗车进行仔细保养，装饰一新后送到了北京中南海。细心的周总理仔细查看并再次乘坐了这辆红旗车，并与自己乘坐的吉斯115对比，他说：“红旗车就是敞亮！明天就用这辆车接锡兰总理。”

1962年12月31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先是乘坐这辆红旗车从机场到市内，然后又换乘红旗检阅车接受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红旗轿车第一次承担了接待外宾的礼仪活动。

通过这次接待工作，有关部门提出，国宾接待车队换装红旗车；到1964年10月1日建国15周年时，红旗车开始正式承担外宾接送任务，一汽也将40辆崭新的红旗送到了北京。但也有人对红旗的性能和质量心存疑虑，于是，中央有关部门决定，通过道路对比试验择优而定。1964年9月下旬的一个清晨，40辆崭新的红旗CA72型双排座轿车和40辆苏联的吉斯、吉姆轿车分成两队，由首都汽车公司国宾车队的司机驾驶着从首都机场出发，经天安门驶向钓鱼台国宾馆。按试验要求，从机场至建国门路段以正常速度行驶，天安门至钓鱼台路段限速5～10千米/小时。结果，40辆红旗全部顺利驶抵终点。从此，红旗被国家正式指定为国宾车队的礼宾车，代表国家形象、参与重大国事和礼仪活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旗轿车曾出口缅甸、朝鲜和东欧各国，并被作为国礼赠送给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等外国元首。据说，当时外国政要访华所期盼的最高礼遇有三项：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坐红旗车。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印尼总统苏加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英国首相希思、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等来华访问时，乘坐的都是红旗轿车。德国总理科尔身材高大，访华前，他特意点名一定要乘坐中国的红旗轿车，走下飞机舷梯，科尔如愿以偿地乘坐上了CA772防弹型红旗轿车，尽管他身材高大，但他仍觉得非常满意。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方提出，按美国惯例，总统出访要乘坐由专机运送的总统保险专车。周恩来坚决地表示：“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人数多达500人，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把自己的“6号”红旗车给尼克松使用，尼克松夫人则乘坐另外一辆CA772。访问结束后，尼克松对中国的红旗轿车连声称赞。

在某种意义上，红旗轿车成了中国进步发展的一种政治标识。

红旗轿车的生产能力毕竟有限，生产手段也很落后，很多零部件的技术质量难以保障，自身存在的各种毛病问题也很多。各种意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被提出来，主要是故障太多，舒适性也较差；除了要求提高质量以外，还希望CA72红旗加大车身。作为国家的外宾接待车，有时需要翻译和警卫同时乘车，而两排座的红旗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根据各方意见，一汽决定重新设计新型的三排座红旗轿车，主要是拉长车身，在前后排中间增设一个中间墙，并安装自动升降隔音玻璃；中间座为活动座椅，后排座可以自动前移，靠背放下可以半卧休息，增加了一排座位，也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发动机功率提高到210马力，最高车速将可达到每小时185千米，并采用液压变速器和气液双制动系统。新车定名为CA770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

1965年9月12日，第一辆CA770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1964年9月19日，新车送进中南海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立即安排人试车，并找来毛主席、周总理的专车司机评车。试驾后，他们都对新的三排座红旗车赞不绝口。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乘坐了CA770后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国王、总统，我们还要和他们打交道，用这个车接送他们就够规格了。”

1966年，一汽首批生产的20辆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进京，正式给中央领导换车。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等领导都换上了新的三排座红旗轿车。他们对新车很满意，认为乘坐自己生产的轿车与外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特别长志气。

由于红旗全靠手工生产，产量太低，供不应求，所以，当时配车的标准是“四副一高”，即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最高法院院长以上人员。以后车出多了，又扩大到了国家各部委的正职和各省（市）领导，以及驻外使领馆等。

CA770投入生产后，使用单位反映车身过重、发动机油耗较大等缺点，一汽开始考虑改进CA770。此时已是“文革”时期，一汽轿车分厂的设计科被撤销，全部设计人员下放到车间劳动。总装车间的部分工人自行将CA770的产品结构进行改变，取消了中隔墙，减小前悬以及后行李箱的尺寸，车轮毂改用小型装饰面罩。经过改进后的红旗车身全长比CA770减少了400毫米，车的整体重量变轻，油耗也相对减少，这一改进款被命名为红旗CA773。

1968年12月，红旗CA773诞生，并于1969年开始投入批量生产。由于CA773比CA770要稍短一点，于是人们将CA770称为“大红旗”，将CA773称为“小红旗”。从1969年到1976年，CA773累计生产了291辆。

在换乘红旗以前，中央领导的专车全部都是购自于苏联的吉斯110和吉斯115（防弹）高级轿车。吉斯110和吉斯115也是脱胎于美国。1936年，斯大林汽车厂以美国豪华轿车帕克德（Packard）为蓝本，仿制出了供政府公务人员专用的8缸高级轿车吉斯101。按照斯大林的命令，首批吉斯101配备给了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和苏军5位元帅乘用。1945年6月底，斯大林汽车厂在吉斯101基础上改进生产出吉斯110型豪华轿车。吉斯110装有8缸6L发动机，车速可达每小时135千米。斯大林对吉斯110的性能很满意，下令将该车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专用座车。以后，中国领导的专车也全部采用苏联生产的吉斯110。鉴于中国自己已经能够生产三排座的红旗高级轿车以及中苏关系的现状，彭真决定，用新生产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逐步取代苏联的吉斯轿车。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毛主席等少部分中央主要领导乘坐的吉斯115是防弹车。

吉斯115是斯大林汽车厂在吉斯110基础上改进制造出的防弹车，整个车身安装了8毫米厚的装甲和7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身底部也安装了厚厚的防弹装甲，能经受步兵地雷的爆炸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与前面驾驶区隔开，既防弹又保密；整个轿车自重达到7.5吨，堪称轻型装甲车。

1949年，这款车刚刚研制成功，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便将刚刚生产出的吉斯115送给了毛泽东。从此，这辆吉斯115就一直伴随着毛主席出行。1951年，苏联政府又将5辆吉斯115防弹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领导人使用。红旗轿车取代吉斯以后，中央警卫局提出，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没有防弹功能，领导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为此，中央警卫局给彭真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制造一批能够防弹的红旗高级轿车给首长使用。1966年1月5日，彭真批示“拟同意”；第二天，邓小平和周恩来都圈阅同意。由此又推动一汽开始研制新的红旗防弹高级轿车。

红旗防弹轿车编号为CA772，由于事关中央主要领导的安全，所以中央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CA772领导小组”，组长为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毛维忠，副组长为一机部副部长郭力，后改为周子健；领导小组成员有：一机部、五机部、化工部、建材部、一汽；一汽轿车厂副厂长李中康担任CA772总设计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使命，整个研制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封闭进行的，领导小组还从全国抽调了一批防弹装甲专家组织攻关。为保证秘密不泄露，参加试制的人员一律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在试制过程中，连零件加工的铁屑都要及时回收处理。

CA772整体造型与CA770相同。整车重4930公斤，装配250马力发动机，后觉得动力不足，又改装V8发动机，动力增加至300马力，最高时速可达130千米，防弹装甲厚4～6毫米，防弹玻璃厚65毫米，采用可以自动补漏的轮胎，轮胎被子弹击穿后可继续行驶100千米。该车被誉为世界上保险系数最高的轿车之一。

周总理配备的是5号车，1972年又换了改进型的6号车。1972年，毛主席的专车才由吉斯115换成了红旗CA772，车号为7号。由于毛主席当时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为了方便他上下车，又给7号车特别装备了电控升降的脚踏台阶。毛主席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中最后坐上红旗轿车的。从当年提出：“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到在中央领导中最后一位坐上中国自己生产的最高级的轿车，这个过程留下了太多感慨。

从1969年到1983年，一汽共生产了12辆CA772三排座特种保险车，这12辆车成为红旗轿车系列中最辉煌的一个品类。

红旗轿车为一汽，也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每年两次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红旗轿车总是被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成为中国工业的骄傲。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华侨从海外回国参加广交会，听说展览会上有一辆中国产的红旗高级轿车，便立刻要求去参观。双目失明的老人坐着轮椅让家人推着来到展览会的红旗轿车前，老人用手一遍遍抚摸轿车前面的红旗车标，忍不住老泪纵横。老人对身边的人说：“中国能够生产高级轿车，这是我们每个海外华人的骄傲。”

红旗轿车也是中国驻外大使最醒目的标志之一。每逢红旗轿车停在街上，总是有很多外国车迷围观。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汽车工业如此落后的中国能够自己生产红旗高级轿车。有的人心存疑虑，非要司机打开前盖，看一看是不是装有外国的零部件，仔细审视完毕，他们才竖起大拇指。

毋庸讳言，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决定了红旗轿车的质量难以尽如人意。红旗轿车从诞生起就是手工生产的仿制车型，中国汽车技术力量薄弱，没有一支专门的轿车技术研究队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技术研究，也谈不上技术储备，像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使用起来故障很多等问题影响了红旗轿车的声誉和形象。有的驻外大使反映：有几次，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轿车“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车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可就事大了。

万里是很钟爱红旗轿车的，但他也碰到了抛锚的尴尬事：“我很喜欢红旗轿车，自己生产的嘛。但坐红旗我碰上两次麻烦事：一次是到机场去接领导，临到要走了，车却发动不起来；另一次在安徽，走在路上，车突然抛锚了，没办法，我只好坐公共汽车回来。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好换车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打开，外国轿车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这些轿车外观漂亮、乘坐舒适、质量稳定可靠，再看红旗轿车，质量差距明显表现了出来。很多领导干部开始放弃红旗轿车，改坐起国外的高级轿车来。但从形象考虑，中央主要领导乘坐的还是红旗轿车，但为了防止出问题，当中央主要领导外出时，有关部门还是要多备一辆红旗轿车随行。

1981年年初，一位中央领导乘红旗外出时，行驶途中，车子突然冒烟了，工作人员们慌得手忙脚乱，马上中途换车。事后检查是化油器的毛病，属于小问题，但却影响形象啊。这位领导对此很有意见：“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国务院下达的“第三号节油令”：“红旗牌轿车因油耗高，从1981年6月起停止生产”。当年万众景仰的红旗轿车落了个关门下课的下场，无论是中国汽车人还是全国老百姓，心里都是不好受，但红旗轿车是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啊。

红旗轿车终究是中国轿车的第一个知名品牌，尽管是仿制的，但经过十几年的生产，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已经成为一个凝固的符号，牢牢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有过辉煌经历的红旗轿车究竟还要不要？这是摆在中国汽车人面前的难题。更为现实的是，红旗轿车停产了，但国家在公务活动中仍需要防弹高级轿车，为此，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购买外国防弹轿车。经过比较，进口防弹高级轿车的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红旗CA772。自己的有毛病不要了，买来的又不如自己的，经过比较和鉴别，红旗轿车的再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3年9月30日，一汽正式向国务院递交了《红旗轿车技术改造建议书》。10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汇报会，听取中汽公司和一汽关于重新生产红旗的汇报。

中汽公司总工程师陈祖涛和一汽厂长黄兆銮、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等参加会议。在会上，陈祖涛、黄兆銮、范恒光做了红旗轿车改进工作的汇报：(www.xing528.com)

1.红旗轿车存在的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中国生产轿车是靠手工敲敲打打起步的，主要是仿制，没有技术储备。

2.没有资金来源。红旗轿车自1959年投入生产至1981年停产，共生产39种车型1542辆车，平均年产70辆。而从生产投入来看，每车最低成本6万元、最高22万元，而卖给国家只有一个价格：4万元，政策性亏损累计超过6000万元。

国家对一汽生产轿车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一汽全以货车养轿车，不堪重负。没有投入，哪来产出？没有资金来源，企业也无力研制或进口关键生产设备，个别总成，如车身，全靠手工生产，质量自然难以保障。

3.没有专业的轿车技术研发人员，即使发现问题，也无人来解决问题。

4.红旗轿车的问题在个别总成，而不在总体。红旗的使用对象特殊，一汽对红旗轿车的生产高度重视，从开始研制那天起就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可以说是精雕细刻，车的总体指标因此并不差，完全可以和进口车一比高低。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有些重要的总成，如发动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等存在质量问题。这些总成对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一汽是用加工货车的设备来生产高级轿车，生产精度相差好几个量级，所以产品质量难以保证。要解决这些关键总成的质量问题需要有高质量的生产设备，但进口生产设备很贵，红旗轿车的生产批量又太小，所以不值。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进口这些关键总成，有了这些质量有保障的关键总成，红旗轿车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他们提出，红旗轿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品牌，在国内、国际上都有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轿车工业的先锋。红旗轿车停产，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参会人员郑重地向田纪云提出：“红旗轿车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这些意见分析中肯到位，建议也切实可行，田纪云表示赞同：“红旗轿车在国内、国际上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它的质量好坏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形象，红旗轿车改造以及研制第二代红旗轿车这个路子我是赞成的，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总得搞一些轿车，总得搞一些自己的王牌。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活动篷检阅车可以立刻动手搞，先了解哪个国家的好，可以进口10套装车试试，如果好的话，再进口一些。”

会后，田纪云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了红旗轿车的情况，并提议红旗轿车改进质量后重新开始生产。胡耀邦表示，赞同红旗轿车重生，但一定要保证质量；并指示，1984年的国庆阅兵车就用红旗轿车。胡耀邦的指示使得红旗轿车得以再生。

随后，田纪云特批了300万美元用于进口关键总成，保证了进口所需的资金。

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正式向一汽下达了红旗检阅车的生产任务，拉开了红旗复产的序幕。12月3日，中央警卫局提交了对红旗检阅车的技术要求。

红旗轿车改造过程中出现过一个小的故事。国家要订购400辆奔驰轿车，为节省资金，经过谈判，决定由一汽进口400套散件自己组装。德国奔驰公司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汽车公司之一，奔驰轿车也是世界驰名的顶尖品牌，如果与奔驰公司合作，那么通过红旗轿车的改造过程就可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级轿车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而且，奔驰高级轿车的外形与红旗高级轿车相近，只需将前部、尾部外形稍加改动即可。一汽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中汽公司的赞同，中汽公司出面与德国奔驰公司进行了三轮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中德双方采用技贸结合方式改造红旗轿车，车型选定奔驰123系列200型、230E型和加长型三种，先通过SKD和CKD形式组装1000台，由奔驰公司提供焊装线、油漆线设计和总装线部分专用工装夹具，总费用为367万联邦德国马克；第一期使用奔驰商标，但在车身侧方加上“长春制造”标志；第二期由奔驰公司提供400套冲模，3～4年后再提供剩余的175套冲模，费用为400万联邦德国马克。奔驰公司同时拿出由奔驰资深设计专家设计的红旗高级轿车的5种外形效果图。

红旗轿车是中国轿车行业唯一的自主品牌，而与奔驰合作的方案几乎是用奔驰完全取代红旗，意味着红旗品牌完全被放弃了，这与红旗轿车改进质量后再生的意图不符，最终被有关方面否决。看来，改造红旗轿车还是得靠自己。

一汽决定还是采用原定的外购关键零部件总成的办法来改造红旗轿车。中汽公司向一汽提出：要抓住机遇，组织力量，下大力气改进；红旗轿车的改造要“脱胎换骨”，但不能“改头换面”，因为红旗的外形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

1985年10月10日，关键总成换成进口产品的新型红旗高级轿车CA770G试制成功，新的红旗轿车的动力性、操纵性和可靠性均有了明显改善，整车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一汽将改进后的红旗送到北京审查。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乘坐后很满意，他说：“这车改得好，你们保留了红旗轿车的生机，谢谢你们。”

新红旗轿车送到中南海，胡耀邦总书记非常高兴，他仔细地察看并询问新红旗轿车的各项性能，并试乘了这辆新红旗轿车。胡耀邦下车后满意地说：“我举双手赞成恢复红旗轿车生产。”

经过中央领导的支持和一汽的努力，红旗轿车重新恢复生产。

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正式给一汽下达了研制红旗敞篷检阅车的任务。中汽公司在文件中特别注明：研制红旗检阅车是迎接建国35周年的第一任务。

根据中央警卫局的要求，新研制的红旗检阅车要有自动升降活动篷，活动篷收落后要落入行李箱的指定空间中。要有自动升降底板以调整检阅时检阅者的站立高度。最难的地方在于，可升降活动篷要能够防弹。一汽曾经生产过13辆红旗检阅车，但从未安装过防弹的可升降活动篷。对一汽而言，可防弹的活动升降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既无感性认识，又无相关技术资料。为此，中汽公司帮他们拿到一些国外的广告图片和相关改装厂概况，这些就是唯一的参考资料，而防弹的核心技术更是无从谈起。

1984年1月2日，一汽成立了检阅车领导小组，组建专用车车间，同时将主要项目落实到专人，组织采购小组赴美采购防弹布、订购活动篷结构，并向英国史密斯液压件厂订购活动篷动力装置。防弹活动篷采用的是凯夫拉纤维，这是当时最先进的防弹材料，当时只有美国友升公司生产。一汽花了18000美元向美国友升公司订购了两套全结构活动篷，但装车试验后发现达不到要求。于是，一汽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但对方狮子大开口，咨询费要两万美元，而且出多少钱都不卖专利面对唯利是图的西方大公司，一汽转而与国内军工部门合作，最终还是国内的军工部门解决了这个问题。

1984年8月20日，两辆红旗CA770JY活动篷检阅车试制成功，又用5天时间对其进行了路试。9月3日，一汽轿车厂副厂长郝世跃和崔洪松带领专业设计师及汽车调整、电气、缝纫、钣金等工种25人，将检阅车送往北京。检阅车首先停在一机部和中汽公司，饶斌和周子健对红旗检阅车进行了第一道“验收”。9月6日，陈祖涛与郝世跃、崔洪松共同将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人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检查完全合格后，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

在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及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分别乘坐两辆红旗检阅车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因为一汽对这两辆特制红旗检阅车的重要贡献，同年11月3日，邓小平和秦基伟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以表彰他们在国庆阅兵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1984年国庆大阅兵后整整15年，1998年3月，一汽接到指示，为建国50周年准备新的红旗检阅车。经过认真研究，一汽准备了两套方案：1号方案是利用一汽现产的CA7460红旗“旗舰”为基础，与美国公司联合开发新型检阅车；2号方案则是在上一代的CA770JY检阅车上改进。两个方案同时开始推进，最后供中央选择。但谁也没想到，巴尔干半岛的一声轰炸，中断了中美合作方案。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巴尔干半岛民族冲突不断，最后演化成科索沃危机。1998年年底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军事介入科索沃危机。北约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和高技术武器，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连续78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也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中国政府对科索沃局势极为关注，坚决反对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但美国对中国却采取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手段。格林尼治时间1999年5月7日夜，美国出动B2战略轰炸机，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使馆建筑遭到严重破坏，3名中国记者牺牲，另有多人受伤。美国公然破坏国际关系准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中美之间的一切政治经济往来全部中断，两国关系跌到冰点。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停止与美方的合作，红旗检阅车采用第二套方案，在CA772基础上加以改进。

1999年8月，改进后的新红旗阅兵车送到了北京。新车加装了电动天窗、可翻转式脚踏板，扶手等检阅装置。为增加美观性，阅兵车采用了新式轮辋和装饰罩，整车的防弹性也有了改进。

1999年10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乘坐新型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2009年10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乘坐新型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红旗轿车作为共和国最高典礼活动的专用车辆，将永远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前进。

红旗轿车是中国第一个自主轿车品牌，也是深入人心、老少皆知的轿车经典品牌。从1958年手工生产的第一槌开始，伴随着中国的政治风云和汽车工业的进步，红旗轿车一直风雨兼程，并在不断改进。1996年，一汽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配奥迪100轿车的车身，生产出了红旗CA7220；1998年，又推出全新的红旗CA7460。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进步，红旗轿车还将不断改进。但无论怎样改，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面红旗，将永远飘扬在全国亿万人民心中。

在赞赏红旗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由于缺乏必要的商业利益驱动以及市场竞争压力推动，尽管一汽为了红旗轿车的生产使出了吃奶的劲，但从1958年到2000年以前，红旗轿车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基本上还是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手工作坊式生产。1975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代表到一汽考察后，说了两个没想到：没想到20世纪50年代一汽就能造出这样水平的高级轿车，当年的丰田也没这个能力；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一汽生产的红旗轿车还是那个水平。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下，红旗轿车是给少数中央领导人使用的“政治车”，产量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形成经济规模；国家对红旗轿车的生产只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安排，没有必要的资金投入。投入少、产出低，又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提高技术水平自然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