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红旗：中国向轿车领域进军之路

1958年5月21日下午，一辆崭新的小轿车驶进中南海，停在了怀仁堂前的小花园旁边。此时恰逢在北京召开中央会议，所以有不少代表围着车子观看。不一会儿，毛主席与林伯渠来到轿车前，毛主席满面笑容，在车子周围看了看，然后与林伯渠一起坐上车。轿车围着小花园转了两圈，毛主席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了。”此时距离毛主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轿车开会就好了”刚刚过去两年。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句话，才促成中国轿车工业迈出了第一步。

1956年的中国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上均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借助苏联的帮助，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钢铁、煤炭、石油、机械、电力、汽车、飞机、轮船、坦克、拖拉机等工业部门的建设初见成效。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满场代表，毛主席侃侃而谈。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即将投产的中国汽车，并说出了内心的希望：“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轿车开会就好了。”

官员用车与政治有关。作为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乘坐本国生产的轿车，既是民族自尊心的需要，又是政治需要。绝大多数能生产轿车的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乘坐本国生产的轿车。早期的苏联，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全部都是乘坐苏联自己生产的吉姆牌高级轿车。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没有造车能力，中国官员乘坐的轿车只有两个来源：一是从敌方缴获，二是外购。1949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乘坐的轿车就是斯大林送给他的吉斯110防弹轿车。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按照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生产轿车还不现实，毛主席的话只是表明了一种希望。但参加会议的一机部部长黄敬却将毛主席的话听进去了，作为汽车生产的主管机关，他要将毛主席的希望变为现实。

1957年4月，黄敬到一汽来检查工作时，与饶斌等人谈到了毛主席的希望，要求一汽要准备试制轿车和越野车。一个月后，即1957年5月，一机部正式给一汽下达了生产小汽车的任务，并要求“越快越好”。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生产轿车的正式文件，这份文件首次吹响了中国发展轿车的进军号。

根据今天的分类，货车为商用车，轿车为乘用车。汽车发明之初，就是取代马车给人乘用的，所以在国外，轿车的研制生产一直走在货车前面，轿车的生产规模也要远远大于货车。但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因此只能先发展货车；现在说要生产轿车，我们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是完完全全地从零起步。

一辆轿车由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等几部分组成，共有2万多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形状各异，由钢铁、橡胶、塑料、玻璃、电子等各种不同的材料制成，再安装在汽车上组合成一个完美的系统工程，它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共同保证汽车安全行驶。要使得这几万个零部件按照规范的要求相互配合、妥善工作，对机械、冶金、石化、纺织等基础行业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尤其是机械加工工业。人类最新发明的机器人、数控机床、自动生产线等高精尖设备都是在轿车的生产需求下应运而生的。轿车的发展历史说明，轿车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也是一个国家工业进步的动力来源之一。

因为功用不同，所以货车与轿车在设计与生产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货车的功能是载货，要求坚固结实、动力足；轿车的功能是人乘坐，因此对安全、舒适、美观有着更高的要求，较货车而言，制造的难度也就更高。人们常用一种通俗的比喻，如果将货车生产看成是小学水平，那么轿车生产就是大学水平，中间隔着几个数量级。不管这种比喻是否科学，它都说明了轿车从设计到制造有着更大的难度。由于人类对“更好”的不断追求，使得轿车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辆轿车都是当代高新技术的结晶。

一汽是按照货车厂设计的，所有的机械和工装设备都是按照货车生产配备的。从当时的设备与技术条件来说，一汽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条件。但毛主席的希望就是动力，一机部下达的文件就是压力。虽然客观条件不具备，但生产轿车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一汽人毅然迈开了轿车制造的第一步。

根据一机部的要求和一汽的现实，饶斌提出“仿造为主，适当改造”。仿造的工作由孟少农具体领导。

要仿造就得有对象，一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几辆轿车，有苏联的胜利、德国的奔驰、法国的西姆卡、英国的福特赛飞、日本的丰田等。朱德委员长在视察一汽时得知一汽要自己生产轿车，他非常支持，立即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送给他的斯柯达高级轿车赠送给了一汽作为样车。

经过对样车的测绘和研究，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孟少农确定了产品设计方案，要求试制的轿车有胜利那样良好的通过性、奔驰和丰田那样的经济型、奔驰和西姆卡的舒适性，以及福特和西姆卡那样的简单结构。把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发动机和底盘仿造奔驰190，加大轮胎宽度，提高底盘与地面间隙，保证良好的通过性；加大后桥变速比，采用奔驰的4档变速器以提高爬坡能力；车身结构仿造法国“西姆卡”，外形和内饰件在“西姆卡”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改进。

孟少农绘制了“构想图”。根据孟少农绘制的构想图，轿车设计自重1230公斤，总重（乘坐6人及行李）1650公斤。最高车速128千米/小时，经济车速30～50千米/小时，平均油耗不大于9.5升/百千米。动力性低于奔驰，但高于胜利和丰田；经济性接近奔驰和丰田，并且优于胜利西姆卡和福特；座位宽敞舒适，优于奔驰和西姆卡；成本低于奔驰，接近西姆卡。

试制轿车设计方案出来了，产品号为CA71，CA为生产厂家一汽的代码，7为轿车的编码，1表示第一辆。但叫什么名字呢？一时间众说纷纭。黄敬提出，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地处社会主义的东方，所以定名为“东风”。

孟少农是留美的高才生、中国的汽车专家，他懂得轿车生产与货车生产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是仿制，但仍然要按照汽车生产的规矩——从最基础的绘图开始。

由于一汽没有生产过轿车，所以虽然有了对外国轿车的分析比较，也有了测绘图和试制图，但在试制过程中仍是改动不断，边制边试，边试边改。如试制过程中，有人提出中国的轿车要体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要融进中国元素，这种意见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但车的底盘、动力与中国风格无关，也没有能力动，最后只能在外形上下功夫。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将尾灯做成宫灯造型，车头上镶嵌一条昂首向上的小金龙作为车标，车门两边的装饰条上有毛主席手书的“中国第一汽车厂”几个字，车身由中国人喜爱的具有大福大贵意味的紫红色为主色调，顶部则为爽目的银灰色，整个轿车的车身全部用手工敲制。

车身和车头的小金龙均出自于一汽设计科科长吕彦斌之手。吕彦斌至今不忘这段经历：

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厂里要求我们将仿造和自我设计相结合。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上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到北京去找样车，选中了法国西姆卡中级轿车。经过对西姆卡的观察并结合我们自身的条件，最后决定，里面的结构不变，发动机用德国奔驰190，车身自己设计。我们首先做小模型。做之前画效果图，外形用彩色，画好后让领导挑选合适的，然后做成1∶5的模型交给领导审查，由领导挑选一个做成1∶1的大模型，再根据大模型画试制图，最后用手工敲出一辆样车外壳。

东风轿车的车标是一条龙，这是孟厂长的主意。为了设计这个标，我拿着胶卷，跑到北京故宫、颐和园和北海公园这些地方去找龙，还求教过梁思成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有位教授说我选择的龙跟汽车不太协调。他说，龙是张牙舞爪的，而车是流线形的。我让他画了个图形，看上去虽然协调了一些，但不太容易被接受。最后，还是厂领导选定了一种常见的龙，将“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成立体的，前头就是放上“东风”两个字。最初，我们放的是“东风”二字的拼音，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看了后表示，这样会让人误解，好像是外国车子，还是改成中文好。

1958年5月10日，第一辆东风轿车试制完成，欣喜的一汽人立即将这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部轿车送往北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汽车先送到一机部，由一机部审看。正在参加中央会议的饶斌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汇报，想请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检阅这辆车，谁知道这还引出了一个插曲。

5月15日至23日，中南海召开中央会议。杨尚昆指示先将车放到中南海的一块草坪上供参会代表参观。第二天，东风轿车开进中南海，杨尚昆立即来到车边仔细观看。杨尚昆看着看着发现了问题，他问饶斌：“车头的一排外文是什么？”

饶斌解释，那不是外文，是东风的汉语拼音。杨尚昆指出，有多少人能认出这个拼音字母呢？明明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轿车，弄不好，别人还以为是外国车呢。他要求立刻改过来。饶斌立刻与送车的同志商量，决定将镶嵌在车头上的拼音字母取下来，然后换“东风”二个字上去。工作量倒不大，但现在是在远离一汽的北京，要在一两天之内换下来很不方便。另外，“东风”二字用什么体呢？一时间大家非常紧张。经过多方奔走，最后决定，“东风”二字用毛主席的手写体。他们了解到《人民日报》社有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于是立刻赶到《人民日报》社，讲明原委。报社的同志很支持，立即将“东风”两字影印下来交给他们。他们在北京找到一家汽车修理厂，请钣金工人将两字用薄金属板雕刻下来后拿去镀金，再将金光闪闪的“东风”两字镶嵌在车头。紧赶慢赶，终于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第二天，“东风”轿车再度来到中南海。吕彦斌回忆：

我们连夜赶到灯市口找修配厂的老师傅凿掉了拼音，再换上“东风”这两个中国字。第二天送到中央会议现场的就是有中国字的那辆车，车后头还有两个宫灯。为什么设计宫灯呢？一位姓黄的技术员做了一个小模型，说这样更具有民族特色，结果领导同意了。车尾灯用宫灯，车前头用中国龙，两边是毛主席的题字，再加上“东风”两个中国字，这样一辆车行驶在大街上，人们都非常高兴，以前他们还没见过有中国字的车呢。

这一次杨尚昆很满意，为了让与会代表都能看到一汽制造的东风轿车，他让工作人员在每一位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的桌子上都放一份一汽带来的东风轿车的资料和照片。这样，中央领导和代表们就可以知道东风轿车在中南海展出了。听说中国自己造的轿车来展出，大家都很兴奋，那几天，崭新的东风轿车周围总是围满了开会的代表。

5月16日下午，朱德和彭真来到车边，饶斌拉开车门，请两位领导上车乘坐，并详细介绍了东风轿车的性能和试制情况。朱德笑眯眯地说：“不错不错，咱们一汽工人真不简单，说造轿车就造出来了。”他又指着车头的小金龙问：“这个金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饶斌说：“铜做的。”朱德听后频频点头。

5月21日下午2点40分，毛主席和林伯渠一起来到车边。毛主席满面笑容，与守候在车边的5位职工一一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和工作，然后围着车子仔细地端详。工作人员请毛主席和林伯渠上车试乘一下。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好啊，我们来坐一下。”他拉开车门，请林伯渠先上车，然后自己坐进去。司机钱海贵稳稳地起动，东风轿车围着中南海的小花园转了两圈。林伯渠问钱海贵：“这个车能开多大速度？”

钱海贵回答：“每小时128千米。”

毛主席笑呵呵地说：“这么快呀，我还没坐过这么高速的车呢。”

车停下来后，毛主席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轿车了。”

轿车在中南海展出期间，代表们问得最多的话是：你们今年能生产多少？什么时候能批量生产？参会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全国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由于外购轿车数量有限，他们有很多还是乘坐战争年代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能乘坐自己国家的国产轿车是他们的心愿。

除了参会的代表们外，还请了在京的苏联专家、有关大学的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美术家来参观，请他们对东风轿车提意见。这些专家们从行家的角度出发，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如整车布置合理、重量分配较好、油耗也不高；但总的感觉是外表粗糙，车身衔接部分的缝隙太大，门开关不灵活。他们提出，在批量生产前，一定要先进行可靠性道路试验。

首辆东风轿车在北京成功展出给了一汽人极大的鼓励。1958年5月16日，一汽开始小批量生产轿车，首批100辆。但无论从厂内的零部件生产还是厂外协作产品的制造，都难以完成。一辆轿车需要数万个零部件，需要专用的场地、模具，所生产的各种零部件需要材料、设计、试制、开模，这些都需要高昂的费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有些材料国内根本无法解决，如制造车身所需要的镀锌薄板。这些是一汽和很多协作企业所无法做到的。有些协作企业还提出，只试制，不签订合同。东风轿车的批量生产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

东风轿车是中国轿车工业的第一个“婴儿”，在一无经验、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情况下，凭着冲天的干劲，用手工生产出来的，存在很多不足在所难免。但它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终于在自己动手制造轿车的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1955年7月8日，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都应该按照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地实现。在工业建设中，必须根据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可能，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来进行建设。那种不分轻重缓急，认为要建设就应该处处大规模和样样现代化的想法和做法，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害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企业，一般都要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要进行一系列的繁重工作，要有各个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建设起很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企业，才能达到工业化，哪能希望在一个短时期内，不费什么力气就建设成功呢？

报告对于汽车工业的要求是：

五年内建设并完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它发挥了生产能力以后，每年能够出产载重汽车三万辆，供应运输业的需要。设计能力比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一倍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这两个汽车制造厂将为我国奠定汽车制造工业的基础。

遗憾的是，1958年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使得报告的内容未能实现，克服急躁情绪的意见也未能贯彻执行。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一机部汽车局拿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意见”，这个“意见”相当于中国的第一部汽车产业政策。“意见”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现有生产水平下，汽车生产的主要方向是解决生产和人民大众生活需要的交通工具。要多生产一些公共汽车，搞好公共交通，多开线路，做到四通八达。小轿车的使用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和对外接待，需要的是高级轿车，而不是像东风轿车那样的中级轿车。

根据一机部的意见，一汽放弃量产东风轿车的计划，开始布置生产高级轿车。

1958年6月25日，一汽团委书记王道义在传达团中央会议精神时，告诉了与会者一个消息：北京市要试制高级轿车，向国庆献礼。这个消息让参加会议的人坐不住了，纷纷表示：一汽是中国新建的第一家现代化的汽车厂，生产轿车是一汽人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不能落在北京的后面。王道义向与会者提问：“我们一汽能否在国庆节前试制出高级轿车？”

他的话如同一把火点燃了大家的情绪。当天晚上，一汽设计处处长陈全便召集设计处的全体人员开会讨论王道义的建议，众人议论纷纷，但观点完全一致：一汽一定要把研制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这个“第一”抢到手。这次会议制订了研制高级轿车的时间表：7月末，底盘设计科交出底盘图；9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

一汽党委采纳了设计处的意见，决定立即开始研制国产高级轿车，并向吉林省委做了汇报。吉林省省委书记吴德非常高兴，要求一汽尽快投入试制。根据当时中央“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吴德给新试制的高级轿车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旗”，一个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名字从此在神州大地叫响。(www.xing528.com)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红旗轿车身上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内涵。

高级轿车长什么样？高级在哪里？一汽设计处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外国的高级轿车，如果连高级轿车高级在哪里都不知道，那该如何着手设计呢？和试制东风轿车一样，一汽决定先以外国高级轿车作为参照。但当时全国轿车都少得可怜，高级轿车更是难得一见。陈全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召开完设计处会议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6日上午，他就赶到吉林工大并说明来意，将吉林工大教学用的一辆美国克莱斯勒1955型“帝国”C69高级轿车借来，开进了试制车间。为了支持一汽试制高级轿车，一机部汽车局还送来了一辆美国林肯牌高级轿车，周总理也把自己的法国雷诺高级轿车作为样车送了过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乘坐的是一辆德国奔驰600高级轿车，听说一汽要试制高级轿车，陈毅也将它送给了一汽，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

一汽负责轿车试制的王振听说北京有一辆全国最高级的轿车，也就是外交部部长陈毅乘坐的奔驰600，于是他决定去北京亲眼看一看这辆奔驰600，增加一些对高级轿车的感性认识。王振带上几名技术人员赶到北京，通过一机部介绍见到了陈毅的那辆车，试乘后感觉确实很先进。听说一汽要试制高级轿车，陈毅的司机李师傅挺高兴，他说：“陈老总是外交部部长，天天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他说了多次不愿坐外国车，可是中国没有国产轿车！你们要是早点造出高级轿车来，陈老总就可以早点换车了。”

关于奔驰600高级在哪里，只有将它分解开后才能了解到。要是能将这辆车借回去看个究竟，对试制高级轿车会有很大的帮助。王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机部汽车局局长胡亮。胡亮说，我们来想想办法吧。他很快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告了陈毅，豪爽的陈老总立即把这辆奔驰600送给了一汽。

经过对几辆高级轿车进行反复比对，一汽决定以克莱斯勒“帝国”C69作为主要参照对象。

1958年，人们分外躁动，到处都在“放卫星”，作为中国唯一的汽车制造厂，一汽自然“不甘人后”。1958年7月，一汽下达试制任务书，要求当年8月1日建军节前拿出第一辆车。仔细算下来，满打满算不到30天。紧接着，任务再度加码，要求在当年8月15日前再生产一辆红旗敞篷车，并在年底前共生产5辆红旗高级轿车。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试制出高级轿车，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一汽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将作为仿制对象的轿车全部分解开来，数百个大小零部件总成逐一摆放，然后由全厂工人群众前来主动承接任务，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协定的内容是：我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他们将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为“赶庙会”。特殊时期，人的精神作用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通过“赶庙会”，需要仿制的所有零部件被热情激荡的工人群众一抢而空。那段时间，全厂所有的车间处室都投入了红旗轿车的试制，当时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

在一般人眼里，一辆轿车最抢眼的是车身，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车身。仿制轿车的主要问题是要有一个被中国人认可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车身。吕彦斌负责车身的外观设计，但他从来没设计过车身，要从哪里下手呢？吕彦斌决定还是先参考外国人的轿车，尤其是高级轿车。在当时的中国，轿车是极为罕见的稀罕物，吕彦斌回忆道：

1959年，我们做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时，我负责车身设计。我从未设计过轿车车身，厂领导又强调要有民族风格，心里着实没底。最初，我查找民族形式资料时，还专程去找过梁思成、林徽因和几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与他们交谈后心中有了点谱，然后决定再参考外国高级轿车的车身。上哪里去找外国高级轿车呢？我想到了驻华大使馆。当时，我们国家和印尼的关系不错。印尼驻华大使馆很阔气，门口总是有很多外国车，基本上都是美国车。我在门口找到开这些车的司机，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红旗车给中央领导用。这些司机一听，都很高兴，说：“太好了。有了自己的车，省得再买外国车了。”这些司机很支持我的工作，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我研究。大概有20多辆车吧，有高级轿车，也有中级轿车。美国车基本上都是大车，一般是两排座，但也可以改成三排座。我拍照就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拍了十几卷胶卷。回来后设计三排座时，这些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以后，厂里又买了一辆林肯和一辆凯迪拉克车做参考，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我们就有了三辆高级轿车做参考。总结这三辆车的结构特点，我们在红旗轿车上采用了不少元素，这也是我的主意，如前部基本上仿的是林肯，中部仿的是克莱斯勒，后部仿的是凯迪拉克。

从轿车制造的工艺流程上说，车身也是轿车最重要的关键总成。它的尺寸要与底盘、发动机、轮胎等相匹配；为了减少风阻，需要有良好的流线形外形，这些都需要精确的计算。在既无计算机，又无风洞的条件下，试制本身就很困难，但一汽党委要求一个星期拿出车身。按照今天的认识，一个星期连画草图的时间都不够，当时也确实没有完整的工艺图样，这真是难为人了。但一汽人艺高胆大，在与动力、底盘等结合部的基础数据定下来后，大胆设想，先做一个全尺寸的油泥模车身，这样可以随时修改。党委书记赵明新、厂长饶斌、副厂长郭力等厂领导轮番来到模型组，和工人群众一起日夜加班。

除了车身外，制造V8顶置气门的发动机也是一大难题。V8发动机的气缸体形状复杂，铸模、倒模、铸造、加工等工艺环节不能少，尤其是汽缸体的铸造。一汽集中全厂铸造高手参战。然而制造缸体毕竟不同于制造车身，V8气缸体的技术实在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经过多轮突击后，绝大多数产品都不合格。时间不等人，无奈之下，最后百里挑一，选用极少数合格的铸件毛坯进行加工。最后终于将发动机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但在成功的发动机旁，废品堆积如山。其实何止是车身和发动机，几乎每一个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不计成本“刻苦攻关”的故事。

除了一汽外，红旗轿车的试制还有大量的协作件，涉及全国11个城市和大量的工厂。一听说是为毛主席造红旗轿车，这些工厂也是将其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不计成本地干。长春市玻璃厂为红旗轿车制造玻璃仪表盘罩，上海昌明钟表厂为红旗制造高级电钟，上海延安电器厂为红旗制造电器，沈阳床垫厂为红旗制造坐垫，南京电瓷厂为红旗制造火花塞，哈尔滨轴承厂为红旗制造特种轴承，哈尔滨仪表厂为红旗制造仪表……

最后的难点又回到车身上。油泥模车身完成后就要制作正式的车身。按照常规，正式的车身需要模具来压制，所以需要先制作模具；薄板在压制过程中需要分多次才能成型，所以需要多套模具。以轿车生产的投入而言，制造模具（俗称“开模”）是轿车制造中投入最大的项目之一。制造车身模具的首要条件是有充足的资金，因为需要购买大型冲压设备和锻压设备，这些几千吨重的大型冲压设备和锻压设备国内没有，也没有工厂能够生产出来；到外国买，别说资金短缺了，就是有钱购买也需要较长的生产时间。一汽人决定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用榔头将车身敲出来。

车身制作的工序称为“钣金”，用榔头敲出车身需要七八级以上的高级钣金工。一汽全厂也没有这么多高级钣金工。在当时，造红旗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它不光是一汽的事，也是全国的事。上海是中国资格最老的工业城市之一，那里藏龙卧虎，有很多能工巧匠。一汽马上与上海联系，一听说一汽要造中国的高级轿车，上海市二话不说，立即从全市调集了几十名高级钣金工到一汽。上海师傅陈福贵长期修理外国轿车，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没有样图的情况下，他带着两名徒弟，自己在地上放样，硬是用手工敲出了全部钣金件。在陈福贵的带领下，这些上海师傅日夜连班倒，车间里整日响着疾风暴雨般的敲击声，他们全凭手摸榔头敲，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手工把红旗车身敲了出来。

经过一汽人和全国有关厂家的共同努力，整整33天，1958年8月1日，中国的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诞生了。

新红旗车的外观庄重大方、车内宽敞舒适，内外装饰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样式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这是一种工艺复杂，但视觉效果极佳的传统工艺漆），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显得富丽华贵。

第一辆红旗试制成功后，一汽立刻投入第二辆红旗，也就是红旗敞篷检阅车的试制。

1958年9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前来一汽视察，并在试制的红旗车旁听取了饶斌的现场汇报。

邓小平问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

饶斌回答：“比伏尔加高级。”

邓小平又问：“比吉姆呢？”

饶斌答：“比吉姆高级。”

邓小平兴奋地说：“喔，比吉姆还高级，那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就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同样历时一个多月，1958年9月26日，红旗敞篷检阅车试制成功；经过调试后，于9月28日当夜运往北京，向建国9周年献礼。遗憾的是，由于试制时间短，又没有经过全面检测，这两辆红旗牌CA72高级轿车在北京期间毛病不断，质量问题多达537个，最终未能参加国庆阅兵。

虽然没有参加国庆9周年的游行，但一汽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试制出了两辆红旗轿车，这给了一机部极大的信心，也给了中央极大的信心。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一汽发来指示，要求一汽在1959年“确保红旗轿车生产”。1月21日，一汽党委决定，竭尽全力确保中共中央书记处下达的红旗高级轿车生产任务，决定立即将原东风轿车的工艺装备设计和制造全部停下来，全力以赴地保证红旗轿车的生产，并派副厂长王少林出国考察轿车车身制造。

1958年试制的红旗的所有部件都以手工完成，批量生产就不能再采取这个办法了。为确保红旗车批量生产，除部分产品借用货车的生产设备外，还需要新建专门的厂房和工装设备。经过计算，需要新工艺装备6222套；新增发动机车间、冲压车间以及部分附件的专用车间，共需新增基建面积17500平方米；外协件共12种、733项，分布全国11个城市、60多家工厂。

批量生产红旗的关键在车身，而车身的关键是冲模。一汽提出，要在两三个月内完成百余套大型冲模和千余套中小冲模。要做冲模首先要设计、要绘图。几千套冲模仅图样就得上万份，要在两三个月内完成上万份图样，就相当于每天要出200多份图样。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关键时刻显出了饶斌的生产组织能力。他将全厂工具、发动机、冲压等车间以及部分职能处室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共50人，以及高级技工40人，外带10名领导干部，共同组成“冲模设计联合突击队”，再将这些人分别组成13个突击小组，每组工人3～4人、工艺员2～3人、设计师1～2人。采取“四包”“三边”“五比”的做法，即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制造、包合格产品；边设计、边做生产准备、边制造；比思想、比干劲、比速度、比质量、比协作。一汽T区到处悬挂着“时间就是红旗”的口号。经过全厂共同努力，1959年2月15日，红旗轿车冲模设计的全部图纸完成，并送到了生产车间。

不久，王少林考察车身归来，他们一行人到苏联和捷克共考察了吉尔111、莫斯科人、海鸥、伏尔加、太脱拉603、斯柯达440等轿车车身的制造情况。除了伏尔加和斯柯达440是日产100辆的批量生产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小批量的手工生产。苏联方面告诉他，小批量生产如果采用机械化流水形式，经济上极为不合算；如果生产批量不大，完全可以采用手工生产。手工小批量生产对改型也有很大的方便，但手工小批量生产一定要注意模具的质量。根据王少林介绍的情况，一汽党委决定由王少林负责红旗轿车生产。

1959年的国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北京要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中国自己制造的红旗敞篷轿车将作为阅兵指挥车，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亮相。对一汽来说，这既是荣耀，又是压力。与世界上其他高级轿车相比，红旗的生产条件显然是落后的，那么质量是否可靠呢？要是指挥车在检阅途中因质量问题而抛锚，那可就是谁也担待不起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保证红旗轿车的质量问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要做到慎之又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为了保证质量，一汽党委召开全厂会议，号召人人都来保质量、找问题。在一汽团委的建议下，王少林成立了“红旗质量监督总岗”，在各个车间成立“分岗”，让每一个人都来监督红旗轿车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同时，按照新车试验规范，对新红旗车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测。1959年8月，3辆新装配的红旗车开始进行台架和专项道路试验；9月1日，两辆新红旗车在沈阳、大连、丹东围起来的三角地带进行了长达25000千米的可靠性试验，平均日行驶里程达到400千米，最多达到1000千米。可靠性试验从夏天到冬天，气温跨度从零上28摄氏度到零下30摄氏度，红旗经历了雨雪冰霜等各种严酷天气的考验。到12月9日共100天，两辆红旗轿车顺利完成25000千米的可靠性试验。

经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新的红旗轿车陆续下线。按照一机部的要求，要从下线的红旗轿车中挑选30辆（包括两辆敞篷检阅车）送往北京。两辆敞篷轿车将作为国庆10周年阅兵的检阅车，其余28辆配给中央领导使用。为保证车辆完好，一汽副厂长范恒光、陈子良带领30名技工组成特别保障队进京跟车服务。

1959年国庆节前的北京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从9月中旬起，新红旗便分批次陆续来到北京，一机部汽车局的领导像迎接新娘一样迎接每一批到京的红旗。每批车辆到京后，他们都要逐辆检查，并让其试行一段距离。为了保证车辆以最好的状态交接，首都汽车公司让出了自己最好的车库和维修场地。20多名司机开着这些新车轮番在京城各条大街上奔跑调试，长安街、八达岭、十三陵、香山和卢沟桥等地都留下了第一批国产红旗车的身影。中国人自己造的红旗高级轿车批量到达北京成为北京市当时的一大新闻。

虽然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检查，但由于基础条件太差，所以很多零部件的精度难以保证，导致第一批量产的红旗车的质量问题仍旧很多。维修队的全体技术人员几乎整天24小时不间断地维修，但试乘人员还是在不断指出车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看着故障频发的红旗车，范恒光、陈子良等人心中极为不安：这样的状况能顺利交接吗？他们找到正在北京开会的饶斌，向他报告送到北京的红旗车的现状，并要求增加技术维修人员。

作为一汽的厂长，饶斌当然了解红旗车的现状，但现在在北京的30辆红旗车已是万众瞩目，况且中央办公厅已经通知他，9月29日就要将这些红旗车配给中央领导乘坐；10月1日，红旗敞篷检阅车将要作为阅兵总指挥乘坐的检阅车。一汽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再困难也要克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饶斌要求维修队的全体人员不怕困难，加紧维修调试；对个别问题较大，短时间无法修复的车辆可以暂时不交车，等国庆节后再从一汽调新车来补交。同时，饶斌还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联系，请求支援维修人员。万里很理解饶斌此时的心情，他说：“中国的基础差，自己能够生产这样的高级轿车已经很不简单了，存在问题不要紧，加紧维修嘛。人手不够，我从北京给你们调。”

9月27日深夜了，北京市政府车务科的几位负责人奉命来到首都汽车公司停车场，他们除了带来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维修人员外，还给即将交付的每一辆车带来了崭新的牌照。他们说：“为国产红旗轿车开绿灯，放行。”他们的行动表明了首都人民对红旗车的高度信任，这给了忐忑不安的一汽维修队巨大的鼓励。又经过一天多的努力，这一批30辆红旗车的绝大部分都能基本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

9月29日下午，庄严雄伟的大会堂内正在举行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以往一样，大会堂外停满了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和各国贵宾的车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专门开辟了一块地方，集中停放了20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在秋日艳阳的照耀下，20辆红旗轿车犹如20颗巨大的钻石，璀璨夺目，熠熠生辉。20辆一模一样的红旗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与周围各色外国轿车相比，格外醒目。

下午5时左右，国庆招待会结束。事先接到通知的中央首长的秘书们兴冲冲地来到东门外广场，看到崭新气派的红旗车都喜不自禁，车内车外又看又摸。那时，轿车交接没有多余的手续，秘书们选定后，打个收条就把车开走了。第一批乘坐红旗的领导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习仲勋、杨尚昆、李维汉、林枫、吕正操、杨勇、章汉夫等。

10月1日，北京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贵宾齐聚天安门城楼上。正对城楼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广场上聚集了数万名兴奋的群众，鲜艳的花朵、迎风飘扬的彩旗、欢快的音乐，使得这里成为欢乐的海洋。宽阔的长安街上，雄师列阵，旌旗猎猎。上午10时整，隆隆的礼炮响起，在阅兵总指挥杨勇陪同下，中央领导乘坐一汽的红旗检阅车检阅了受阅部队。新中国成立10周年阅兵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部以国产装备接受检阅，国产最新式的歼5飞机、59式坦克、105毫米榴弹炮、自行火炮、双三七高炮等方阵如铁流滚滚，从天安门城楼前隆隆驶过，其中就有一汽生产的CA30解放新型越野军车和CA72红旗高级轿车。

这是一汽的红旗车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从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红旗高级轿车。红旗这个名字也由此开始在神州大地回响。从这一次开始，以后历年的阅兵检阅车都由红旗承担。从此，红旗车和民族汽车工业的兴衰系在了一起。很多人给一机部、国务院甚至中央写信，要求公开展示红旗轿车，让更多的中国人能近距离地看一看中国自己生产的轿车。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1959年12月上旬，一机部专门与一汽和北京汽车厂联系，调来8辆红旗车和2辆北京牌轿车停放在天安门广场上，供首都群众参观。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但这并没有挡住群众参观红旗轿车的热情，数千名群众在广场上排成长队参观，《北京日报》上也刊发了群众参观的照片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