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华东军区炮兵修理总厂,即总后第三汽车制配厂在南京正式更名为南京汽车制配厂,厂址位于南京中央门西南侧。新成立的南京汽车制配厂先后生产“井冈山牌”三轮摩托、45型军用操舟机和4缸50马力汽油发动机,后又根据部队急需开始生产8201雷达天线车、1107型和1108型特种工程车、1109型防化工程车、机油加油车、M20发动机。至1957年,南京汽车制配厂已经形成批量生产NJ050型汽油发动机的能力。这一年,南京汽车制配厂向一机部汽车局提出要求:自己动手生产汽车。
几乎与此同时,为编制中国汽车发展型谱,一机部汽车拖拉机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汽车使用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全国许多部门,特别是邮电部门,强烈要求生产1.5吨级的轻型车。“汽研所”建议,轻型载货汽车应当是继一汽4吨解放牌货车后优先发展的第二种车型。
胡亮,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专家。1937年,胡亮考取辅仁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至云南和几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胡亮在西南联大攻读机械系。大学毕业后,胡亮曾经在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待过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胡亮一直在解放区从事军工生产。新中国成立后,胡亮被调到汽车工业筹备组协助郭力工作。1953年年初,机械部成立汽车工业管理局,胡亮先后任技术处长、副局长,负责汽车行业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管理工作。接到“汽研所”的调查报告和南汽要求生产汽车的报告,1957年5月,一机部因势利导,派胡亮组织“汽研所”和南京汽车制配厂商讨合作开发轻型汽车。方案总负责人为张羡曾、总体设计师为盛景芳、底盘设计师为陆兆丰、发动机设计师为阚士元、技术顾问则为苏联专家别特连科。在参考日本1.75吨王子牌轻型载货汽车基础上,南京汽车制配厂很快拿出设计方案:型号CN120,4轮后驱动,载重1.5吨。1957年年底,设计图样完成;1958年5月15日,第一辆样车试制成功,但该车型并未投入生产。
早在1952年,中苏双方商定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项目时,苏方就向中方提出,除了建设一座大型综合汽车生产厂外,还应该建设一座以装配为主的汽车装配厂,并积极推荐苏联的嘎斯车,当时国家准备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来生产这个项目。一汽建设投产后,国家无力再建设二汽。1957年,一机部汽车局提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方针,即“全国汽车发展型谱”规划。规划提到:“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应当通过仿造的方法逐步达到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目的。”恰逢此时,南汽向一机部汽车局申请自己造汽车,一机部遂将准备引进的嘎斯51、嘎斯62、嘎斯64、嘎斯69四个车型及所有嘎斯技术资料都转给了南汽。
嘎斯51是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轻型载货货车。1944年嘎斯51问世,1946年开始量产,1947年在载重2.5吨的4×2嘎斯51基础上发展出载重2吨的4×4嘎斯63。嘎斯63到1968年停产,嘎斯51则一直生产到1975年。嘎斯汽车技术成熟、结构坚固、操纵灵活、转弯半径小、通过性好、对道路要求不高,很适合中国国情。一机部指令,南京汽车制配厂在研制CN120的同时,要着手安排仿制苏联嘎斯51型载货汽车。
南京汽车制配厂原来只是一个修理厂,虽然也曾制造过摩托车和汽油发动机,但这两种产品与生产2.5吨整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58年,全厂仅有职工2100人,最大的锻造设备只有一台一吨的夹板锤,最大的压床只有250吨,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设备能力都谈不上制造整车。但在立志“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社会都处于亢奋状态,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高涨。南汽自己有生产汽油发动机的能力,底盘系统采用嘎斯总成,但车身和车架就为难了。车架和车身都是冲压件,车架的关键是大梁,车身的关键是驾驶室,要压制大梁和驾驶室,除了造型复杂的模具外,还需要3500吨以上的压床,而该厂当时只有250吨油压机,困难显而易见。南京汽车制配厂的前身为军队汽车修理厂,有着克服困难、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解决问题的优良传统,没有大压床,工人师傅们想出了“分段压制”的方案,利用厂里的250吨油压机,分段压制试制出汽车大梁。驾驶室造型复杂、体型庞大,首先需要的就是模具,模具的精度决定驾驶室的质量,但当时国内没有工厂能加工如此复杂和大型的模具。工人师傅们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地上挖地坑做模具,用马粪纸剪样板,然后采用铁木结构外加帆布,敲敲打打地硬是做出了驾驶室,虽然粗糙,但也能遮风挡雨。
1958年3月10日凌晨5时,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第一辆全手工制作的2.5吨轻型载货汽车在简陋的厂房里诞生。厂领导立即安排人跑到离厂区最近的鼓楼邮电局,向一机部发电报报告喜讯。几天以后,南汽又装配出2辆NJ130型轻型载货汽车。6月,南汽又以嘎斯63为原型,成功仿制出NJ230型载重1.5吨轻型越野汽车。
对于中国汽车工业来说,南汽的成功无异于放了一颗“卫星”,无论是一机部还是江苏省、南京市的领导都兴奋不已,因为是在“大跃进”时期,所以NJ130被命名为“跃进”。1958年6月10日,经一机部批准,南京汽车制配厂正式改名为“南京汽车制造厂”,并要求立即投入批量生产。
汽车是机械工业的终端产品,一辆汽车上集合了当代机械、电子、化工等工业门类的最新技术,发动机、底盘、车身、车架都是由成百上千个零部件组成的,每个零部件都有着严格的技术指标,都需要专业化的精密设备或流水生产线才能实现批量生产,而南京汽车制配厂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在特定的环境下,短时间内,可以组织工人师傅敲敲打打拼拼凑凑仿制生产几辆汽车;但如果违背科学规律,依靠敲敲打打、拼拼凑凑的办法批量生产汽车,这样生产出来的汽车的技术指标和生产质量是无法保障的。1958年到1959年,南汽分两批共生产了60辆NJ230汽车,这60辆车无论是结构上还是性能上都不符合设计要求。从1958年到1960年,南汽总共生产了1707台车,由于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因此这一千多台车质量极差,驾驶室粗糙简陋,气门弹簧断裂,缸体、曲轴、齿轮超前磨损,汽车各部位松动,一走就到处响,阴天漏雨、晴天漏油,有的车甚至是刚生产出来就无法开动。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根据一机部汽车局的指示,南汽实行减产整顿。
减产整顿该怎么做?除了厂里的设备不足等问题外,还存在哪些问题?
就在南汽开展减产整顿的时候,饶斌来到南汽下放劳动。作为一汽、二汽的厂长,饶斌一到南汽就立即深入基层、寻找问题、摸索解决问题的办法。饶斌直接进入生产车间跟班劳动,很快发现,由于长期以修配为主,所以南汽在生产计划管理上不规范,由修配为主转入批量生产制造,无论是管理制度上还是生产任务安排上,都难以摆脱以前的影响,生产任务安排攲轻敧重,管理制度不深入不落实,管理人员和工人中都存在“游击习气”,在设备保养、产品工序、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有些工人在生产时。随意性很强,设备操作动作不规范,设备不按规定保养,生产出的产品随手扔,质量检查不严格。更为严重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的质量意识淡薄,在饶斌蹲点的发动机车间,质量意识问题令人触目惊心:
一、等机会,找窍门,悄悄处理掉废品。不少工人把生产的废品藏起来,打扫卫生时,当垃圾扔掉。轴工班看到铸工班送来几根曲轴做加工试验,就趁机利用废品顶换。一个老工人出个废品,就叫徒工扔到废品堆里;晚上他去,看见废品堆里别的废品是断的,就把自己的废品也砸断,看见别的废品已经生锈,就在自己的废品上倒上水,让其生锈。
二、讲情面,互相包庇。有的工人将发动机缸体的平面加工坏了,就请试水压的工人帮忙,称缸体漏水,是废品;有的产品加工报废了,就给检查员递香烟,让其帮忙通过。
三、蒙混检查员。工人摸熟了质量检查员的特点,采取各种办法对付他。对比较懒的检查员,他们就将废品放在不便于检查的地方;对只做抽查的检查员,他们就把合格的产品放在上面、废品放在下面;对技术不过硬的检查员,他们就吓唬他:“你懂什么?这属于公差允许范围!”;对吃软的检查员,就奉承几句,一根烟一抽,打个哈哈就混过去了。
四、找客观原因推卸责任。产品报废了,就找毛坯上有没有砂眼,如果砂眼小,就把它搞大;如果表面没有砂眼,就将其摔断或制造砂眼。一次,偏心轴连续报废5根,恰好这台设备刚刚维修过,他们就说这是机修组的责任。
五、不择手段,挽救“废品”。曲轴的法兰孔加工大了,就故意用拉毛和敲扁的办法使孔变小;有人在加工曲轴中心孔时,碰坏了法兰盘外圆,干脆就将外圆车小一毫米,让产品流到下道工序,把责任推给加工法兰盘外圆的人。
六、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处理废品。车间、工段干部都把“废品单”装在口袋里,如果本月没有超过废品指标,就在本月处理,如果本月废品指标超过,就以未查出废品为理由拖到下个月。工人之间,工段之间可以互相“调剂”废品,以免影响到本月的“奖金”。
七、按数量赶任务,不顾产品质量。曲轴抛光每根工时定额是4分钟,在任务重时,只研磨两三分钟,有时只用夹头夹一下,让检查员以为加工过了。
八、扩大废品量,迫使领导回用。有个工人加工报废了7根水泵轴,他索性把废品增加到25根,让领导下不了报废决心。(www.xing528.com)
九、管理人员帮助出“坏点子”。一个质量标兵连续几年没有出废品,最近出现一个废品,工段长和监察组长都帮助出点子,将其隐瞒下来。有的零件明显达不到技术要求,管理人员就把专用量具藏起来,让检查员无法测量。
从揭露的问题来看,与车间和工段相比,行政科室其严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敷衍塞责,不顾质量。设备科大修20立方米空气压缩机,把活塞环开口设计得太大,但未按时完成大修任务,仍把不合格的活塞环装上去。按规定标准,一台空气压缩机每天消耗机油半公斤,现在每天需要10公斤,浪费惊人。
二、不懂装懂,乱出主意。工艺科派一人到哈尔滨第一工具厂订组合机床专用钻头,这个人竟然擅自将67张图样全部做了修改,最严重的在一张图样上做了28处修改,造成产品大量报废。
三、脱离实际,“闭门造车”。锻冶科一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吸尘装置,按照其设计生产出来后,装置根本不吸尘。工艺科一技术人员设计滚齿机的“芯棒”,竟然不到现场测量,结果制造出的“芯棒”尺寸不对,装不上去,工艺科的技术员反而认为这是“小错误”,“没什么了不起”。
四、互相推诿,不负责任。铸工车间委托工具车间制造长汽缸套金属模具,结果因为锻冶科加工编号错误,长气缸套金属模具做成短气缸套金属模具,双方互相指责,无人承担责任。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屋漏在下,原因在上,车间工段工人质量意识淡薄,问题出在厂领导。在厂党委扩大会上查找忽视质量问题的原因,厂领导首先承担责任:
思想上盲目自满,故步自封。虽然自己生产的产品问题不少,但满足于“汽车总比马车好”,“今年比去年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长春(一汽)比,强调他们条件比我们好;与济南汽车厂比,强调他们的产量没有我们的大;与上海交通汽车比,又说他们的汽车只能在城里跑,没有我们的越野性能好。不认真抓产品质量,实质上是迷失方向的行为。有时还有浮夸谎报的行为,如汽车轮胎还没装,就上报完成整车计划多少。有时为了完成计划,不惜下令挑选废品回用。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质量意识淡薄,各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生产中不讲规矩、随意性强、马马虎虎、能对付就行,小生产带来的“游击习气”正是工业化大生产的死敌,这些正是南汽批量生产要整顿的问题。饶斌与南汽厂党委沟通后提出,南汽整顿的目的是要实现“均衡生产”,以均衡生产牵头,狠抓质量,带动其他方面。在厂党委会上,饶斌提出:“均衡生产,要以抓设备完好率为突破口,机床设备好比战士的武器,武器不好,怎么打胜仗呢?没有好的设备,怎么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呢?均衡生产必须以设备作保证。设备完好率高,才能保证全厂各车间工段的均衡生产。”饶斌深入车间和工人座谈,他把每天8小时的工作分为班前、班中、交班三个部分,每个人每部分做什么要求明确,如上班前检查、润滑机床设备,清点刀具量具,对照图样明确工作任务,根据图样要求安排好生产工序;车间管理人员要到每个工位检查考核,严格要求生产工艺和生产工序,严把产品质量关和物资材料消耗定额,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岗位生产日志记载。全厂上下建章立制,狠抓质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见到效果。
1964年6月10日,检查科发现发动机车间9台成品发动机漏油。如果在过去,会采用拧紧螺丝或是增加垫圈和填料的办法凑合过去。但现在不行了,检查科和发动机车间工人一起,将问题发动机大卸八块,逐点检查,最终发现问题,原来是气缸体加工螺丝孔时一个螺丝孔错钻到缸体油道,导致机油从螺孔渗出。如在以往,这几台发动机返工报废就完了,但这次不一样了,检查科和发动机车间的领导紧紧揪住问题不放:是哪一个批次的产品?谁是生产加工人?有多少螺孔钻歪了?最后决定,将这个批次的所有发动机,包括已经入库和装车并运送到火车站的共121台全部追回,然后全部拆散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121台发动机,四分之一的油道被钻通,厂领导立即命令发动机工段停产三天,查找原因,认真解决。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危险的事故隐患教育了全厂的每一个人,南汽领导班子趁机举一反三,在全厂开展质量大检查。
经过减产整顿,南汽终于逐渐走出低谷:1962年生产发动机1737台、汽车450辆,1963年生产发动机2704台、汽车1200辆,1964年生产发动机4156台、汽车1433辆。饶斌将自己在南汽整改抓质量的工作写成报告上报给国家经委。时任国家经委主任谷牧高度重视,立即转发全国。
进入1962年,国民经济状况稍有好转,部队现代化建设急需轻型越野车。一机部汽车局正式向南京汽车制造厂下达研制NJ230型1.5吨越野车的任务,并明确要求,新的NJ230要采用全金属驾驶室。经过整顿的南汽重整旗鼓,根据生产需要,设计出456台套工装设备,建立主任设计师、主任工艺师、主任检查师,完善各项生产制度,1963年6月至9月,共完成8辆样车。根据试验大纲,南汽与解放军炮兵某部组成试车队,从1964年9月至1965年6月,在江浙一带进行了2.5万千米的可靠性试验,并与1960年的嘎斯63型越野车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NJ230型越野车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已经达到了设计大纲要求。1964年12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邀请国防科工委、解放军总后勤部运输部、炮兵司令部及研究院、总后勤部车辆研究所、南京军区后勤部、一汽、二汽(筹备组)、上海汽车制造厂、济南汽车制造厂等单位对NJ230型越野车进行技术鉴定。与会代表认为:
该车型的主要参数及动力性、经济性、越野性等战技术指标均已达到设计要求,其性能与嘎斯63基本相同,经济性能略好于嘎斯63,同意投入小批量生产。
1965年,NJ230越野车正式投入小批量生产并很快形成生产力,1965年生产350辆,1966年生产2200辆,超过年产2000辆的设计纲领。从此,NJ230和NJ130成为南京汽车厂的两大主打产品;南京汽车厂也走出阴霾,成为中国第一个轻型车生产厂。
为保证南汽能够实现批量生产,1964年成立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分别成立了南京分公司和北京分公司,分别组织跨地域、跨部门的企业生产零部件供给整车厂。1964年11月,南京汽车制造厂和南京市汽车配件制造公司的8个配件厂、杭州发动机厂、杭州链条厂、常州市市政工程机械厂合并成立了中国汽车公司南京分公司。分公司以南汽为主体,按照专业化协作进行总体规划。铸锻件、前后桥、座椅等零部件分别扩散到镇江、常州、扬州等地的6家零配件企业,发展纲领为年产1万辆,力争1968年达产。零部件扩散后,南京汽车制造厂集中力量进行铸造、锻造、发动机、冲压、总装生产线的扩建改造;1966年,达到年产5000辆的综合生产能力。按照这个进度,到1966年,南汽就能基本实现年产1万辆的能力,但“文革”的爆发打乱了南汽的发展步骤,直到1969年,南汽才实现年产万辆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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