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长存：中国与苏联汽车工业友谊的故事

赴苏学习的500多人中人才辈出，日后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在这支队伍里。当时，江泽民是一汽动力处处长，带他实习的是“斯大林汽车厂”的动力专家基列夫。基列夫是一个既负责、又有高度事业心的人，对人热情诚恳，对江泽民既和蔼又认真，经常手把手地教他，比如汽车厂的动力系统的配置，水、电、汽的需要，一个汽车厂的动力系统共需要多少电，每个车间需要多少电，应该用多大的变压器，建几座变电站，用多大直径的电缆，架空线该怎么走，地埋电缆该怎样埋，甚至电缆接头应该怎样接，基列夫都是一招一式、哪先哪后、一丝不苟地讲解，直到讲明白为止。后来作为援华专家，基列夫又来到一汽，为一汽建设动力系统，和江泽民共同工作了几年。基列夫是工人出身，在汽车厂工作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还是一名忠实的老布尔什维克，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极度认真，没有半点马虎。在一汽投产前的日子里，因为工作紧张，基列夫曾经在车间里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江泽民多次劝他去休息，但基列夫不为所动，与江泽民师徒二人在车间里同吃同干，一起奋战了整整72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两人配合默契，基列夫一个手势，江泽民便知道师父要什么工具；江泽民一个眼色，基列夫便知道江泽民要说什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整个一汽的动力系统安全、快速地建成投产。因此，基列夫在一汽享有很高的威信，得到了广泛的尊重。

江泽民学贯中西、精通中外历史，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基列夫给江泽民讲动力系统的组成与工作状态，江泽民给基列夫讲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两人也常常共同讨论俄罗斯的绘画、音乐，甚至包括舞蹈大师乌兰诺娃的芭蕾。师徒俩既谈汽车，又谈文化，海阔天空，神游八方；既为师生，又为朋友；既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又结下了深厚的朋友情谊。

尽管日后中苏两国之间出现了矛盾分歧，但那段深厚的情谊却深深地刻在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心中。不忘师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后来，江泽民工作变动频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在“斯大林汽车厂”手把手教自己的苏联老师，但由于两国关系的变化而无法直接联系。直到1989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揭开了中苏关系的新篇章，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才立刻与时任中汽公司总经理的陈祖涛联系，让他以中汽公司的名义邀请基列夫访华。

陈祖涛的夫人赵淳媛在中汽公司外联部工作，她立刻与国务院外国专家办公室联系，通过外国专家办公室与苏联联系，邀请基列夫访华。当时的中苏关系虽已解冻，但苏联僵化的行政体制运转缓慢，直到一年后，邀请函才到达基列夫手里。接到江泽民的邀请，基列夫百感交集，他了解到，江泽民已经是上海的市委书记了，他为江泽民的进步深感骄傲。

基列夫对自己的中国学生江泽民有着非常深的感情，他常常念叨：江泽民聪明沉稳，为人厚道诚实，看问题高瞻远瞩，对工作认真负责，将来必有远大前程。陈祖涛对笔者讲了这段极富神秘色彩的故事：

基列夫后来对我们夫妇讲了自己对江泽民的心灵感应。1989年的一天，他在自己莫斯科郊外别墅的草地上锄草（苏联的别墅并不是今天中国富人的乡间豪宅。而是一种郊外的简易小木房），他的邻居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基列夫，中国出大事了，他们更换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你猜是谁？”正在劳动的基列夫头也没抬地回答：“江泽民。”

邻居立刻愣住了，他满腹疑问：“你怎么知道？”

这回轮到基列夫吃惊了，他完全是出于下意识地回答。他认为，像江泽民这种品质和素质的人，就应该担任中国的领导人。但当他明白自己的这种意识是现实时，更多的是兴奋和欣慰。中国有了江泽民这样的人来领导，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1990年夏天，基列夫来到中国首都北京，住进了钓鱼台4号院。基列夫到达的当天，江泽民便立刻赶到钓鱼台来。相隔几十年，岁月已经让他们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为老年，但却隔不断两人的思念之情。见面后，两人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互相长时间地打量，然后又开心地欢笑，热情地问候。这既是两个老朋友的会面，也是中国人民对当年无私援助自己的外国友人的真情回报。

第二天，江泽民在钓鱼台宴请基列夫，陈祖涛夫妇与当年的翻译刘任伟夫妇作陪。六人都是当年中苏友好的见证人，谈论的话题都是当年在长春一汽、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的峥嵘岁月。谈得兴起，江泽民即席用俄语唱起当年流行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梅花儿开》《三套车》《再见吧妈妈》等苏联歌曲，江泽民充满激情的演唱勾起了大家对往事的回忆，满头白发的基列夫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江泽民实在是太忙了，无法抽出身来陪基列夫，于是便委托陈祖涛陪同基列夫到中国各地去走走，并专门交代到几个开放的城市去看看。江泽民的安排有其深意。到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12年了，国内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沿海省份和城市，成绩更为明显。但苏联的经济状况却持续恶化，多年积累下来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长期没有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这次，他想让基列夫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去感受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

基列夫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是广东，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也是当年500名赴苏联实习的人员之一，能够在广东接待当年的苏联专家，叶选平兴奋不已。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越秀大地，到处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城市里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商场里货物充足、琳琅满目，人们的衣着靓丽、各具特色，农村里稻浪滚滚、鸡鸭猪鹅满场满圈，到处都显现出富足与欢快。基列夫从广州到深圳、珠海、惠州，一路上，他的思想情绪表现出明显的起伏变化。在广州参观了中外合资企业，观看了市容、风景，基列夫看完后一声不吭。陈祖涛回忆：

晚上，我们陪同他在草地上散步，交谈白天的观感，基列夫却说：“你们这是在复辟资本主义。”他很认真地说：“这么多资本家的企业都进了中国，这些人都是我们当年要打倒和消灭的对象，你们却将他们请进来，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了吗？”说着，竟然流出几滴眼泪。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里的经济更为活跃，引进外资的力度更大、办法更多样。他们在蛇口参观的全是合资企业。在大大小小的合资企业里，各种产品琳琅满目，基列夫一面感叹产品的丰富，一面仍在探求产品的阶级属性。深圳市市长李灏陪同基列夫登上世界之窗最高处，李灏指着对面对基列夫说：“对面就是香港。”基列夫却说：“万恶的资本主义已经近在眼前了。”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陪同的人想笑却笑不起来。在与我们夫妇独自交谈的时候，基列夫也敞开心扉：“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门口、进了家门了，共产主义完了，我的心里受不了。”

基列夫是工人出身，从小受到的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正统教育，长大以后又是一名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除了到中国来，他就没离开过苏联。对于这次到中国来看到的这些，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对于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词。在苏联，经济长期裹足不前，人民生活没有任何改善，商场里的柜台空空如也。但长年生如斯长如斯，类似于基列夫这样的普通苏联民众也早已习惯了那种清淡简朴的生活，在他们的教科书里，这就是社会主义，至于要达到物资极大丰富，那是共产主义的事情。而如今，教科书里的资本主义就在自己的身边，白天陷入商品的海洋，晚上满街的霓虹灯疯狂闪烁，年轻人追求时尚，奇装异服、发式怪异，但人们对这一切却不再排斥。自己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也没有谁再谈共产主义。在企业里，负责人公开宣称要赚更多的钱，政府官员们开口闭口都是发展、改革、引进、合资，再不然就是对生活的赞美和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所有这些，与基列夫脑子里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差太远了，他如同桃花源中人，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怀疑和不理解，都将之放到“资本主义”的概念中。

到深圳后，深圳市市长李灏宴请基列夫。席间，基列夫似乎并不在意精美丰盛的食物，他左顾右盼了一阵，向李灏提出：“餐厅里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灯？这太浪费能源了，请让餐厅的经理关掉几盏灯。”不同的思维方式对问题的观察会有不同的结果，基列夫认为几个人在这里吃饭却开这么多灯，太铺张，不符合社会主义勤俭节约的原则，这与疯狂追求物资享受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www.xing528.com)

基列夫的问题确实让东道主为难，短时间内无法向他解释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对漂亮美好事物追求的关系。李灏不得不对他解释：“这家餐厅是由经理自己管理的，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再说，如果关掉了灯，这里就会显得冷清，就不会有客人来了；没有客人，餐厅就无法经营下去；餐厅经营不下去，这里的员工就会失业，让员工失业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致富原则的。”

陈祖涛告诉基列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增强国力，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中国人民再也不愿意回到过去那种物资极度匮乏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比过去要强上好多倍。过去我们靠你们的帮助才建成年产3万辆的汽车厂，今天，我们有十几家汽车厂，年产汽车超过了100万辆。但我们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很落后，所以我们要加速发展。社会主义不是闭关自守，更不是故步自封、互不往来。当年我们建设的汽车厂今天已经完全落后了，我们要学习先进的技术来加快自己的发展，技术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

陈祖涛特意有针对性地说：“当年的斯大林汽车厂很先进，但今天仍然不改革，产品几十年不变样，已经明显落后了，这样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听完陈祖涛的解释，基列夫似懂非懂，仍旧是满脸的不理解。其实，当时苏联正处在解体的前夜，只是他们并不了解，几个月后，红旗真的从克里姆林宫跌落到地下，苏联人民毫不留念地抛弃了苏联共产党，这一切正好说明，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改革之路的正确。

在广东参观访问结束后，陈祖涛等人陪同基列夫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江泽民夫人王冶坪、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原市委书记汪道涵等人一起接待了基列夫。在上海参观访问了2天，临别前，朱镕基告诉基列夫，江泽民总书记要送他一套音响。在那个时候，音响还是属于高档商品，基列夫一听，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朱镕基向他反复解释，这是总书记表达对您的敬意。可不管怎么说，基列夫就是不肯收。朱镕基一看这个老头如此倔强，他的幽默劲上来了：“您要是不收，我这个上海市市长就当不成了。”

没想到基列夫当真了，他充满疑问地问朱镕基为什么？朱镕基说：“您看，您曾经是江总书记的老师，今天他要我代他给自己的送老师一点礼物，您却不收。他会说，这个朱镕基，连这点事情也办不了，还当什么上海市市长，赶早下去算了。”

听朱镕基一说，在场的人大笑起来，基列夫这才没有再坚持。但他又提出新的问题：“这套音响很贵的，在海关要补交关税，我哪来那么多钱交？我无法带过海关。”

听他这么讲，陈祖涛赶紧说：“没关系，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回北京后，中方有关人员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使馆人员讲明江总书记要送给基列夫一套音响，请他们协助通过海关。听说中国总书记送给苏联公民礼品，苏联大使馆立刻配合出具证明，这才解决了基列夫的后顾之忧。但基列夫回国后仍旧将这套音响送给了李哈乔夫汽车厂的俱乐部。为此，他的女儿还埋怨老人没有将音响送给自己。

不仅存在很多不理解，对江泽民以及中国各地负责人的盛情款待，基列夫也深感不安。他一路上反复地问陈祖涛：“你们对我这么周到客气，我该说些什么呢？你们这么热情，你们需要我写份报告吗？我写些什么内容呢？”

基列夫所谓的“报告”是指当年他在中国当专家时，对工作中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他的话表明了他淳朴厚道的品德。面对充满不安的基列夫，陈祖涛不得不反复给他做工作：“你是我们总书记请来的客人，你对中国的建设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我们中国人要结交新朋友，但从来不忘老朋友，更不会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真诚帮助的同志和朋友。”

带着江泽民以及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带着大量的不理解和疑问，基列夫回到了苏联。不久，苏联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解体，红旗落地，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像基列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陷入了更深刻的困惑。

陈祖涛说：“基列夫回国后，我们夫妇俩每次到去苏联都要去看望基列夫。基列夫告诉我，江泽民每次来苏联访问，都要将他接进克里姆林宫。在苏联，普通人要进克里姆林宫就如同普通中国人要进中南海一样，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老人动情地说：“虽然我教过他几天，和他共同工作过几年，但是他的知识远远超出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动力工程师，他却始终不忘我们之间的友谊，江泽民真是个品德高尚的、重感情的人。”

中国人民是重感情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帮助过自己的朋友。江泽民对基列夫的感情就是中国人民这种美德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