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承担着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重任，所以新成立的重工业部格外繁忙。1950年2月22日，重工业部召开了全国机械工作会议，会议由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刘鼎主持。刘鼎是原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高才生，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副官，后到苏联学习军事机械，回国后在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长期组织军工生产，担任八路军军工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二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这次全国机械工业会议提出，要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机器工业，特别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重工业部决定，立刻开始中国汽车工业的筹备工作，并指示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成立筹备组容易，可谁来挑大梁呢？刘鼎的眼光盯在了重工业部专家组办公室主任郭力身上。
郭力原名高崇岳，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现为河间市）高家庄一户书香门第，1932年考入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力回到河北老家，利用自己的工业知识在根据地组织兵工生产，制造枪支弹药。一个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熟识军工生产，又懂外语，这样的人才到哪里去找？在当时，一个高小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了，更何况是一名大学生？
1950年3月27日，重工业部正式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被任命为主任，孟少农、胡云芳为副主任。
孟少农，原名孟庆基（参加革命后改为孟少农），湖南桃源人。1936年，孟少农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1年考取留美公费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先后在美国福特等著名汽车公司担任实习工程师。因为他学习、工作极为严谨认真、成绩突出，所以福特等几家公司很器重他，希望他留下来，答应给他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孟少农谢绝了所有聘请，1946年5月离开美国回国，他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服务。回国后，孟少农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教，先后任机械系副教授和教授。1947年7月，孟少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他奉命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极为稀少的共产党员教授。1950年1月，刘鼎找孟少农谈话，要他立即着手筹备创建我国的汽车工业。就这样，郭力与孟少农一起拉开了中国汽车工业创业的大幕。
1950年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发出“重计字”第156号文件：
奉财委财经计（重）字第2709号指示……其建立汽车制造厂事已蒙批准，兹将指定由筹备组做基础，迅速成立汽车制造厂建设处，即行开始筹备设计计划及预算编制工作。在计划未经财委批准前，可先提出须预拨设计经费数字，呈部批拨，并希于10月底以前，将第一批国外订货单提出。
（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 1950—1986》，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孟少农是留过洋的，也在福特这样的大公司里工作过，懂得建立汽车工业应从哪里下手。汽车工业筹备组成立后，他与郭力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调查研究，调研国内当时有关汽车和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二是集结和培养技术骨干。孟少农凭着原来在清华大学任教等诸多条件，广泛召集人才。筹备组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抽调了100多名学生，同时将分散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汽车技术人员和极少数的留学归国人员陆续选调集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为了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曾选派两批约40～50名技术人员到美国学习汽车技术。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在美国学习的人员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不甘心跟着国民党政权跑到台湾去，但又不知道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否欢迎他们回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郭力立即表示，欢迎这些技术人员回国参加汽车工业筹建工作。得知祖国欢迎自己，那些留美的工程技术人员立刻踊跃归国，张德庆、陈继善、张树梅、吴敬业、彭定一、王玉京、陈乃隆、杨南生、桂同申、张胜瑕、孙顺理、刘炳南、史汝楫、冯辅晋、陆孝宽、茅於恭、支德瑜、俞云焕等50多位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先后来到筹备组，这批宝贵的技术人才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汽车工业筹备组里还有1949年9月来华的3位苏联专家，其中一位是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的总设计师斯莫林。
1950年7月，筹备组在天安门边的南池子成立了由吴敬业为主任的汽车实验室，孟少农利用自己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关系，委托清华大学机械系为筹备组办了一个实习班，为筹备组培训专业人才。从1950年3月到8月，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汽车工业筹备组拳打脚踢，硬是将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的基本框架撑起来了。
汽车工业筹备组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办公地址设在北京灯市口西口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旧址内，这里只有几间平房，一二十个人挤在里面还凑合；但随着队伍逐渐扩大，百十来个人挤在一起就转不过身来。北京鼓楼附近有一条胡同叫扁担厂，以前是制作扁担的作坊。1952年秋，汽车工业筹备组搬到了这里，昔日冷清的胡同一下子热闹起来。汽车工业筹备组在扁担厂胡同成立了汽车设计室，进行汽车先期的设计研究和培训工作。
1950年8月2日，刘鼎主持召开了汽车工作会议，讨论中国汽车工业建设的方针步骤，会议决定，即将建设的中国汽车工厂的设计工作请苏联专家主持。经过一系列商讨，同年12月2日，苏联政府应邀派出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工厂设计专家沃罗涅茨基、设计师基涅谢夫到达北京，他们计划在3个月的时间内了解中国工业的基本情况，并做好选定厂址等前期准备工作。
汽车制造厂的选址是关键。在此之前，汽车工业筹备组已经做了一些选址工作。
由于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厂址在莫斯科，因此苏方建议，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厂也要建在首都或首都附近。陈云当时兼任重工业部第一任部长，主持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备工作。他主张索性再远点，将厂址设在西安。但在讨论选址条件时，苏联专家提的几个问题却让他再三斟酌。
苏联专家指出，建设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首先需要考虑电力供应、钢材供应、铁路运输、地质、水源等基础条件。按年产3万辆货车的生产线计算，需要电力机组24000千瓦，而1950年时，西安的发电厂只有9000千瓦的发电能力，要解决供电问题需要新建电站，这又需要新的投资，还要耗费大量时间。生产3万辆货车一年要20多万吨钢材，而西安没有大型冶金企业，北京只有一座石景山钢铁厂。1950年时，石景山钢铁厂的钢产量不足10万吨，要满足20多万吨钢材的需求，就需要改造扩容，这也需要新的投资，并耗费数年的时间。除了电力和钢材外，厂房建设和正常生产还需要两万立方米的木材，这对北京和处于西北的西安来说也是难以解决的。汽车厂建成后，还有原材料运进和成车运出的问题，每年的铁路运输量就高达100多万吨，西安的铁路运输量难以承受。
依照以上条件列入备选范围的有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地，但都被一一排除了。最后，经过充分比对，陈云认为，东北地区，尤其是长春周边符合条件。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北丰富的资源，在那里建设了较完备的工业基础。吉林省吉林市以南24千米处的松花江上的装机容量60万千瓦的小丰满水电站离长春不远，完全可以满足电力供应。东北的鞍钢是当时国内第一大钢厂，可以满足钢材的供应。东北的铁路交通基本已是网络，煤矿、森林资源极为丰富。从政治上考虑，东北离苏联较近，安全上也有保障。经过反复权衡，将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在东北成为共识。
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就新建汽车厂的选址问题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在吉林省四平至长春一线选择厂址。1951年1月3日，周恩来总理批示：
可将嘎斯装配厂设于北京，吉斯制造厂（指一汽）设于东北长春附近。
（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 1950—1986》，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951年1月26日，中央财经委下达“财经密计（建）字”第37号指示：
关于汽车制造厂设计问题，根据各种条件并详加考虑，决定如下：
一、厂址：因原材料及电力供应关系，该厂址决定在四平至长春间选择一适当地点。
二、产品种类：吉斯150型4吨货车。
三、规模：货车3万辆，一次建设完成。
四、设计及完工时间：1951年开始设计，1953年开始建造，1957年开始生产。厂房及附属房屋等设计标准应适合中国情况，标准不宜过高，由重工业部与设计组洽商提出标准报本委核定。以上各点请转知苏联设计组。
（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 1950—1986》，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951年1月30日，汽车工业筹备组处处长胡亮立即带人奔赴东北进行初步调查。2月10日，孟少农陪同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总设计师沃罗涅茨基来到长春孟家屯考察。经过对四平、公主岭、长春三个城市的人口、城市规模，供电能力、交通条件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调查分析，最后将长春市孟家屯车站铁路以北作为厂址选择对象。该地区的优点是接近城市、地形开阔，周围有铁路、车站和敌伪遗留下的房屋，京哈铁路紧临厂区。将汽车制造厂设于长春，既便于建厂时大量苏联设备的输入，也便于投产后就近利用东北的钢铁、煤炭、木材和水电资源。经过反复比对，沃罗涅茨基、孟少农等决定厂址定在长春市西南孟家屯车站西北侧，这一方案很快就得到了中央财经委的批准：
关于汽车制造厂厂址地点，本委同意设于长春市西南孟家屯车站对面铁路西地区。(www.xing528.com)
汽车厂的项目和厂址定下来了，但将设想变为现实，第一步就是设计。要设计一座年产三万辆的现代化汽车厂，需要大量机械、汽车、建筑等专业的技术人才，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这是无法办到的事情。经过与苏联有关方面协商，一汽的建设全部委托苏联。1951年11月3日，中国重工业部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订了第00831号合同，即“中苏关于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合同”，合同规定了苏联于1951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的初步设计，1952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以下简称“一汽”）的技术设计。
苏联方面的动作很快，苏联专家小组很快就拿出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计划任务书，计划任务书规定了汽车厂的生产纲领等设计条件。1952年1月23日，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完成了一汽的初步设计，设计图样由一汽的“第一名职工”陈祖涛从莫斯科带回北京。
陈祖涛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二儿子。1939年，陈祖涛随父亲陈昌浩从延安前往苏联，在苏联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1951年8月，陈祖涛从苏联鲍曼工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在北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由于长期在苏联生活，陈祖涛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汉语甚至还不如俄语流畅。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和所学专业后告诉他，苏联正在援助中国建设一汽，非常需要专业技术人才，让他到一汽去工作，还希望他立刻到苏联去，以一汽代表的身份参加中方与苏方的谈判。周恩来当场给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陈祖涛，带着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信”，陈祖涛回到了莫斯科。陈祖涛回忆：
1951年9月，我带着周总理的信回到莫斯科。总理给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以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参与和苏联的谈判；二是到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去实习。张闻天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为人和善、温文尔雅，讲话不急不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看了周总理的信，高兴地说：“好，你就到商务代表处去报到吧。”我在那里具有几重身份：一是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人长驻商务处随时处理各种事务；二是使馆的翻译，我的俄文好，经常参加使馆的一些对外交往活动；三是为国内临时来苏联的各个代表团充当中苏双方的联系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1952年1月21日，一汽的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样交给我。整个汽车厂的设计分初步、技术和施工图三个阶段。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就这么直接交给我，连收条都没有。此时，我的身份又变成外交部的信使。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从莫斯科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后，专车接我直奔汽车局筹备处（今北京鼓楼扁担厂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内），把图样交给郭力。筹备组立刻组织翻译组开始进行紧张的翻译审核工作。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著，《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52年1月23日，苏方的初步设计送到北京，交由中方审查。苏方的设计全是俄文，中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设计书翻译成中文。重工业部紧急动员一大批通晓俄文的人才集中翻译，忙了大半个月，翻译完成。2月23日，重工业部初步审查通过了苏方的设计方案；3月15日，报政务院审批。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又召集相关部委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也缺乏专门的技术人才来对苏联的设计进行技术审查，基本上是苏联提供什么样的设计，中国就同意什么样的设计；再加上当时中苏双方的火热关系，审核很快就通过了。1952年4月4日，汽车工业筹备组代表财经委起草了审批文件，大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对中国第一汽车厂的初步设计。
4月25日，重工业部发出“动刘字第169号”文件：
批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计划任务书。
任务书规定，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吉斯150型4吨货车，年生产能力3万辆。
1953年开始建厂，1957年建成投产。
工厂的设计问题解决了，又一问题随之而来：要建设中国第一家汽车厂，谁来当厂长呢？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刘鼎认为，时任重工业部外国专家组组长的郭力是合适的人选。1952年4月19日，重工业部任命年仅36岁、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郭力为长春汽车厂（一汽）厂长。谁也没想到，郭力到任后仅半年，便向中央提出辞去厂长职位，希望中央另外选派厂长，由此引出了一个“厂长找厂长”的动人故事。
接到中央的任命后，郭力告别家人来到长春。此时的一汽建设现场荒野一片，只有原日本731部队遗留下来的几座建筑物的残垣断壁。就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郭力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汽建设的组织指挥之中。建设新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汽车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虽然有苏联方面的大力援助，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指挥调动千军万马，协调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刚刚从北京来的郭力感觉到了人生地不熟给工作带来的诸多不便。工作了几个月后，从汽车厂建设的大局着眼，郭力开始有了自己的考虑。自己是一汽建设的总负责人，但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中还没有过组织大企业大规模建设的经验，再加上自己原来不在东北工作，对东北的情况不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一汽建在东北，需要对东北社会和民情的透彻了解，需要东北的党政部门以及各类生产企业的大力支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对一汽建设有着直接影响，而情况不熟和经验不足会直接影响工作。为保证一汽顺利建成，希望中央能选一位熟悉当地情况、工作能力更强和威望更高的同志来接替厂长职位，自己愿意退居次要岗位，协助新厂长进行建设工作。
退出一把手的位置，对个人声誉、利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个人得失与国家利益的大局面前，郭力毫不犹豫地站在国家利益上，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郭力的女儿郭栖栗回忆，郭力当时对自己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想法：“汽车厂地处东北，应当有一位熟悉东北情况、资格老一点、位置高一点的同志来当厂长，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地方群众支持我们。汽车厂建成投产时间有限，基建必须和生产同步进行。工厂由苏联援建，我必须尽快带队到苏联去，审查并熟悉工厂组织设计，请专家到工厂来，派实习生去苏联，现场指挥、组织生产，这是我的长处。”
考虑到此事事关重大，郭力决定由自己当面向党组织汇报。他先是到沈阳向东北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又去北京，向一机部的领导提出了请调厂长的申请。郭力的想法被中央所采纳，中央开始考虑新厂长的人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从未接触过机械工业的人在得知中央正在挑选一汽厂长的消息后，主动向中央提出到一汽工作，他就是饶斌。
饶斌祖籍南京，生于吉林，原名饶鸿熹，早年学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年轻的饶斌来到烽火连天的山西，投身于抗日战场。曾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静乐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抚顺市和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驻图们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哈尔滨市市长，中共松江省省委副书记、松江省副主席。
一汽挑选厂长的事情惊动了中央，一汽厂长候选人问题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议题。在讨论厂长候选人时，毛泽东发话了：“是那个在哈尔滨当市长的白面书生吗？他够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点头认可。1952年12月28日，一机部（52）“机干技字”第27号文件任命饶斌为汽车工业筹备组组长、长春652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郭力、孟少农、宋敏之为副厂长。
得知中央决定派曾当过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副主席的饶斌前来接替他的工作时，郭力非常高兴，立即派江华前往沈阳迎接。临行前，郭力对江华说：“中央任命饶斌同志为厂长，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顺。所谓‘天时’，就是我们厂正处在建厂的关键时刻，很需要强有力的人来加强领导，这方面饶斌同志比我强。他对中央及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很熟悉，对解决我们建厂中的困难非常有利。所谓‘地利’，是因为饶斌同志是个‘老东北’，在东北工作多年，我们建厂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如抽调干部、招收工人、解决征地、修路，以及解决职工的吃住等问题，都要与地方打交道。这方面，我也不如饶斌同志。所谓‘人和’，是因为我们厂将有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队伍，需要饶斌同志这样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人来带这支队伍。另外，我们还要和苏联谈判，要聘请一大批苏联专家。我虽然懂俄语，但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不如饶斌同志有经验。我说的这些是心里话，都是实际情况。你快去，就说我请他快点来。”
郭力的肺腑之言充分表现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党性原则，以及以大局为重，谦逊、朴实、坦诚、宽广的胸怀。郭力“当着厂长找厂长”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虽然郭力是主动让贤，但其中究竟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呢？郭力的老朋友，原一汽副厂长、铸造专家、二汽副厂长李子政多年后讲述了郭力当时的想法。
李子政是老地下党员，参加过抗联，当过军工厂厂长，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老革命，同时也是当时全国少有的八级铸造工，由于出身好、工作能力强、遇事坚持原则、为人敢说话，特别是敢于说真话、敢于为人打抱不平，为此在一汽得到外号“李青天”。1951年，李子政在哈尔滨坦克厂时就与郭力认识，以后李子政调来支援一汽建设，郭力看李子政为人正派、胸怀坦荡，便经常向他讲一些自己过去的复杂经历，时间一长，两人便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1953年有一段时间，郭力住在在苏联，代表一机部专门负责一汽设计图样审查，与同在苏联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李子政交谈过辞掉厂长的想法。除了纯粹工作原因外，郭力也有一些个人的难言之隐。
郭力是河北人，小时候被在吉林做买卖的爷爷带到吉林。在吉林高中毕业后，郭力考入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1933年在学校加入地下党组织；毕业后到绥芬河检车段做检车员，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于哈尔滨市地下党。1936年，东北地下党组织被日本鬼子破坏，郭力的单线联系人被捕，郭力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整个东北一片白色恐怖，不得已，他只好回到河北老家。回到老家后，郭力到处寻找党组织，北京、石家庄等地都跑过了，但都没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无奈之下，他听从父亲的劝告，留在当地做了教员。直到许世友的部队经河北到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时，郭力才与组织取得了联系。许世友的部队在河北停留了两三个月，建立起了根据地。许世友带领的大部队走后，郭力留下来组织了游击队，他带领大家挖地道、打游击，以后又负责根据地的军工生产。1949年天津解放后，党组织安排郭力在天津负责组织军工生产。新中国成立后，郭力又被调到重工业部工作。
刚解放时，组织上搞过多次干部审查，郭力从东北回老家的经历成了审查中的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干部登记和调查中，郭力反复被问道：“你是哈尔滨地下党，怎么跑回家了？”当郭力解释说没有找到党组织时，总是有人不相信：“怎么会找不到组织，难道连一个党员也找不到？”尽管郭力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但都没用，有时候还得关起来审查，不能回家。一次次的审查、一次次不信任的口气和眼光深深伤害了郭力的心。虽然对这段经历组织上没有给出结论，但当时审查人员的口气却让人没法接受：“你怎么能从东北跑到关内来呢？”按照他们的逻辑，你私自离开东北就是逃跑，逃跑就意味着背叛。
李子政回忆：“郭力推心置腹地对我讲，中央派我到一汽厂当厂长，我不干。我已经被审查够了，但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将来再审查还是说不清楚。作为这么大个工厂的负责人，怎么能老是被人审查呢？郭力讲着讲着就流泪了。但国家任命了，不干也不行，刚好在工作中也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所以郭力认为，从党的事业考虑，应该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和长春、吉林都有关系的东北人来当厂长，自己当副厂长。抱定这个想法后，郭力就一次又一次地给上级，甚至给中央写报告，直到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次谈话让我对郭力更加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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