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分析

本书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书没有详细讨论社会经济组织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在X协会创立之初，地市一级的政府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X协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村庄一级，虽然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但也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在X协会具备一定群众基础后，宋菱的丈夫成为华山村村委会主任，协会里的一个女性骨干成员则被推选为华山村妇女主任。X协会的部分决策也曾与上级政府部门存在分歧。然而，这些分歧在本书描述的时间线内，并未给X协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此外，X协会也建议笔者尽可能地避免对政府人员的深度采访。就青田来说，项目本身是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上级政府出资并且要求乡镇一级政府配合。实际操作中，乡镇一级政府干预非常少。在行政村层面上，村两委在前期配合了青田的需求调查，并提供了村庄的资料。青田更多地在自然村范围内活动。总体而言，当地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实践的介入不多，因此本书也没有特别地讨论青田与政府的关系。

第二，本书将社会经济实践的策略选择部分归因于资源禀赋和实践者的类型。许多其他因素没有被仔细讨论。除了与政府的关系外，第二个未被讨论的因素是女性的性别力量。X协会的许多核心成员是女性，青田的互助组成员也是女性。这些女性在社会经济实践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X协会有关限制商品化、对农民展开意识提升的决策来自女性创始人和其他骨干成员，而春熙村的妇女互助组则坚持了最初不被其他村民看好的旅馆业务，并且自发地形成了一套适合适的分工和分配机制。与男性相比，社会经济的女性参与者或许存在理念和目标上的不同，因此能够更容易地理解非经济维度的重要性。未来，社会经济实践中的女性角色值得研究。

第三，本书亦没有对社会经济实践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深入探讨。在西方语境下，民主化的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特征。^[12]然而，X协会的大多数决策不是通过投票做出的。宋菱作为创始人，在X协会中拥有权威。她和其他几个部门负责人组成了一个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小组。这个决策小组不是由其他成员选出来的，而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脱颖而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X协会似乎拥有一个精英带头的治理结构。但与许多“假合作社”不同，这些掌握决策权的“精英”不是经济意义上的精英，而是具有一定服务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并致力于建设农村社区的村庄领袖。

相比之下，青田项目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形式上更加民主。社工主要起推动和辅助的作用，并有意识地引导互助组自己做决策。在项目中后期，每一个有关旅馆运营的决定都是由互助组所有成员集体讨论决定的。互助组成员人数有限，内部民主决策不会因过多的协调成本而损失效率。

本书没有详细讨论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资料获取困难。外部的研究人员难以进入重要决策会议的现场。第二个原因是X协会的组织构架一直在调整。笔者每次去调查都发现X协会的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在调查结束之前，这个社会经济组织一直处于进化之中，通过不断试错寻找最合适的发展道路。虽然X协会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它并未完全定型，因此本书也无法对它的内部治理结构做出静态性的描述。

未来的研究也应该仔细审查社会经济的内部“民主”标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没有“民主”治理结构的X协会，在一些方面比具有民主治理结构的青田项目表现要好。虽然有学者批评中国农村的一些社会经济实践缺乏民主治理结构，^[13]但西方语境下民主化的内部治理结构在中国农村的适用性，“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具体影响还有待研究。

第四，案例数量可能是本书的另一个局限。笔者最初准备调查更多的案例，但受限于时间成本和有限的精力，没有实施这个方案。由于个人原因，笔者在乡村的田野调查生活受到诸多身体健康上的挑战。^[14]今后的相关研究可由团队进行，并考察更多的案例，以探讨在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社会经济实践策略的多元性，也可以建立一个社会经济案例库，纳入更多的经验性资料。

第五，本书的两个案例在村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人均收入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两个案例的可比性可能会受到质疑。为了尽可能减少这些质疑，本书主要比较了发展理念的形成、实践者的来源等与村庄禀赋因素关系较小的方面。在最后一章，本书也说明了两个案例的策略与村庄禀赋因素的关系，以作为补充。

第六，笔者认为需要行动研究。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身份差距，会影响对于实践的分析。实践者会更容易理解社会经济面临的约束，也更加深知，在有约束的情形下依然要探索替代性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振聋发聩，但还不够完整。因为未曾经验过改变世界的人也难以很好地解释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经济不仅需要研究者总结他人的经验，还需要研究者深切地参与到实践中，将研究成果真正书写在大地上。

【注释】

[1]虽然这个障碍在X协会的案例中体现得不明显，但X协会的服务对象同样也存在过度关注经济利益的心态。比如，老人们宁可牺牲自己的健康也要多纺线，棉农们会怀疑协会从有机棉花里获得巨额利润等。这些现象也是促成X协会实施限制商品化策略的原因。

[2]通过对日本和我国台湾的经验观察，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农民合作在流动领域和金融领域更容易取得成功。参见杨团，孙炳耀.公法社团：中国三农改革的“顶层设计”路径——基于韩国农协的考察[J].探索与争鸣，2012（09）：38-43。

[3]实际上，青田也没有与当前的市场结构完全脱钩，但不像X协会联系那么紧密。(www.xing528.com)

[4]MATTHEW A H.Tilling sand：contradictions of“social economy”in a Chinese movement for alternative rural development[J].Dialectical Anthropology，2013，37（1）：51-82.

[5]WILLIAMS C C.The new barter economy：an appraisal of local exchange and trading systems（LETS）[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1996，16（1）：85-101.

[6]WILLIAMS C C.A commodified world？：Mapping the limits of capitalism[M].London，New York：Zed Books，2005.

[7]WILLIAMS C C，ALDRIDGE T，LEE R，et al.Bridges into work？an evaluation of local exchange and trading schemes（LETS）[J].Policy studies，2001，22（2）：119-132.本地交换交易系统（LETS）是“使人们能够在一个地方交易商品和服务而不使用国家货币”。除了物物交换，人们也可能会创造一个当地货币单位（社区货币）来促进交换。

[8]这里的论点得益于2013年笔者与台湾学者徐文路的交流。徐文路老师是台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数关于本地交换交易系（LETS）的学术文章都强调社区内的交换，但徐老师提出了另一种颇有见地的可能性：鼓励社区之间的交换。他借鉴了欧洲的相关经验，参见http：//www.newwe.info/。然而，目前似乎还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详细论述这一思想。

[9]PEARSON R.Argentina's barter network：new currency for new times？[J].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2003，22（2）：214-230.

[10]自20世纪60年代起，赤脚医生就成了中国农村的初级医疗保健提供者。他们往往毕业于中学，接受的医学培训不超过一年。赤脚医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不是全职医生，但仍然参与农业工作。赤脚医生制度因其低廉的费用和广泛的覆盖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赞誉，甚至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推广。参见ZHANG D，UNSCHULD P U.China's barefoot doctor：past，present，and future[J].The lancet（British edition），2008，372（9653）：1865-1867。

[11]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J].开放时代，2009（04）：5-26.

[12]AKINGBOLA K.Resource-Based View（RBV）of unincorporated social Economy organizations[J].Canadian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social economy research，2013，4（1）.

[13]HALE M A.Reconstructing the rural：Peasant organizations in a chinese movement for alternative development[M].Seattle，US：Doctor of Philoshophy，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13.

[14]在调查中，笔者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洪灾，被困在村中两周。另外，笔者不明原因的过敏反应也是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