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互助组成员，青田很好地实现了在个人能力层面的赋权目标。不过实现意识提升层面的赋权目标就比较困难。互助组的一个成员告诉笔者：“如果我们能给老板打工会更好。这样我们就不用操心那么多的细节，每个月等着拿工资就好了。”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看到青田发展的乡村旅游，觉得规模太小。不少村民希望“有大老板来开发”。至于大老板来到后，村庄环境是否会被污染，自己给大老板打工每天要工作多久以及能拿到多少工资，他们暂时并不在意。
可以看出，对于青田的社会经济实践来讲，意识提升至关重要，可以帮助互助组成员和其他村民理解掌握村庄发展主权的重要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青田所采取的发展模式的合理性。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经历过一次意识提升的教育活动。当时青田的项目主管也在现场。青田组织了一次全村观影活动，来的村民不少。播放的影片为纪录片，讲述了云南某村的大规模旅游开发如何破坏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尊严。其中一个镜头是骑在大象上的游客向村民手中的帽子里投钱。游客将钱举得很高，村民们为了让钱被投到自己的帽子里，纷纷将帽子也举得很高。项目主管解释了这个关键的镜头：“这些村民看起来像是在乞讨，而游客们却不尊重他们。村民们的心态是只要能让游客高兴，他们就会拿到钱——这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关系。”
播放的影片是一部人类学家制作的民族志纪录片，其拍摄视角和旁白偏学术化，可能让村民难以完全理解。与X协会对员工的教育相比，纪录片播放是单向的信息传递，并没有让村民们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者提出问题。事实上，青田的许多一线社工已经注意到意识提升的方式与村民需求之间的差距。由于大多数村民没有参与旅馆的运营，一部关于旅游开发的反思性纪录片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一线社工认为，意识提升的教育必须结合村民的日常生活。青田在另一个项目点的实习社工在论文中写道：
许多时候的教育和意识提升工作都是在会议或活动中进行，而会议当中的教育主题大都是工作人员根据自己平时对合作社和社员的观察、判断和反思在会议前就决定好然后穿插在会议当中的，比如工作人员会告诉社员“合作”“环保”对某个国家、某个城市的好处，或者将一些其他理论性的组织知识、历史知识带进会议中去。而笔者通过对会议中社员们对这些教育内容的反应的观察，发现每当社员们听到工作人员谈及有关教育的内容，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脸的漠然，具体来说，他们有的会用沉默代替交流而变得心不在焉、有的则会偏离话题谈其他，有的甚至直接离席等。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内容的关系，教育的内容不仅没有考虑到社员本身的想法，而且与……整个具体现实情境不符……这种远离社员现实情境、偏离社员想法的教育内容，只会使社工和社员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彼此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疏离，因为彼此都会觉得没有共同话语，工作人员不懂社员们的世界，社员们也不懂工作人员的世界。[3]
上述描述与春熙村的观影情况相似，社工们清晰地认识到意识提升的重要性，但社工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与村民不同。开发出吸引村民的、接地气的意识提升方法比较困难。(www.xing528.com)
意识提升的困境存在多种原因。人力资源是另一个难题。青田一般有两名社工驻村。与X协会不同，依靠政府资助的青田，其财务能力不允许在村中配备更多的社工。由于项目以生计建设为主，社工专注于市场拓展，缺少时间和精力开展意识提升的活动。即使是普通的文娱活动也很少举行。
社工的流动性加剧了人力资源的问题。笔者调查时，春熙村的负责社工已经轮换了三次。轮换的主要原因是社工的离职以及实习生的离开。对于在城市受过多年大学教育、已经适应城市生活的社工来说，偏僻山村的物质条件艰苦。除了日常的工作压力，驻村社工们一开始“人生地不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入村庄后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长期坚持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一些社工选择离职去攻读更高的学位；一些则为了照顾家庭重新回到城市。
青田也十分明白一线社工的艰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让驻村社工回到城市休整一下。但社工的流动性依然较高，好不容易熟悉村庄状况的社工离开了，新来的社工则需要重新了解当地。
青田作为村庄的“外来客”，要花费很多时间取得村民的信任。村民们更习惯使用附着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的资源。春熙村民大多知道村内的社工站，他们把社工和互助组成员都称为“社工站的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什么是“社工”，以及什么是社会组织。于是总会有对于社工站的猜想和质疑。他们更容易将青田理解成一般的企业，无法明白青田的社会使命。一些村民认为青田肯定从旅馆中获得利润，因此青田对于村民的号召总会被部分人认为是从青田自身利益出发的。这些猜忌让青田所宣传的理念的可信度在村民心中打了折扣。[4]图8.6总结了青田在村民意识提升上面临的障碍。
图8.6 青田在村民意识提升上面临的障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