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公地
乡村旅馆和共同耕种的公田是互助组的主要公地形式。最先出现的公地是乡村旅馆。2009年，青田利用项目资金将12间泥砖房民居改造成乡村旅馆，并承担2010—2012年三年的房租费用。依照每间每年300元、共12间房计算，每年房租一共3600元。旅馆建成后，由互助组运营。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旅馆的公地性质来源于青田的前期投入，和青田对合作经济的坚持。2013年时因青田的项目期满，且乡村旅馆已经打开一定的市场并有稳定的盈利，互助组决定由每个成员平摊房租费，开始独立运营。
在乡村旅馆运行一段时间后，互助组向其他村民租了大约两亩地共同耕种；其中有1亩左右的稻田和1亩多的蔬菜田。租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方便游客体验体验插秧、收割等劳动。起初互助组成员带游客到附近村民的地里体验农耕。但由于技术不熟练，游客经常帮倒忙，影响田里作物的生长。即使支付一定费用，村民们也不希望开放自己的田地给游客。二是为了解决销售额分配不均的问题。通常，互助组的成员可以将自家的农产品作为原材料销售给旅馆，但组员常为了谁家卖多卖少而争论。公田的产出可以算作整个互助组的，收益平均分配给8个成员。
下面笔者将考察互助组如何使用上述公地以及如何分配由公地获得的利益，这将构成对互助组最为重要的分工和分配机制。
模糊分工、劳动监督与劳动积极性
在旅馆的管理事务上，如记账、采购、维修设施等方面，互助组成员是有分工的，且不同的管理任务在八个成员之间定期轮换。在旅馆的服务性工作上，如收拾房间和做饭等，八个组员就没有明确分工了，或者说采取“模糊分工”的方式，即“谁看到手边有什么要紧的事就上去做”。下面是田野笔记中关于互助组成员在餐饮服务中分工的三段文字：
田野调查笔记摘录3（2013/04/29）：
今天来了荣心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把旅馆住满了。阿姨们（指互助组成员）忙着做晚饭。
我跟着她们吃了晚饭后，帮她们洗碗。小组一共八个阿姨，但是今天只来了七个，还有一个据说家里有事没来。阿姨们好像没有特别的分工。没有任何人指挥，每个人都自动地去做某一个环节，大家配合非常默契。这样的分工像是自然天成。三个阿姨围着铁锅用洗洁精水洗碗，一个阿姨对着水管清洗第二道以除去洗洁精。另外三个阿姨在大厅收拾碗筷。收拾完后，这三个阿姨有的在后厨收捡，有的将碗筷擦干放入消毒柜。组长杨春英最早离开，我开始怀疑她是否因为是组长，所以可以早点收工。后来想到有一个客人来了，她大概是去给客人安排房间了。
另一点比较奇怪的是，在洗碗任务接近尾声的时候，宝凤和翠芬姨都坐下休息了，只有我和红丽姨还在洗。再后来只有红丽姨一个人清洗剩下不多的碗筷了。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帮她。碗筷洗完后，她将锅里的洗碗水一瓢一瓢地舀出来，倒在厨房外排水沟里，锅非常大，不能搬动，因此只能一次一次地舀水。之后还要再倒入清水清洗一遍，再把锅里的水一次一次舀出。这个过程看似有些繁琐，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完成，但是旁边的阿姨都坐着或者来回走，没有主动帮助她。
田野调查笔记摘录4（2013/04/30）：(www.xing528.com)
早饭后，两个阿姨用洗洁精水洗碗，一个负责清去洗洁精。另外两个收拾碗筷。还有两个阿姨在用石磨磨豆浆。这次洗碗的阿姨和上次不一样。清去洗洁精的阿姨也不同。
田野调查笔记摘录5（2013/05/11）：
洗碗过后，大家都过去旅馆那边，三人洗被单（易红丽、李香秀、周晓丽），一人晾晒（易宝凤），一人用洗衣机甩干（郑运萍），李翠芬后来也加入晾晒行列。20分钟后，两人洗衣服，一人砍竹子回来做衣杆，两人晾晒，一人甩干，一人收拾水壶打扫卫生，一人收被单。
从上面的几段文字可以看出，无论是餐饮服务还是住宿服务，互助组都没有明确具体的分工，往往是看到哪个环节缺人了，就会有人上去承担。
之所以有这样“模糊分工”的安排是因为互助组不好处理“将高强度的工作分配给谁”的问题。根据组长杨春英的说法，旅馆运营过程中的所有劳动都没有超出大家的承受范围。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负责较高强度劳动的人最终得到的收入较多，其他成员就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分工固定，但是不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分配，从事高强度劳动的人又会觉得不公平。因此，模糊分工就有其合理性：虽然每个人每次做的事情不同，但从长期来看，大家的平均劳动强度大体上相似。成员不会为了计算更公平的分工方式而引发内部矛盾，有助于保持互助组内的团结。同时，模糊的分工也高度依赖于相互监督。它不适合规模较大的生产组织，因为相互监督比较困难，任务也比较复杂；但是适合小规模的互助组。
然而，模糊分工并非毫无张力，实践中往往需要成员有高度的默契。从笔记摘录3可以看到，当最后只剩一个人在洗碗，其他人坐在一边没有帮忙。有时各成员对需要做什么看法不一，也会相互抱怨。比如成员李翠芬说：“我曾告诉她们要打扫房间，清理垃圾。但是没有人听我的。我就只好自己去打扫。可是这样一来，她们又说我没有和她们一起洗床单。”
互助组在租用的土地上进行的农业劳动也没有分工。与X协会千亩生态园的经验相似，问题依然出现在劳动激励和劳动监督上。蔬菜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蔬菜是劳动密集型作物，加上旅馆对外宣传食材是生态绿色的，青田要求种植过程中不能使用农药和化肥，除草、防虫只能依靠人力，使得蔬菜地块对劳动投入的需求更高。生态农耕方式，加上难以有效的监督劳动，导致蔬菜的产量非常低。公平贸易商店负责人吕思描述：“那块地几乎被放弃了。”
水稻种植对劳动的需求比蔬菜种植少，稻田的情况比蔬菜田好一些，但从中仍然可以窥见劳动积极性的问题。笔者第一次去春熙村正值插秧季节。互助组的公田是村里最晚插秧的地块。所有成员先将自家田里的秧苗插完后，才开始准备公田的插秧。插秧的那一天，互助组成员到达的时间不一。有成员采用了“抛秧”，即将秧苗抛向空中，由其自由掉落在水田中生长的办法。抛秧比一般的插秧要轻松一点，因为可以一次抛许多秧苗，且不用长时间弯腰。虽然这种技术在一些地区常用，但是对土壤有一定要求，且往往需要与其他栽培技术配合使用。春熙村的大部分人家并没有采用这种技术，而是采用更传统也更可靠的插秧。因为抛秧让秧苗扎在土壤中的部分没有那么深，生长过程中产生倒伏的可能性更大。个别成员的抛秧说明成员间的劳动投入程度是不同的，而其他成员并没有对这个做法提出异议。
抛秧成员的行为再次反映了人们在公地上的投入水平和劳动强度的不同。虽然互助组规模很小，互相监管并不困难，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不得罪人”的传统意识是一个原因。每个成员都会想，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来提醒她。与Gibson-Graham希冀公地打造“我们而非我”的意识相反，现实中的社会经济参与者存在着“如果是我们的，那就不是我自己的”的想法。当最终的产出是由所有成员分享的时候，个人懈怠可能对每个成员的最终收益的影响非常小。于是沉默成为一种集体选择。
图7.4 互助组成员在公田里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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