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另类性难以实现的原因

引导农民关注经济之外的目标是困难的。青田某社工的工作日志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将生计作为切入点，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生产和销售上，但是我们忽略了村民的意识提升。他们（村民）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利益上，“另类发展”面临主流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理解保护老品种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工作日志的描述显示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张力。根据调查，“嵌入”的困境至少可以部分被一个重要的社会再生产机制解释——已经达到相当广度和深度的商品化与市场化。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更深入地卷入到全球化经济进程中，春熙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上日益丰富的工业品，以及个人负担的教育、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了村民对现金的需求。在政府与市场的合力推动下，春熙村开始了农业商品化生产的进程，以实现地方政府设想的“跨越式发展”。春熙村从2000年前后开始种植砂糖橘，并逐渐放弃了水稻的生产。村庄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瓦解。村民日常需要的大米、蔬菜、肉蛋等必需品大部分需要从市场上购买，这进一步加剧了村民对现金的需求。然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以及不断攀升的农药化肥等生产成本，使得经济作物种植并未收到预想的增收效果。随着种植规模的急剧扩大，每斤砂糖橘的价格从刚开始种植时的五六元钱跌到2007年前后的六七毛钱，农民连续三年连生产成本都无法收回。之后价格虽然回调，也没有超过两元一斤。

村中劳动力的商品化趋势也增加了农户对于现金的大量需求。以前，春熙村有“帮工”的传统。盖房或农忙时需要的劳动力可以通过亲友邻居的帮助获得。受助者不需要提供现金报酬，而是在未来同样提供劳动作为补偿。随着去城市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当地劳动力的价格逐渐上升。凡家中有事需要请人帮忙的，均需要出资雇佣劳动。

此外，受消费主义和城市文化的侵扰，村民对必需品的标准逐渐提高。最典型的是当地新房修建面积和装修标准。当地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予以建房补助。2012年的补助标准是4.5万元每户，大概可以修建45平方米左右的新式砖房。但这一标准对大部分农户来说太低了。许多拿到补助的家庭会东拼西凑借钱修建好几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村民对房内装修的追求则更明显地体现了消费主义在当地的影响。大部分人家在新房修建后会像城里一样铺上地板，客厅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吊顶灯。红木沙发在当地百姓中也较为流行。加上一些家电配置，一般地，一个两层楼的新房在2012年前后大概要花费15到20万。

这对村庄的大部分人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所以有些农户获得补助指标盖好房后就没有再装修了，更有一些单亲家庭或残疾家庭只是利用补贴指标盖了一间一层的新房——因为实在出不起钱多盖几层。对于没有装修的人家，比如互助组的郑运萍和李燕娟来说，一旦谈到盖好新房的事，她们最后都会感叹一句：“唉，但是我们没有钱装修啊。”(www.xing528.com)

新房和装修是村里人的刚性需求。村民们每每在村中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时，都会羡慕邻近几个村的“整村改造”^[9]和那些村民比他们“先住上楼房”。村民对新式楼房和城市化装修的渴望，与来此的游客对古朴的泥砖房的赞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新式住房，智能手机和上网流量也是春熙村许多年轻村民的刚需。2012年到2013年笔者在调查时，观察到一些青年从初中或技术学校毕业后，依然留在村庄待业。大部分的年轻人有一部智能手机，无聊的日子里整天靠它来打发时间。他们的智能手机并不贵，一两百块就能买到一部，但是据说每个人的电话费每个月要五十元甚至更高，其中的一部分是用于购买数据流量来上网。村中的社工站安装了无线网络，平时社工走家串户经常大门紧锁。而每当大门一开，附近的年轻人便在这里越聚越多，每个人依然低头拨弄着手机——来社工站是为了“蹭网”。互助组成员李燕娟的丈夫在外打工，自己能从互助组每月得到500到700元的收入。她的两个儿子也在家待业。提起给孩子支付用以消磨无聊时光的上网费用，李燕娟总会摇头叹气。

新式住房及其装修和智能手机，都是现代消费需求的代表，它们把这个古老的村庄包围起来。村庄却因无法充分享受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机会，而为实现这些需求背负沉重的压力。农业生产商品化瓦解了村庄的自给能力，而消费主义的入侵则“引导”村民追求超过真实需要的消费。上述两方面不断强化着村民对现金的需求，使得村民将经济目标置于首要位置，难以响应社会经济实践对社会目标的追求。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另类商品化”本身所包含的经济维度得到放大，社会维度则作为模糊的背景被村民忽略。传统民居的“文化价值”无法给村民带来“体面”的新式住房，生态种植中的“生态价值”带来的产量和销售不稳定使得已经在市场波动中日趋脆弱化的村民难以承担相应风险，强调“社区凝聚力”则会将有限的经济机会让渡给他人，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最终导致“嵌入的困境”。

另类商品化策略中，“商品化”本来定位于实现“另类性”的手段，目的是通过特定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的实现，在改善农民生计的同时，最终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注重产品和服务内含的社会文化和环境价值。然而，在实践中“商品化”却被抬升为目的，“另类性”则沦落为手段。尤其是参与项目的村民似乎对“另类性”感受不深，主要聚焦在如何通过“商品化”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上。村民与青田不同的关注点，使得项目组成员和非项目组成员之间，以及项目组成员内产生了一系列可能有悖另类发展初衷的张力，有悖青田最初强调的社区性以及对乡村文化的关注。

青田短期内难以改变这种情况。由于使用完全的“另类”市场策略，项目很难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青田也意识到项目内部的各种张力，并及时做部分调整。继续扩大商品化的范围是一个策略，以让更多的村民享受项目带来的利益。在笔者调查时，青田准备翻新村里的另一栋老房子开餐馆，同时也开始组织村中青年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此外，青田也意识到社会活动的重要性，增加公共电影放映，村宴等活动的组织频率，提升村民的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