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谋生。Gibson-Graham等人观察到两个现象：一些人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却生存得很差；而另一些人通过努力工作赚了很多钱，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和心理成本。鉴于此，Gibson-Graham等人提出了“为工作而生活还是为生活而工作”的问题。他们建议人们将工作的目标定为“好好生存”，而不仅仅是“生存”[1]。“好好生存”意味着获得包括物质层面、职业层面、社会层面、社区层面和健康层面等各种类型的福祉。为了实现上述工作目标的改变，除了推动相关社会政策，Gibson-Graham等人还呼吁人们调整工作模式，在保障生活的基础不以货币收益为工作的主要目标。
尽管上述呼吁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借鉴意义。Gibson-Graham等人对于人们工作状态人性化的呼吁，实际上是对劳动商品化的反抗。也是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异化”概念的继承。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化是指各类产品普遍地成为可交易的对象。而劳动的商品化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且劳动者的生存所需也主要依靠其出卖劳动力而取得。[2]异化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时提出来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却使得劳动者将“物”的目标置于“人”的目标之前，甚至为了生产和利润，牺牲自己的健康等其他福祉。因此，人同自己的内在的生活需要和本质相背离。[3]在大多数生活物资商品化的宏观背景下，人们劳作的目的从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变为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多数人只能依靠劳动换取现金，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化推动了劳动的商品化，而劳动的商品化则可能带来异化的问题，损害人们的幸福感。(www.xing528.com)
社会经济的实践者既需要在市场中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又需要保持社会性和互益性的本质。平衡这两者需要合理应对商品化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经济实践需要将人们的劳动及其产品商品化，以帮助人们改善生计？在劳动及其产品商品化的同时，社会经济又如何防止异化的问题？本章考察了两个案例对于商品化的不同观点。X协会在链接主流市场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试图在社区内树立超越商品化的逻辑。它表现出一种“反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劳动和产品的商品化，并努力提高社区的自给自足能力。而青田则采用了另类商品化的策略。然而，村民却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对这一目标难以理解，并表现出只关注经济利益的倾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