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ght在微观层面上对被动社会再生产的阐述与“习得性无助”这一概念非常相似，Barber将习得性无助定义为由于以前的失败经历而使人们无法努力克服困难的心理状态。[45]然而，无论是被动社会再生产生成的主体性，还是个人失败经历导致的习得性无助，都是可以再被解构和改变的。Butler认为主体性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单方面地作为一种统治形式作用于给定的个体，而且激活或形成主体”[46]，形成新的行动者。赋权（empowerment），则是激活主体性，克服习得性无助的重要方法。
在社会服务和社区发展研究中，赋权具备反专业主义的内涵。它最开始被心理学家关注，与互助的传统有关。社会心理学家Rappaport认为“在家庭、邻里和社会网络中，帮助系统会自发地产生，人们在这一系统中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社区归属感”。Rappaport认为心理学专业只给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了有限的选项，而自发形成的互助系统则是这些有限选项的重要替代方案。[47]赋权则是根植于互助系统中的重要助人方法。
在社会工作领域，赋权的提出带来了实践范式的转变。赋权的核心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控制”。Rappaport认为赋权是“人、组织和社区掌控自己生活的机制”。他强调赋权的两个特性：服务对象的自主性和解决方案的多样性。[48]他将赋权的基本思想归纳为“人们通过自己或在他人的帮助下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更多控制”。而《社会工作词典》将赋权定义为：(www.xing528.com)
个人、群体和/或社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存环境并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能够帮助自己和他人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49]
赋权强调个人和群体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与社会再生产隐蔽地掌握个人的行动和思想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作为一种行动方法，赋权是在某种意义上对抗社会再生产的方式。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赋权的使用也关系到参与者是否能够从“主流”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接受替代性的发展理念，并且为社区层面的社会变革投入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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