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经济是否能达到“推动社会良性变革”的目标，相关经验研究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研究。蒙德拉贡是全球最大的合作社之一。Gibson-Graham认为蒙德拉贡是成功的，并总结了它在生产、利润创造和管理方面的社会经济特征。Gibson-Graham评价蒙德拉贡在资本主义内部开拓出了另一条发展路径，他们认为一些学者之所以批评蒙德拉贡，是因为他们“被单一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景所蒙蔽”。[25]出于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Gibson-Graham比很多学者更注重实践性。她们主张“强化已经存在的非资本主义经济进程”，将蒙德拉贡解读为一种创新的区域发展方式。其潜台词在于：蒙德拉贡模式能否最终演变成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或许并不重要，它对当地人民的生计和经济民主已经具备巨大的意义。
Kasmir则持与Gibson-Graham相反的意见。[26]Kasmir将自己对蒙德拉贡的经验研究称作“资本主义民族志”。这种民族志“研究全球资本主义与当地社会关系、宗教信仰和实践、政治环境以及各种反抗运动的关系”（p.382）；既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构，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趣的是，在Kasmir的心目中，具有反资本主义话语特征的社会经济属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范畴。
这样的归类反映了Kasmir对蒙德拉贡的批评。Kasmir认为如果蒙德拉贡的劳工政治运动起源被忽视的话，蒙德拉贡就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变体（variant）而非替代品（alternative）。通过采访蒙德拉贡内部的工人，Kasmir将蒙德拉贡视为后福特主义下的“商业创新”，并论断其创新目的在于允许资本积累以微妙和有弹性的方式进行。
Gibson-Graham和Kasmir各自代表了社会经济经验研究的两大流派。一派肯定它的作用，认为它可以推动社会的良性变革。[27]这一观点不仅受到一些左翼学者的青睐，而且吸引了部分旨在通过创新经济形式缓解社会矛盾的新自由主义者。(www.xing528.com)
另一派则质疑社会经济的变革作用，展示在资本全球化的宏观环境中社会经济的内部矛盾和运作缺陷。在批判派的阵营中，上文提及的Kasmir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视角。但另一些学者则从其他方面提供了批判的证据。Getz和Shreck以墨西哥生态农业合作社为例，表明在消费端达到公平贸易、良心消费的经济项目，却会在生产端产生社会分化——一些农民转变成中间商，剥削其他农民赚取溢价。[28]Bryer通过研究阿根廷社会经济运动认为，工人有特定的文化需求以塑造自己的主体性，这一需求却与运动中要求利润最大化的会计制度相冲突。[29]
在我国，香港理工大学的学者最先引进了社会经济的概念，并促进学者在这一主题上的交流。相关学者围绕自由市场的消极影响展开批评，并呼吁建立一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有关中国内地社会经济的经验性研究有限，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书中涵盖了中国内地社会经济实践的三种类型，包括以村庄为单位统一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社区内生的社会经济和外来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经济。另一本书《不一样的香港社会经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想象》介绍了中国香港的社会经济实践。与内地的社会经济实践相比，香港的经验更多地基于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工作服务。[30]
也有学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提出质疑，虽然他们未必使用“社会经济”一词。比如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带来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弱化了农民组织的传统纽带，给农民合作带来阻碍。[31]社会经济的倡导者虽然一直警惕被大户或企业垄断的“假合作社”的出现，却过于强调农民的同质性，忽略了经济上已经开始分化的农民在合作上的困境。[32]奥地利学者Lammer通过对河南某农民合作社的分析，认为合作社缺乏普通社员的积极参与，为少数人主导，是“想象中的合作社”。[33]美国学者Hale通过对四个案例的调查，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实践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经济上的成功需要更深程度地将农村社区卷入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社会经济强调的“社区性”并非可以抵御市场侵蚀的利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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