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龙舟文化打通社区治理的最后三百米

在案例的结尾处，我们看到一个社区发展蒸蒸日上、居民其乐融融的景象。然而在案例的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开始治水工程进驻时民众的百般阻挠，困难重重，政府无辙。然而民众愿意让步，并投身水环境乃至社区治理中，S涌也从黑臭河涌榜首被撤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S涌便从人人掩鼻过之的“黑龙江”转变为水清岸美的“室外健身房”。其间，除了第三方的作用外，龙舟文化推动得以实现S社区水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之处是什么？如何寻求在基层社会空间中进行水环境治理的突破？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由自上而下的管控走向了治理。基层逐渐成为一个全新的治理空间。在社会发展中，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逐渐具备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要求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国家原本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与有效动员力受到挑战。作为社会治理中生态治理层面的水环境治理，在其进入基层社区时，单一的行政模式同样遭阻，即我们在本文案例中所看到的，当截污管道铺设进驻社区，却遭居民强烈反对，工程实施戛然而止，留下一段进不去的“三百米”。正如介入该事件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后来所评论的一样，当时的政府只是粘贴了一纸冰冷的告示，缺乏跟居民进行沟通，双方存在猜忌和不理解，这阻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由于特殊的角色和定位，政府无法针对每一个社区都提出具体的管理方法和治理模式。社区是比社会更微观的主体，每个具体社区都有不一样的特质，蕴含着不同的问题和故事。作为城市中的村社共同体，S社区同样复合了城中村村民的多重利益，这从案例中居民们的反对声可以看出。本案例中出现的S社区属于社区的特殊类型，是城市转型升级中的农村社区，在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中，城市中的农村社区正日益开放，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经济，吸引着人口的流入。但与此同时，社会发展带来经济的腾飞、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得个体越来越趋向原子化，以往乡村熟人社会中的公共性慢慢流失，极大缩小农村社会公共空间，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体利益的获得，忽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尽管公共利益也有利于个体利益的增进，但正是因为公共利益是不确定的，为了公共利益将牺牲掉的个人利益却是明确的，出于理性考量，人们会选择可见的利益。政府需要通过截污工程的铺设来推进社区水环境治理，居民们不配合，甚至开车停在工地，试图阻止工程推进。从“三百米”拆违工程受阻这一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中，用传统行政方式的执行（直接进场铺设工程），号召大家“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工程铺设有利于当地水环境的改善），难以直接推进治水工作。而之所以第三方主体挖掘当地的龙舟文化能够点燃大家的参与热情，进而推动工程实施解决，是由于借龙舟文化作为纽带，进行了社区的重塑。具有外在形式的社区，如处于同个地域，拥有相同的语言习俗，这些并不能构成真正的社区共同体。真正的社区共同体必须具有对文化的认同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且这一空间中的公共利益成为大家可见的、所想要维护的，社区氛围也由此得到营造。借由龙舟文化，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被创造，这种“再创造”，实则是社区的重塑。基于龙舟文化认同的社区意义框架的构建，S先生与新生活推动民众的广泛参与，逐渐塑造起S涌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弱化甚至消除官民间的矛盾，推动S涌的治理。用社会治理的眼光去推动水环境治理，能够更加人性化地关注到居民的需求。

进行社区重塑，是为了聚合人们的利益，达成良好的社区治理氛围，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而一种良好的社区治理状态，应该是社区成员相互信任、合作，具有普遍共识、集体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因而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状态（燕继荣，2010）。那么，什么才能撬动社区发展的活力，推进民众形成集体行动，从而实现自我管理的良好状态？在本案例中，我们看到传统龙舟文化发挥的作用。然而，若缺乏相应的组织和策略的使用，龙舟文化将无法直接发挥作用。社会资本理论所讨论的正是这种作用如何产生的问题。所谓社会资本，按照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即为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具有诸如信任、互惠关系、交往规范等特性的社会网络，它们能够促进合作，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治理的基础是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的形成，而丰裕的社会资本正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多数农村社区，当地的传统文化由于承载着民间的信仰，是所有成员基于地缘联系的共同利益，成为社区重要的社会资本，能够被利用为环境乃至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协调工具。在本文案例的展示中，我们看到，S社区作为一个有着千年龙舟文化底蕴的社区，龙舟文化及其所依附的宗祠文化在当地仍有“一呼百应”的效果。龙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就像一面独特的旗帜，随着组织者一声令下，便能够以其号召性将大家团结起来，到“龙舟文化”所构建起的共同的文化场域中，放下个人利益的得失计较，以龙舟文化为纽带，能够轻易唤醒人们对共同体的记忆和参与治理的热情。每次龙舟活动举办，都是一次增强成员联络、增加社会资本的过程，久而久之，S社区社会资本高度集中。“其实S村很有钱，只要把龙舟文化这个东西点燃起来，整个村子，整个事情，环境的整治啊什么的，一下子就推进得非常顺利。其实他们运作得比想象中的更完善。”在访谈中，一位社会组织负责人这样说起龙舟文化在当地发挥的作用。公共精神需要具有一定的资源基础，当地的社会资本正是借由龙舟文化这一大家共享的社会资源联动起来，形成互动网络，构建起了社会资本，为当地注入了发展活力，培植了社区公共精神。(www.xing528.com)

“对于精神内核，我们也观察了很久。由于这个龙舟在我们S村应该说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我们从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找到划龙舟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过，它的名声和关注度是比较高。当地居民的参与度很高，它切实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精神信仰。龙舟鼓一响，这个事情就会引起当地人的关注。”

在论及村社治理问题时，蓝宇蕴（2005）强调：建构着村社共同体的民间领域的是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同时，这一民间领域在与政府、村社的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与特点。为论证这一观点，她特别研究了以扒龙舟为代表的民间传统资源的现代意义。在本案例中，S村民间场景中的各种活动同样当数扒龙舟最为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场面热闹，也广受当地人喜爱。如今，扒龙舟活动的宗族色彩已经渐渐淡化，过去的宗族性关系已经演化为一根能够把民间社会组织起来的纽带，人们借助它推动S村的环境整治乃至新集体的重构，“搭起了昔日的舞台，却改编了上演的故事”。通过S涌的治水故事，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民间非正式组织（龙舟文化促进会）及其龙舟活动在成功实现现代转型后，对于村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力与渗透力。秩序井然的安排、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倾力投入、民间传统与现代资源及规则的和谐搭配——我们完全能够说，第三方力量所瞄准的当地传统文化，确实堪作撬动公共事物供给难题的支点。借用龙舟文化这一当地的社会资本，通过推动龙舟赛事的举办，村民看到了河涌整体环境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联通的景象，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保护的使命感被激活。组织者借助其为社区创造一个新的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把居民中间蕴藏的潜在力量调动出来。河涌治理者通过动员公众参与，对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龙舟文化进行保育，从而推动整个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

当然，事实上村民一直都共享并敬仰着龙舟文化及其氛围。然而，社区中的个人作为原子化个体，若缺乏足够的激励，那么再丰厚的社会资源也仅是一种标志，徒有象征意义而无法发挥具体的效用。缺乏足够的激励，共同体成员便难以自觉、自发地去做出行动。共同体不仅是利益相关的，更应该是利益共享的。社区的治理很难依赖公众的自觉性、自发性来达到政策目标，若居民既无法切身感受到官方所称的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利益，彼此间也缺乏相应的规则和制度的联系纽带，那么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与自治。而随着龙舟文化促进会的成立，龙舟文化的重新兴盛，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由于社会关注度提升，S村村民的社区自豪感和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有了这一层激励后，集体行动的困境便随之被打破，付出得越多，对社区越有益。最终，自己所能够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而在S涌这里，正是因为有了有力的组织整合力量去主动激活这一文化底蕴，大家对于社区治理有着更高的预期，这支持着大家遵守规范并投身社区建设，因为个人的付出、个人利益的暂时割舍，能带来公共利益的增进，而这一种增进最后将落到自己的头上，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可言。当S村将龙舟文化申遗成功，作为当地人的居民的自豪感陡升。当国际龙舟文化艺术节的举办带来众多品牌的进驻，带来络绎不绝的游客，为当地的商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当社区的治理如火如荼，吸引了更多媒体和众人的眼光，这样的实惠对于居民来说是直接可见的，是愿意为之付出和维护的。这种正向可见的激励提高了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投入社区治理、共同保护河涌这样的行为能够带来环境的改善及社区效益的直接提升。受此激励，人们自然很容易配合并投身这一工作。在这样一种公民的参与和实践中，不断增强了民众的社区认同感和参与效能感，激活了公民的社区生活和公共精神。推动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维护共同的文化信仰，保存独特的社区文化特质，村民的参与热情无疑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并主动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之中，村民共同参与水环境治理的良性局面便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