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壁垒，关键群众理论认为，人们在集体行动中的决策，不仅是个人的理性决策（理性主义观点），而且受到其他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影响和塑造（结构主义观点）。”[44]马维尔和奥佛利认为：“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同质性以及当地联盟的形成等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使得人们可以理性地、内生地形成‘关键群众’。其中，密集的社会网络及其同质性是‘关键群众’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45]在我们的观察中，“关键群众”的产生机制主要有三种：①自告奋勇；②居民推选；③由其他有社区职务（如楼长）的人兼任。无论采用何种产生方式，这些产生出来的组织者或牵头小组一般具有较强的政策解读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资源链接能力或者具有与电梯加装工程相关的多重身份。这些关键群众都体现出明显的“权威转移”特征，即他们利用自身在社会网络中原有积累的认同和权威走上电梯加装的“领导岗位”。
2.集体行动中的决策门槛与协商动员(www.xing528.com)
集体行动的达成并不依赖于某一个体的选择，它的边际收益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与处于同一博弈过程的其他人的选择有关。在电梯加装中集体行动的达成有一个既定门槛，即双2/3原则，只有跨过这个决策门槛才有可能实现集体行动。Roger V.G.指出，集体行动中的模仿行为是关键。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但只要有人站出来了，其他参与者就可能因为从众效应而参加集体行动，因为这些“出头鸟”承担了发起成本。一个或一群有力的组织者是电梯加装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如果楼栋的电梯加装发起人因某种原因而放弃投注精力时，楼栋的电梯加装基本上就失败了。
电梯加装较高的决策门槛决定了它在准备过程中必须考虑通过协商与潜在的反对者达成一致。现时的做法高度依赖组织者作为桥梁和“不同意见人群之间的搅拌者”进行动员，面对反对者，他们主要的应对策略是进行“分化”，即通过“个性化”的补偿许诺和（或）社会网络的重叠性进行跨组织动员。例如，依照“按闹分配”的原则，私下与反对声浪最大的个体协商，通过高于其他反对者的补偿安排实现突破，从而为其他反对者营造“连××都同意了你就同意了吧”的氛围。又或者通过人际网络请到对方的领导“做工作”进行跨组织动员。至于在公共空间（如社区居民议事厅）进行的大讨论则往往陷于无尽的争执之中，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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