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到社区：助推理论解析

1.助推理论

“助推”（nudge）一词在英文中的原意为“用肘轻推以引起某人的注意”。2008年，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正式提出助推理论。他们将人们在选择时的背景环境称为“选择架构”，而“助推”则指任何不采用禁止或明显的经济刺激方式，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向可预见方向发展的选择架构导向。也就是说“，助推”旨在影响人们的选择，而不是强制人们必须选择，因而，典型的助推只是对选择架构的改变，而人们在选择时必须有充分的自由而且能轻而易举地免受这种改变的影响。[1]

泰勒和桑斯坦提出“选择设计者”这一概念。“选择设计者”要设计出一套选择体系，在这种选择体系的任何一方面都不采用强制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预言的方式去改变人们的选择及行为，同时使副作用降到最低甚至为零。助推不同于命令，它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简而言之，助推通过选择设计而不是直接向他人强加自己的意志，利用人类的思维特点以非强制手段影响行为，同时尽量避免副作用。[2]而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并非缺乏助推手段，相反，老旧社区电梯加装政策的出台，本质上就是助推性政策。将这一经济理论用到非经济的领域，有助于对老旧社区成功加装电梯背后的推手力量进行思考。

2.集体行动理论

作为电梯的享受者，居民是电梯加装的重要主体，居民达成一致意见进而采取集体行动，是推动电梯加装进程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个人由于追求自身利益，个人理性指导下的个体行动往往与集体利益相违背，加之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组织成本，这两方面的因素阻碍了集体行动的形成，集体行动困境也成为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零和博弈。适用于电梯加装情境下，集体行动理论体系中的囚徒窘境模型（Merrill Fleur、Melvin Drexel，1950）、公地悲剧模型（Garrett Hardin，1968）和集体行动逻辑（Mansel Olson，1995）为电梯加装案例的建构与分析提供了理论参考。

囚徒窘境模型（见表8-1）描述了两个合谋犯罪的嫌疑人被警察抓住后，两者在无法串供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同回答策略，坦白-坦白的回答策略不仅满足了纳什均衡，对于双方也都是一种占优策略，而抗拒-抗拒的回答策略由于不满足个体理性要求，所以不满足纳什均衡。进而形象地说明了：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推动集体利益实现的集体行动往往难以形成。(www.xing528.com)

表8-1　囚徒窘境模型

注：-1、-5、-8分别表示被判刑1、5、8年的得益，0表示立刻释放的得益。

在公地悲剧模型里，哈丁构建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他分析了理性的放牧者的做法：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无节制地增加他自己的牲畜。从而他得出了“公地悲剧”这个颇具象征性的词汇，它意味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终将导致共有资源被毫无节制地使用而直至消耗殆尽。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首先反驳了早期研究集体行动的学者所认为的“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必然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观点，并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因为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可能存在冲突，所以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不一定具有一致性，而且由于理性个体的“搭便车”倾向，形成集体行动需要一定的组织成本，这些因素会阻碍集体行动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