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在归纳型研究中的应用

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最多批评的问题常常是“代表性”问题，人们常常发出疑问：对单个个案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吗？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事实上，将个案研究结论扩大化推理的逻辑属于“分析性推理”而非“统计性推理”，后者是统计调查的逻辑基础，而不是案例研究的逻辑基础。个案不是统计样本，因此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那么，个案代表性不清楚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高个案研究的外部效度呢？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典型性”不等于“代表性”，典型性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性质（代表性），而是个案集中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的重要特征。[1]

典型性个案一般用于归纳型研究，总结出某种一般结论，即剖析特殊与总结一般。另外，典型性个案还可以用于检验假设，即应用于理论指导性研究，检验理论的外部效度，如检验西方某个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就可以选择中国的相关典型个案进行研究。典型个案的选择逻辑符合类型学的逻辑，其要义在于，在关键的研究维度上关注均值、中位值或众值，即选择的个案与其他同类大部分个案要有极大的相似性，如在“如何打通进不去的三百米”案例研究中，课题组选择的是河涌治理案例中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而在“一个垃圾桶的独白：哪里才是我的安身之处”案例研究中，课题组成员紧跟时政热点，通过走访观察，选取了广州市内几个典型小区，并在其间进行参与式观察，收集案例素材。

与正常时期不同，危机状态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对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提出极高的要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测试城市系统的“承压”能力，暴露一些日常不容易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此外，危机状态下的城市治理涉及诸多方面，且与国家应急管理体制、资源动员体制、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为研究者（学习者）在宏观视野下观察和思考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制构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疾病预防与控制、城市应急物资储备与保障、城市医疗资源配置、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政府公共关系应对、新兴技术手段应用、网格化治理，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关键点。城市是具有特别意义的经济社会单元，城市治理并不简单的是相对于农村的其他地区的治理或者是相对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治理，城市首先是城市，它有着内在于其自身的特点并随之对其治理提出相应的要求。得益于自媒体、传统媒体、社交记录、数据模型、官方文件等各类资料的翔实记录，此次疫情结束以后全社会都将获得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疫情日志，各个相关学科的学者都将从本学科或跨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它也是城市治理与公共管理领域的案例宝库。(www.xing528.com)

在这方面，学界较为典型的研究有R.S.林德和H.M.林德（1929）的《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费孝通（2011）的《江村经济》和贺雪峰（2018）的《村庄类型及其区域分布》。R.S.林德和H.M.林德（1929）研究了当时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市镇，在书中比较全面地描述和阐释了包括居民的谋生、安家、利用闲暇、参加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内容。《江村经济》是费孝通（2011）社区研究的代表作，在书中，费先生细致而深入地刻画了中国东部太湖沿岸一个村庄的整体生活，通过积累“地方类型”，反映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形态。而贺雪峰（2018）在《村庄类型及其区域分布》中则分别从村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社会分化两个维度把中国村庄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所选取的个案都符合典型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