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的指标系统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由此，推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等领域的智慧化应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智慧乡村建设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农业农村信息化试点工程，北京市属于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农业农村大数据、农业电子商务等多个工程的试点。2012年，北京市出台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智慧乡村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基于互联网的思维与技术，以智慧的理念来治理农村，以智慧的方式来发展农村，以智慧的手段来建设农村，对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信息化发展规划》（京政发〔2016〕57号）提出到2020年建设运行200个智慧乡村的建设任务。按照北京市农委、北京市财政局有关文件，智慧乡村建设被列入2015—2016年北京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农业领域重点工作和2018年北京市财政农业改革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预算任务清单。

自2014年启动平谷智慧西柏店村试点以来，北京已建设智慧乡村135家，形成了以丰台“智慧村庄APP”、大兴“区级综合管理平台”、顺义“智慧乡村+物联网+合作社”、延庆“智慧沟域”、密云“智慧村务”、昌平“崔村智慧村镇”、平谷“一村一品+电商”等区域建设模式，涌现出了黄山店村“互联网+乡村休闲旅游”、蔡家洼村“互联网+”农村产业融合、小北关村生态农业智慧园区、智慧西柏店村、八家村益农信息社等典型智慧村模式，逐步改善了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现状，带动了农村产业提质增效，提升了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提高了农民信息化意识与能力，为其他地区发展智慧乡村提供了典范。但与此同时，北京智慧乡村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认识不足、建设目标和路径不清晰、规划与技术标准体系不完善、建设机制不持续等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

目前，现有研究对智慧乡村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一些分析，也对智慧乡村的实践经验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总结。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没有体现乡村振兴等新时代国家战略的发展要求；不能反映新时期相关主体对智慧乡村的建设需求；缺乏针对智慧乡村的系统评价研究，不能满足实践中对智慧乡村评估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开展智慧乡村评估体系研究，以此作为科学衡量智慧乡村建设成效的工具方法，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北京智慧乡村发展提供支撑。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智慧乡村建设现状、成效与需求调研，建立完善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选择典型村庄开展评估测算，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研究成果旨在为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与应用提供方向指导，破解智慧乡村建设内容与路径不清等问题，为提升智慧乡村运行水平和逐步建立考核评估制度提供决策支持与服务，推动信息化引领首都乡村振兴战略格局的形成。

（二）相关概念内涵分析

1.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概念来源于IBM公司于2008年提出的“智慧的地球”理念。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智慧城市引起了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辜胜阻等，2012）。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概念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

（1）技术视角。很多学者较为关注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例如，最早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方案的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改造城市的核心系统，优化有限资源利用的城市。即通过创造一个互联、互通、智能化的城市系统，政策制定者和市民可以从大量数据中洞悉城市活动及其新趋势，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Colin Harrison等（2011）将智慧城市定义为一种充分利用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管理和运作的城市。李德仁等（2011）认为智慧城市是在城市全面数字化基础之上建立的可视化和可量测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简言之为“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

（2）融合视角。很多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只是智慧城市的基础，信息技术与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等主要发展领域实现良好的融合才是智慧城市的核心。例如，Holland（2008）指出智慧城市发展应该从关注城市中人的现实状况（如需求、知识、技能等）和相应的人文资本现状出发，在此基础上，平衡信息技术在商业、政府、社区等领域与城市普通市民之间的应用状况，以及实现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王广斌等（2013）认为技术进步只是实现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前提，如何使技术带给人类更智慧、更美好、可持续的生活，才是智慧城市的核心价值和内涵。许庆瑞等（2012）指出智慧城市是对数字城市、知识城市、生态城市、创造城市的一种整合，是整合了以上几个概念的城市功能并凌驾于其之上的综合体，智慧城市的战略愿景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张小娟（2015）认为智慧城市是以新兴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谋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方向，以信息技术的人工智能和人的智慧为重要手段，通过充分整合城市的各类资源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进而推动城市核心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城市运行发展全面优化的城市，即“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人的智慧”。

（3）动态视角。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智慧城市的自我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例如，Taewoo Nam等（2011）指出，智慧城市不是一个城市“智慧”程度的状态，而是该城市使其自身变得“智慧”的努力。因此，智慧城市的内涵是城市创新，它是城市在技术、管理和政策方面进行的创新而使城市运作变得更加灵活的过程。Raffaele Pe（2011）将智慧城市看作一个跨学科的关于城市新陈代谢的综合性概念，认为智慧城市之所以被称为“智慧”，是因为它具有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能力使城市能够迅速发现它在社会、环境、技术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并通过改进和提升这些环节来激发城市的发展活力。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总体上人们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呈现从狭义到广义、从单纯重视技术层面拓展到城市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2.农业、农村信息化。信息化是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刘世洪，2008）。农业信息化即是指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普遍而系统应用的过程。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农业现代化走向农业信息化，从现代农业走向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装备信息化、农业技术操作全面自动化和农业经营管理信息网络化（梅方权，1998）。

与农业信息化相比，农村信息化的内容更为广泛一些，体现为农村生活和生产全过程，农村经济、科技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信息化（梅方权，2007）。刘世洪（2005）将农村信息化定义为在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通过普遍地采用以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更加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的过程。具体到农村信息化的内容分类，梅方权（2007）认为农村信息化应包括农民生活消费信息化、农村生产管理信息化、农业科学技术信息化、农村经营管理信息化、农村市场流通信息化和农村资源环境信息化等；刘世洪（2008）认为农村信息化包括农村资源环境信息化、农村社会经济信息化、农业生产信息化、农村科技信息化、农村教育信息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信息化和农村管理信息化等多个内容；王素贞等（2014）认为农村信息化应包括农村生活、农村经济、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这四个方面的信息化。

综上所述，农业、农村信息化主要是指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普遍应用。农业信息化体现为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设施、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系统应用。农村信息化则呈现复杂性、综合性、全面性等特点，是信息技术在农村各个领域的综合应用。

3.智慧乡村。智慧乡村的概念由智慧城市延续而来，学者们对其概念内涵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部分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定义。顾彬（2012）将智慧乡村定义为依托智慧城市所拥有的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和知识管理等技术，构建一个农村发展的智慧环境，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模式，提高农村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乡村形态。周广竹（2016）认为智慧农村指依托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农村整体规划和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农村。李先军（2017）认为智慧农村是指利用智能感知、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农村地理信息和人文信息的数据化，并通过信息时代下新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促进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改善、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天仕物联网研究院认为智慧农村是不同于智慧城市的一种新兴概念体，指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它以现在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为技术依托，针对中国农村普遍不发达的现状，为实现农村生活现代化、科技化、智能化的目标，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建立农民自有的智能生活价值体系。^[1]AnnaVisvizi等（2018）认为智慧乡村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先诊断一个问题，然后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它，即问题驱动的，面向解决方案的、务实的研究。综合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智慧乡村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为依托；二是以这些技术与农村生活、生产、管理等多个方面相融合为手段；三是以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等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四是呈现为一种现代化、智能化、创新型的乡村发展形态。

综合来看，智慧乡村的概念由智慧城市延伸而来，是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们都体现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农业信息化侧重于信息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的应用过程，农村信息化主要指信息技术在农村多方面的应用，而智慧乡村则不只包含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强调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决策分析，是人工智能与人的智慧的结合（见表1）。因此，结合相关学者对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的定义，本研究将智慧乡村定义为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在农村产业经营、乡村治理、居民生活、资源环境等领域的智慧化应用，运用“互联网”思维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地区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全面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的创新发展形态。

表1　智慧乡村与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的异同点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1.智慧乡村建设相关研究。智慧乡村的概念由智慧城市延伸而来，现有研究对智慧乡村的实践经验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多总结，而对其评价的研究则较少。

（1）智慧乡村建设实践模式、经验与问题。各地根据自身条件与发展需求，在智慧乡村建设实践中选择了不同的建设重点与内容，并形成了多种智慧乡村实践模式。刘军萍等（2016）、张永军（2013）、王红茹（2018）、罗侠等（2018）分别对北京市西柏店村“美丽智慧乡村”、南京市江宁区、江西省抚州市“智慧医疗”、广西忻城“智慧电商”等实践模式的成效与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促进产业发展、提高农户收入、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稳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对智慧乡村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信息化应用主动性有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完善，缺乏信息化人才；农业农村智慧化成本较高，投入效益提升不明显等。

（2）智慧乡村评价研究。武峰等（2016）参照智慧城市建设的考核指标体系，从智慧体制（规章制度）、智慧网络（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政府）、智慧民众和智慧企业5个方面构建了广州从化智慧乡村建设的“五力模型”，并从这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措施。杨晓娟、韩昌豪等（2018）在研究智慧乡村旅游的评价要素的基础上，从基础设施、管理系统、服务平台和价值核算四个维度建立智慧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目前还没有一个针对智慧乡村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国外方面，2007年，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区域科学中心、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发布了欧洲中等城市智慧城市排名，建立了一系列智慧要素指标衡量典型欧洲中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竞争力。该指标体系包括智慧经济、智慧人、智慧政府、智慧移动性、智慧环境及智慧生活6个一级指标，下设31个二级指标、74个三级指标。指标标准化采用Z变换，指标加总采用算术平均值。IBM则将智慧城市分为城市服务、市民、商业、交通、通信、供水和能源共7个系统，每个系统都从必要条件、管理、智慧的系统和成效4个方面进一步评估。

国内方面，上海浦东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相继发布了“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智慧城市指标体系2.0”，后者是对前者的完善。智慧城市1.0体系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智慧城市信息服务经济发展、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智慧城市市民主观感知等5个维度来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19项二级指标和64项三级指标。智慧城市2.0体系则将三级指标大幅删减至37项，同时一级指标增加了智慧城市软环境建设。王振源、段勇嘉（2014）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8个城市的智慧城市规划纲要及“十二五”规划为依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一套衡量和反映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度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40个。一级指标包括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应用、公共服务应用和公共支撑体系4个。二级指标方面，基础设施包括宽带网络水平和感知网络水平2个；公共管理应用包括电子政务建设、城市安全建设、智慧环保建设和智慧交通建设4个；公共服务应用包括智慧医疗建设、智慧教育建设、智慧社区建设、智慧物流建设4个；公共支撑体系包括制度支撑、人才支撑和资金支撑3个。周骥（2013）将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其中，目标层1个，即智慧城市总指数；准则层5个：驱动力分指数、压力分指数、状态分指数、冲击分指数与响应分指数；指标层37个。

将上述5个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进行汇总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从基础设施、政府管理与服务、信息产业发展、公民及其生活、资源与环境和支撑环境与其他6个方面设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具体见表2。

表2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汇总

续表

资料来源：Giffinge rR、Fertne rC等（2007），http://wenku.it168.com/d_000560879.shtml，浦东政府官网，王振源、段勇嘉（2014），周骥（2013）。

3.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体系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为科学测度信息化发展水平，部分学者对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展开了深入研究。

马晨、李瑾（2018）为实证研究信息化对北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北京信息化水平进行了指标评价。从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和发展效果5个方面设计了一级指标，下设13个二级指标。采取规范化方法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采用德尔菲法反复整理、归纳和统计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打分，赋予各个指标权重。刘世洪（2008）从农村信息化的要素角度构建了关于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基本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7个一级指标和27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农村信息资源水平指标、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指标、农业信息技术应用指标、农业信息产业发展指标、农村信息化人才指标、农村信息化外部环境指标和农村信息消费指标。马明远、秦向阳（2011）根据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原则，在借鉴国内外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同时，结合北京农村信息化工作的地域特色构建了信息化基础设施条件、信息资源、信息化应用和支撑环境4个一级指标、33个二级指标的农村信息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王素贞、张霞等（2014）研究设计的新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指数、农业信息资源指数、农村信息化人力资源指数、农村服务渠道及信息传播指数、农村应用支撑条件指数、业务应用与信息服务指数6个一级指标，下设52个二级指标。荣丽丽（2015）结合山东省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农村信息化政策支持、涉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农村信息人才和农村信息产业发展5个维度，建立了包含21项具体指标的农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标准化采用与标准值的距离，达到或超过标准为1，没有达到标准的采用实际值与标准值的比值。指数加总采用加权平均，权数利用层次分析法获得。李瑾、赵春江等（2011）建立了一套农村信息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信息服务模式的适应性效果。该指标体系包括主客体信息能力、信息服务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服务效益和服务保障5个部分18个二级指标。张显萍、吴自爱（2015）结合理论分析和专家访谈，从农业信息化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运行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了农业信息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3个一级指标下设9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王双（2015）为衡量和描述我国都市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水平，从都市农业信息基础建设、都市农业信息资源、都市农业信息技术应用、都市农业信息产业发展、都市农业信息人才培养、都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都市农业信息产出效益等6个方面23个指标确立都市农业信息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将上述指标体系汇总发现，现有研究对信息化的评价主要从信息资源、基础设施、产业技术与发展、信息化人才与人力资源、应用与消费、服务渠道与信息传播、支撑与环境和发展效果8个方面展开（具体见表3）。

表3　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汇总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马晨、李瑾（2018），刘世洪（2008），马明远、秦向阳（2011），王素贞、张霞等（2014），荣丽丽（2015），李瑾、赵春江等（2011），张显萍、吴自爱（2015），王双（2015）。

4.相关研究评价与借鉴。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智慧城市、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等方面的评价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地智慧乡村的实践多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模式，包括智慧电商、智慧医疗、美丽智慧乡村等。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都通过建立多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智慧城市，这与智慧城市内涵的多重性特征相一致。具体评价时，各评价主体因评价目标和评价对象的差异性在选择评价指标时各有侧重点，欧盟和IBM对于智慧城市的评价更侧重于应用效果指标，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进，而国内对于智慧城市的评价更侧重于现状指标，如基础设施、公共平台等硬件条件的改善。对于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的评价主要从支撑与环境、基础设施、应用消费、资源、产业发展、渠道、发展效果等多个方面展开。智慧乡村与智慧城市、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综合而言，学者们对智慧乡村相关概念内涵、智慧城市和信息化相关评价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但对智慧乡村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现有研究没有体现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发展要求；不能反映新时期相关主体对智慧乡村的建设需求；缺乏针对智慧乡村的系统评价研究，不能满足实践中对智慧乡村评估的需求。因此，本研究结合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发展要求，在对北京智慧乡村建设现状、成效与需求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的效果进行评价。

（四）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1.研究目标。本研究的总目标是针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制定出科学合理、可操作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水平进行应用评价。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分目标：

第一，总结出北京智慧乡村建设现状、模式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概括出国内典型的智慧乡村建设模式的内涵与建设效果，及其对北京智慧乡村建设的启示。第三，构建出北京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并制定出评价方法。第四，利用制定的指标体系对北京智慧乡村建设效果进行应用评价。

2.研究内容。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设计了以下6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现状与建设模式。基于首都135家智慧乡村的抽样调研与典型调研，总结北京智慧乡村建设历史与现状，对不同模式的智慧乡村建设进行分析，主要包括：①北京智慧乡村建设现状；②北京智慧乡村建设模式；③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国内典型智慧乡村建设模式分析。结合外埠智慧乡村的调研，对国内智慧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与典型模式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对建立完善北京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经验启示。主要包括：①海南模式；②贵州模式；③湖南模式；④对北京智慧乡村建设的启示。

（3）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设计。参考国内外研究进展，结合京郊智慧乡村建设现状、需求调研与国内典型模式比较，根据首都乡村振兴发展要求，提出适应新时代智慧乡村发展阶段特点的京郊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与相应的评估方案。主要包括：①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定义；②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③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构建；④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4）基于典型村庄的北京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应用评价。基于代表性智慧村的调研，对设计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应用评价和修订完善。主要包括：①问卷设计与样本选择；②总指数测算结果；③分类指数分析。

（5）结论与对策建议。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首都智慧乡村发展的工作机制与对策建议。

（五）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旨在对国内外相关方法、理论、成果进行概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以此宏观把握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最新进展，提出本研究的理论范畴、研究假设与创新点。

（2）案例分析法。采用深度访谈、档案文件、现场观察、二手资料查询等渠道进行数据收集，以不同建设模式（如智慧农园、智慧村务、综合平台、村民移动生活、益农信息社等）的智慧村作为案例，通过典型案例的“解剖麻雀”，发现案例背后的普遍规律。

（3）综合指数法。将智慧乡村建设分为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分为若干个元素。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智能设施、应用基础、惠民服务、精准治理、产业经营、社会反响和特色指标九个方面。基于综合指数合成法对综合水平进行评价，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SC为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综合指数的数值，n是北京市智慧乡村指标体系指数的类别数量，Wi为第i类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采用等值权重。Pi为第i类指数的值。

（4）问卷调研与访谈法。综合采用问卷调研、座谈访问、深度访谈等形式，对评估指标体系数据进行采集，旨在对评估指标体系进行效果评价的测算，以及建设运行现状的分析。

座谈与深度访谈。在已开展智慧乡村建设的村庄中根据不同建设内容（基础设施、生产经营、乡村治理、公共服务……）选取典型村庄开展深度访谈。每种模式选取2—3个村庄展开调研。根据对应的模式选择调研对象，主要包括所在区和镇智慧乡村项目负责人员、村委会、信息员、智慧乡村建设运营合作企业、村民代表、经营主体代表等。

问卷调研。对开展智慧乡村建设的典型村庄进行问卷调研，旨在对已建评估指标体系进行数据分析与调整修订。

2.技术路线。

图1　技术路线图

二、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现状与建设模式

（一）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现状

1.政府支撑力度持续增强。自2014年启动平谷区西柏店智慧乡村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经历了“起步探索—示范引领—全面推广—快速发展”四个阶段，建设目标更加明确，领导管理机制逐步完善，资金来源多样化，政府支撑力度持续增强，为智慧乡村创新升级提供了保障。

（1）顶层设计。2015年，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发布了《北京智慧乡村建设指南（试行）》，提出了全市智慧乡村的建设目标与建设指标，以指导全市智慧乡村建设。各区积极贯彻执行并出台相关规划、实施方案和办法。海淀区率先编制完成全区三年（2016—2018年）智慧乡村顶层设计，提出智慧乡村建设总体目标、建设内容及实施路线，将智慧乡村列入全区“智慧海淀”建设中，作为“智慧海淀”在农村地区的延伸，为智慧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丰台区制定了《丰台区“智慧乡村”试点建设验收办法》。顺义区制定了《2015年顺义区智慧乡村建设项目总体方案》。

（2）组织机制。明确了由市农委牵头，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负责整体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的领导机制；建立了市区间、区直属部门间、区镇村之间以及项目各方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定期开展研讨、交流与培训，进行阶段性检查、汇总和经验总结，并及时了解、沟通，加强统筹、技术服务的工作常态。

（3）资金保障。形成了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自筹为辅，积极吸引社会公益资金投入的多方联动资金保障机制。2015—2016年，智慧乡村建设连续两年被列入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农业领域年度重点工作，2018年列入市财政农业改革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预算任务清单。

（4）宣传推广。2015年，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开通了北京“智慧乡村”微博“、乡慧”微信公众号，开设了“知·乡村妙”“慧·乡村事”“话·乡村游”三个栏目，搭建了“软文+活动+微店+虚拟漫游+在线交流”宣传平台，对智慧村的优质资源、特色农品、地理风貌等进行宣传，有效促进了北京智慧村休闲采摘、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的快速发展。2018年，微博发布博文395篇，粉丝2691人；“乡慧”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145篇，粉丝3236人。

2.示范引领与整体推进有序进行。按照《北京智慧乡村建设指南（试行）》的要求，2015—2017年，北京智慧乡村建设全面开花，一方面通过打造市级示范点、样板村，为智慧乡村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与模式，引领智慧乡村整体建设；另一方面，各区因地制宜，与本区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依据村庄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将智慧乡村建设与农业农村部信息进村入户、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电网改造等工作统筹推进，以减少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建设。示范引领与整体推进的有序进行，有效推进了智慧乡村建设。

（1）打造了10多个智慧乡村市级试点示范村。在平谷区西柏店村“美丽智慧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陆续从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昌平区、怀柔区、密云区等开展市级智慧乡村试点示范建设，涌现出了以平谷区西柏店村、房山区黄山店村、门头沟区涧沟村、昌平区八家村等一批典型试点示范村。

（2）建设完成135个智慧村。截至2017年年底，已基本建设完成135个智慧乡村，覆盖了全市13个区。2018年计划建设74个村（见图2）。

图2　2015—2018年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数量统计

3.建设内容丰富。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重点围绕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经营、乡村治理、村庄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展开。各智慧村建设或是立足于单一领域重点加强完善，或是统筹各方资源，覆盖多个层次、领域，涌现出多种典型建设模式。由图3可知，整体来看围绕生产经营开展智慧乡村建设的智慧村最多，而围绕公共服务建设的相对较少。从各区来看，立足于单一领域重点进行建设的有顺义区、朝阳区、通州区和海淀区。顺义区和朝阳区智慧乡村建设重点在生产经营方面，通州区则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方面，海淀区则是注重乡村治理。延庆区、房山区、昌平区等区智慧乡村建设覆盖多个层次、领域，其中房山区和昌平区建设数量较少，但是内容全面，将基础设施、生产经营、乡村治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均纳入建设内容（具体见表4）。

图3　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内容统计

注：顺义区有7个村将2017年和2018年智慧乡村合并建设，截至2018年6月建设内容还未确定，因此有建设内容统计的智慧乡村有128个。

表4　北京市各区智慧乡村建设内容统计表　单位：个

注：顺义区有7个村将2017年和2018年智慧乡村合并建设，截至2018年6月建设内容还未确定，因此有建设内容统计的智慧乡村有128个。

4.建设成效逐渐显现。随着智慧乡村建设工作的推进，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在改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现状、带动农村产业提质增效、提升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提高农民信息化意识和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成效已初步得以显现。

（1）涌现出多种典型建设模式。各区在智慧乡村建设实践中，涌现出多种典型建设模式。大兴区建设了区级综合管理平台，18个村整体推进，实现了特色资源、民俗旅游、村务管理、农特售卖、社区服务和乡土文化推介的信息化管理，尤其是通过微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宣传推广，拓宽了西瓜、葡萄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房山区将智慧乡村和智慧农场建设项目整体打包，促进了村级产业的提升和快速转型发展。密云区通过智慧村务管理、完善居民服务等民生信息化建设，拓宽了乡村宣传渠道。延庆区充分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全面打造涉及4个乡镇9个行政村的“百里山水画廊”和“四季花海”智慧沟域建设。顺义区以“智慧乡村+物联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形式推进果蔬、花卉产业发展（具体见表5）。

表5　北京市各区智慧乡村建设典型模式总结

（2）夯实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在智慧乡村建设推进中，各区通过增强宽带接入，加设摄像头、村域广播等方式，扩大了生活区、村委会办公区、重点企业园区、重要交通枢纽、重点旅游景区等主要公共场所的Wi-Fi覆盖面，为改善村内治安管理，村民生活服务，以及企业生产运营、市民休闲旅游提供了便利。部分村庄甚至实现了村域无线网络全覆盖。如平谷区西柏店村，门头沟区涧沟村、法城村，密云区蔡家洼村、水漳村、蔡家洼村，大兴区半壁店村。部分村通过搭建办公辅助硬件系统，实现了不同机构直接、立体化的沟通交流和协同办公，推动政府工作模式转变和机制创新。如丰台区在王佐镇建设了政务视频会议系统，在卢沟桥乡建设了LED大屏幕系统、指挥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及城指平台应用系统，实现了服务中心和各中心村数据应用向可视化、立体化的多媒体应用转变。

（3）提升了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各村结合自身工作需求，借助信息技术加强村庄党建、村务管理、公共服务等，推动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现代化、便利化、精细化发展，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促进了农村“三务公开”，提升了村庄事务的管理效率和村民的生活质量。典型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多媒体手段建立区级综合管理平台或智慧社区APP等，将党建、办公、社区服务等功能集于一体，为社区/村域居民提供综合性服务。昌平区、平谷区还将农业农村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作为智慧乡村建设的延续，提升了标准益农信息社服务内容和服务效果（具体见表6）。

表6　北京市各区智慧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信息化典型总结

（4）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①生产智能化。智慧村把“互联网+生产”作为农业发展和转型的切入点，通过物联网环境监测、视频监测、数据分析决策和控制等手段，实现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提升。如顺义区6个村通过“智慧乡村+物联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方式开展生产经营型智慧乡村建设项目，北郎中村蝴蝶兰反季节培育成功率提高到95%，实现每季度都有鲜花上市。通过新媒体可视化手段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有效对接。如房山区周庄村北京慧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发“掌上农场”，生产者可以直观看到特菜、食用花卉生产的即时数据图像，方便生产管控、宣传与营销洽谈。通过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如平谷区北店村、东高村、南张岱村围绕村原有的果品、蔬菜、民俗旅游等传统产业特色，依托村内产销专业合作社，开展智慧乡村建设，实现“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带动周边农户，扩大标准化基地范围，做到利用信息化建设，推动产业发展升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②经营管理智慧化。各区（村）积极探索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农村电商模式，并注重挖掘特色农产品、文化旅游资源等，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不仅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提升了农村风貌的宣传推介力度，通过线上互动体验吸引了更多消费者，有效改善了农村环境闭塞、人力不足的短板，提升了乡村营销能力与服务水平。如平谷区西营村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便民服务站”，为村民提供代买代卖代收服务。大兴区巴园子、潘铁营等4个村开通村庄微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民俗旅游宣传推广和特色农产品微销售，提高村庄知名度，拓展西瓜、葡萄等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怀柔区北沟村建设了全村综合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将村内15家餐厅、农家院、商店在平台上集中，涉及400个菜品、1000个产品，为游客提供旅游、农产品和餐饮等资讯、订购等服务，促进了乡村旅游业发展，带动了特色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同时提升了民俗接待户和商户的商业效率和业务能力。而延庆区通过搭建智慧沟域门户平台、智慧沟域休闲农业020电商平台、智慧沟域旅游微信平台及软件平台、智慧沟域精细化管理平台，每个平台具有独立的主题功能，系统间又可通过数据调用接口相互融合，从而打造了乡村信息资源集聚中心和应用门户，推动资源在线共享、交换与消费，提高乡村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促进业务协同。

③农产品质量安全化。在“互联网+产业”建设中，各智慧村通过安装智能装备，应用物联网、种植履历、安全追溯等技术，建立了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系统，增强了食品安全监管力度。顺义区在部分园区安装物联网环境监控设备，利用传感器等设备采集农业环境数据和作物生长数据；建设农产品追溯系统，建立农业生产管理流程、果品溯源数据库，使用二维码溯源标识，搭建二维码溯源管理系统，保障了食品安全，增加了用户黏性，提升了农产品的品牌价值。

④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升。在经济效益方面，智慧乡村建设有效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水平。房山区黄山店村以“智慧乡村+休闲旅游”形式，促进了村级产业向休闲农业旅游的转型发展。2016年“五一”假日期间，游客数量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京西幽岚山公众微信平台仅3—6月图文浏览次数由年初的605次上升到9262次，民俗院在红叶节来临前已全部预订完成，价格上涨近1倍。2017年黄山店村经济总收入较上年增长61.96%，2015年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顺义区北郎中村鲜切菊网上销售占80%，蝴蝶兰反季节培育成功率提高到95%。昌平区八家村提供公益性服务3846件，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211万元，给村民开展智能手机、微信使用等服务375场次，帮助村民解决智能手机、电脑、简单电线故障维修4590人次。平谷区西柏店村通过实施“美丽智慧西柏店”工程，全村菊花温室亩产量达1000公斤，年销售收入提升至400余万元。2015年菊花节期间，民俗接待增收100万元，户均增收5万元；2016年，新增菊花种植户28户，菊花节期间全村民俗接待人数达3万人。

在社会效益方面，智慧乡村建设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务院原农业部领导先后到西柏店村调研，对美丽智慧乡村的建设内容和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模式

自北京市2014年启动平谷智慧西柏店村试点以来，各郊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结合自身信息化建设基础与产业现状，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智慧乡村建设模式。为进一步总结北京智慧乡村建设模式，课题组采取典型调研方式，赴北京大兴区、海淀区、怀柔区、门头沟区、顺义区5区10村和基地（见表7）开展了深度访谈，总结出了智慧治理、智慧生产、智慧旅游、智慧生活等四类建设模式。

表7　北京市智慧乡村典型调研对象

注：因调研中发现，海淀小营村已基本城镇化，本研究不将其作为典型的智慧乡村建设进行分析。

1.智慧乡村治理。

（1）模式内涵。“智慧治理”是指，以健全村内信息化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媒体、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乡村的村务治理、党建治理、环境治理、服务治理等乡村治理智慧化的全新乡村形态，是推动乡村德治、法治、自治“三治一体”的重要手段，是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工具社会化、治理技术智慧化、治理流程便捷化等特点（见图4）。

图4　智慧治理建设模式

（2）模式应用。“智慧治理”模式在北京郊区各区的智慧乡村建设中均有应用，其中基层党建、“三资”管理、治安管理、村务公开、人口信息采集、计划生育服务、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等建设内容基本实现信息化管理。其中，村务管理信息化系统基本以使用市级系统和区级系统为主。在村民自治方面，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已成为村民参与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环境治理方面，部分村庄实现了基于业务系统的信息化管理、自动化信息采集与智能化预警，但总体够说环境治理的信息化仍是智慧治理的薄弱环节。

（3）典型案例：门头沟区陈家庄村。陈家庄位于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村域面积6750.7亩，常住人口500多人。村庄耕地较少，主要用于自产自销，村民收入主要来自村集体工作、外出打工、养老金、退休金和村集体分红等。村庄有低收入家庭4户，2017年开展低收入项目，成立了合作社，4个低收入户养殖药用蚯蚓。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搭建两委与村民之间信息化沟通桥梁，逐步建成新时代乡村便民服务体系，2018年5月，陈家庄村启动了智慧乡村项目建设，建设投入26万元。截至2018年11月底，陈家庄村已探索出以公共区域免费Wi-Fi为基础，以基层党建平台化、村务公开社交化、环境治理电子化、公共服务共享化、乡村德治网络化、治理资源数据化为建设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为其他乡村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决策、公共服务、社会监管以及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典范。

①信息化基础设施。截至2018年11月底，陈家庄村共建立了7个Wi-Fi点位覆盖，村庄主要区域Wi-Fi覆盖面积占到95%。

②治安管理。村庄治安视频监控已覆盖村庄主要道路和村委会等重点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43个，全部可以正常使用。安保监控系统可以实现村域24小时的全程监控，主要用于村庄安保，提高了村域的安全防护等级。

③村务管理与公共服务。在村务管理方面，陈家庄村依托守朴科技开发的“晓村务”微信小程序，基本实现村务公开、基层党建、信息共享、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等领域的信息化、社交化。“晓村务”共设计基层党建、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三大板块，首页对公告信息、政策文件、“大家说”等栏目实现实时更新，其中“大家说”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可方便村民发布乡村美景、拼车顺带、地方特产、找份活等资讯，为乡村信息共享与交流提供展示窗口。在基层党建板块，设置了“两学一做”“三会一课”等内容，为党员学习和管理提供了在线平台；在公共服务板块，为村民提供社保、医疗、教育等办事指南，为村民提供就业招聘信息等；在乡村治理板块，提供环境治理、“四议两公开”、“三务公开”等内容，其中作为陈家庄的创新，基于微信的环境自治模式，即村庄垃圾清理分为不同的片区，每个片区负责人清理后拍照上传，村委可以借此监督，提高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水平，开启了京郊环境多元治理信息化的首批实践。

④村庄档案管理。陈家庄村通过信息化电子档案，对乡村的人口、住房管理信息进行电子化平台管理，解决了过去利用电子表格的增删烦琐、查询不便等问题。

⑤村庄德治信息化。为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陈家庄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德治建设的要求，积极利用村务管理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建立一套德治建设与智慧乡村相结合的乡村德治积分管理方案，按照“每次登录获得5积分，每在‘大家说’上发布一条与陈家庄文明二十条相符的记录获得5积分，根据积分排名情况对村民进行奖励”的方式，开创了北京乡村德治信息化的历史先河，促进了陈家庄村德治建设。

2.智慧乡村生产。

（1）模式内涵。“智慧生产模式”是指以信息与知识为核心要素，以农业生产（大田种植、设施园艺、设施水产、设施养殖）为载体，以农业信息感知与获取技术为基础，按照工业发展理念，通过农业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与京郊特色农业生产全过程、全要素相融合，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定量决策、智能控制、精准投入、个性化服务的全新农业生产方式，是促进农业向“机器替代人力”“电脑替代人脑”“自主可控替代技术进口”三大转变的主要模式，是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效能、效益具有前沿引领作用。具有信息感知自动化、生产过程智能化、生产流程标准化、农业经营信息化、农机装备在线化等特点（见图5）。

图5　智慧生产建设模式

（2）模式应用。“智慧生产”模式多见于具有一定规模、较高附加值的设施园艺（如花卉、草莓、果菜等）（种植面积≥200亩）、设施养殖小区（奶牛养殖、蛋鸡养殖）（奶牛存栏≥100头，生猪出栏≥500头，蛋鸡存栏≥20000羽，肉鸡出栏≥50000羽）、基地与休闲园区，如房山琉璃河镇周庄村慧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菊花种植基地、顺义区北郎中花卉中心、绿兴特食用菌合作社，延庆区唐家堡村设施葡萄园、小丰营村绿菜园等（因北京目前正对畜禽养殖场进行腾退处理，故研究中未对智慧养殖领域的主要做法进行调查分析）。

（3）典型案例1：顺义区绿兴特食用菌合作社。绿兴特食用菌合作社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金103万元，是一个区级合作社，拥有社员40—50户，经营范围包括种植、销售食用菌、蔬菜、果品和技术开发、咨询与服务，共有日光温室20栋。自2015年以来，合作社与北京奥科美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合作社生产、管理等多个环节广泛应用了物联网、自动化控制、视频监控等信息技术，形成了以“在线化感知、智能化生产控制、精准化决策”的“智慧生产”模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①在线化感知。主要体现在环境信息感知方面，目前合作社在20个大棚采用标准化物联网感知设备建设，即每栋温室均配置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土壤温度、土壤水分、空气二氧化碳六合一环境传感器1套。与此同时，合作社每栋日光温室均安装有32万像素、支持100米红外摄像的视频监控球形摄像机1台，用于温室生产区24小时的视频监控。进一步将采集的数据通过短距离433MHz和GRPS无线通信方式上传至农场云（奥科美平台）监控平台（由3位村干部负责）。

②智能化生产控制。主要体现在通过传感器的实时在线化信息感知，依托风机—湿帘降温系统和微喷加湿系统，实现温室的通风、降温、微喷等设施远程自动控制。与此同时，依托奥科美义田农场管理平台的订单经营大数据分析实现生产的精准排产。

③精准化决策。依托物联网中控中心的实时视频、监测数据、分析图表等，通过远程专家指导以及模型匹配等，对种植作物的病虫害、成熟度进行预警或提示，进一步对农产基地进行及时的监控及调度，为农业种植提供及时性、科学性建议指导。

④建设成效。应用信息化装备后，园区所用人工从之前的11人减至6人，节约人工成本效果显著。

（4）案例2：顺义区北郎中村设施花卉。北郎中村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现有常住人口4000人左右，农业人口1646人。村内主营种猪养殖、花卉种植、商品猪屠宰、面粉加工、观光休闲农业等。2017年，北郎中村实现产值7.8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万元。其中北郎中村花木中心作为北京市第一批智慧乡村试点，其主要做法如下：

①建设北郎中物联网监控平台。在花卉公司和果品产销中心高档智能温室安装物联网监控系统、智能警务视频监控系统、二维码产品溯源系统和移动应用APP，以及水肥一体化、温湿度、光照自动化控制技术，利用物联网技术和应用信息管理系统来切实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体系。

②电子商务。与荷兰黛丽芙菊花育种有限公司和二十四（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组建了智能化花卉物流配送中心，整合国内、国际优质花卉资源，面向国内国际市场，搭建网络销售平台，打造北郎中鲜切菊品牌，运行能力良好。除了24小时鲜花在线，企业还通过微商、京东等第三方平台自建网店等方式进行网络宣传和销售。

③建设成效。通过发展电子商务，集团销售量增加显著。北郎中食品配送公司在阿里巴巴网站开设了首家网店，销售黑小麦全粉、挂面、杂粮、禽蛋、彩色糯玉米、薯脯等，通过网络宣传，销售额每年成倍增长；北郎中花木中心通过网络宣传，每年花卉销售量的增长率都超过30%；北郎中面粉厂在淘宝网、我买网、乐康网等网站销售有机面粉、有机黑小麦全粉、有机玉米渣面等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湖南、山东、辽宁、浙江等省市。目前鲜切菊全部采用网络销售。总体上花卉网络销售占80%左右，农产品网络销售占40%—50%。

3.智慧乡村生活。

（1）模式内涵。“智慧生活”乡村建设模式是指以满足村民生活信息服务需求为导向，以促进乡村生活便捷化、智慧化、普惠化为主线，以推动村民生活富裕、普惠便捷与乡风文明为目标，综合运用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媒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大数据、多媒体、数字影院、数字图书馆、益农信息社/信息服务站、养老驿站等技术手段与平台，通过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信息服务等路径在乡村益民健康养老、科教文卫等领域实现乡村生活普惠便捷的智慧乡村建设模式，尤以信息进村入户试点村、城镇化水平较高以及村民信息化意识较强的近郊村庄为主。具有基础设施信息化、村民交流社交化、日常生活便捷化、信息服务共享化、村民自治主动化等特点。

图6　智慧生活建设模式

（2）模式应用。“智慧乡村生活”模式的部分环节广泛应用于郊区智慧乡村建设当中，尤其在便民生活服务方面，大多数智慧乡村建设内容均有涉及。如丰台区槐房村结合居民上楼等情况，建立了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一站式的乡村社区服务平台；大兴区东辛屯村构建了智能广播系统，实现语音留痕、分区广播、定时广播等智能广播功能，有效提升了信息传播能力；大兴区赤鲁村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用餐、健康体检、康复咨询等服务，实现了“老有所依”；大兴区赵庄子村通过建设一站式服务大厅、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活动中心、社区菜园、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等社区服务设施与机构，探索出具有郊区典范的农村社区化建设模式；昌平区八家村作为信息进村入户试点乡村，依托益农信息社以及“智慧八家村”电视云服务平台，为村民提供便捷的生产生活信息服务，以实现“村民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其中大兴区在此领域走在全市前列，通过整合12316、农技通、移动农网以及政民通等资源，搭建了惠民村级信息服务站（平台），实现年提供农业信息咨询服务9000余人次，年发送农业科技类和天气预警类等短信共300余万条，以及为全区135名全科农技员植保农药等十个模块提供农业技术信息，实现了信息化向生产、经营、决策、惠民服务等领域延伸。

（3）典型案例：大兴区赵庄子村。赵庄子村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东侧，村域面积2185亩，村庄面积193亩，本村现有户籍人口409人，农业人口321人；村内党员17人，社区工作人员共计30人，其中村两委成员4人。村民收入主要来自平原造林的土地流转收入以及外出务工收入。自2013年以来，村庄一直在探索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新模式，2016年被评为智慧乡村建设试点以来，进一步结合信息化手段，探索形成了“室外无线AP+无线广播+义工服务+社区综合治理与服务”的智慧乡村生活建设模式，推动了乡村治理的“三治合一”，提高了村庄凝聚力，丰富了村民生活、促进了村民富裕。其主要做法是：

①智能化基础设施助推信息传播能力提升。一是布局室外无线AP系统，基本实现村域内重点区域与主要活动场所无线全覆盖，为村民提供便捷的上网服务；二是建立无线广播中心，在村内每家每户安装室内音柱，实现语音留痕、分区广播、定时广播，推动应急信息传播的实时化；三是安保监控系统，村庄主要道路和路口安装了14个监控摄像头，同时安排专职人员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确保了村内治安管理的及时性、有效性以及智慧性；四是LED屏显示系统，为村民准确、快速地了解村务、环境等信息提供便捷渠道。

②智能化菜园监管助推村和谐淳朴人文美。依托村全面义工制度，为进一步提升村庄菜园义工监管效率，赵庄子村建立了村庄菜园打卡系统，将其与菜园、超市相关事宜结合起来，依托指纹识别系统记录出工时间，实现村庄菜园义工的自动化监管，大大提高了园区管理水平，提升了本村参与菜园义工的积极性与村庄凝聚力，营造了村民“共劳动、共产出、共享用”的“和谐淳朴人文美”的氛围。

③社会化网络媒体助推村内信息交流共享。依托社工事务所，一方面通过定期开展微信学习小组，帮助村民提高计算机、手机应用技能；另一方面采用统一讲解、一对一指导以及微信学习群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信息交流。目前80%以上的村民掌握了智能手机和微信使用方法，应用微信等实现村内生产生活信息共享已成为主要渠道。

④益农综合服务站助推村民生活普惠便捷。村内自发组织建立了益农一站式服务大厅，面积200平方米，服务窗口设置分为外来人口管理、人口计生、水电费出售、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部门，社区便民服务均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实现了村民日常生活服务“不出村”。此外，采取社工方式，配置幼儿园与老年活动中心，为一老一小提供便捷服务，实现智慧帮扶。

4.智慧乡村旅游。

（1）模式内涵。“智慧乡村旅游”乡村建设模式是指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基础设施信息化为基础支撑，通过构建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互联网化为核心，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宣传推介与营销渠道电商化为主线的产业支撑体系，进一步为乡村治理与村民生活提供产业发展支撑的智慧乡村建设模式。其中，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智慧化建设过程中，主要通过将互联网手段融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设计、研发、生产、融资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技术、云资源和大数据分析，改造和创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生产模式、经营方式、营销渠道和融资模式，进而融合带动智能农业、精准农业、智慧旅游、农村电商、移动支付，形成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并向发展的美丽智慧乡村建设格局，进一步推动实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建设成为集智慧生产、智慧经营与智慧管理于一体的新型农村产业形态。这种模式具有增强用户体验、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宣介与服务方式多样化等特点。

（2）模式应用。“智慧乡村旅游”模式多见于具有较强旅游资源优势的民俗村、休闲园区，尤其以门头沟、怀柔、密云、平谷等远郊区以及具有休闲农业优势的近郊农业园区较为常见，也是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模式。如平谷区西柏店村，怀柔区下坊村、青石岭村、北宅村，房山区黄山店村，密云区蔡家洼村，门头沟区水峪嘴村，通州区葡萄大观园、碧海园，大兴区东兴屯村等均是较为常见的智慧乡村旅游模式。在应用领域，北京智慧乡村旅游模式多以“微信公众号推介+电商营销+园区信息化+移动支付”为主要建设内容。如北京的300多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主体创建了微信公众号，直接关注人数超过1000万人。在移动支付方面，借力支付宝、手机银行、微信支付、电子优惠券等移动支付手段的便利性，京郊休闲旅游园区逐渐启动了刷卡支付等金融服务，目前由市农委支持和引导的“凤凰乡村游、体验新农村”活动已在郊区广泛普及，2007—2014年活动已引领近5000万人次，消费超过100亿元。

图7　智慧乡村旅游建设模式

（3）典型案例：怀柔区下坊村与青石岭村。青石岭村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距离怀柔城区50公里，以民俗旅游为主导特色产业，共有民俗户50户，实际经营30户。2017年总收入453万元，其中民俗旅游97万元，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4890元。宝山镇下坊村位于怀柔西北部，著名的天河川沟域经济距怀柔城区78.5公里，以民宿旅游业、“白河鱼宴”特色餐饮与“滕氏布糊画”加工为主，现有民俗接待户35家，参与布糊画制作20余人，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万元。2016—2017年度，青石岭村与下坊村分别获得市财政转移支付27.7万元、49.7万元用于智慧乡村建设。自开展智慧乡村建设以来，两村围绕当地特色旅游优势资源，在巩固提升村无线Wi-Fi、视频监控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基础上，通过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进行互联网化开发提升，结合通过电商平台、智慧乡村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推介，进一步开通移动支付，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消费环境。

①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下坊村与青石岭村十分重视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游客体验价值。两个村均实现了公共区域、消费区域的Wi-Fi全覆盖，为游客提供基于二维码扫描链接的智能化Wi-Fi服务。两村均在村环线和重要节点设置高清视频监控，青石岭村建设了15个枪型监控摄像头、2个球形监控摄像头，下坊村安装了15个视频监控摄像头、2个车流量监控摄像头。其中下坊村的车流量监控摄像头可实现网络在线监控与远程控制调度。此外，为进一步提升村内生态环境水平，为旅客营造安全舒适、生态宜居的民宿环境，下坊村还花费12万元建立了室外环境监测站。对水质、PM2.5、负氧离子、风速、风向、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度、降雨量等环境信息进行实时监测，通过网站、显示屏等对外窗口展示，为游客提供透明的信息。

②民俗旅游网上宣传推介。两村分别建立了游客微信公众号“青石岭旅游村”“下坊旅游村”，游客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村庄基本情况、景区概况与村内特色产品。其中，在景区概况展示方面，应用360全景、航拍等多种技术展现村容村貌、民俗资源与关键旅游节点等。青石岭村还建立了民俗户群，用于民俗户之间的市场信息交流共享。同时，微信公众号还提供网上商城功能，为游客提供景区在线订购与景区特色产品在线购买等便捷服务。

③电子商务与移动支付。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依托微商平台，两村主要采用移动支付与结算方式，即对游客消费订金、结算等均采用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方式进行。

④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村务管理与村民服务平台。在村务管理方面，两村均建立了面向村民的村务管理微信平台、微信群、企业微信公众号，村民可通过微信平台开展乡村自治，推动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其中下坊村将建立的企业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怀柔区宝山镇下坊村经济合作社”作为村务管理微信平台，面向村民，提供村务动态（三公开）、在线服务、便民服务、村务数据管理服务及生活商业服务。

（三）主要问题

1.智慧乡村建设统筹协调不足。智慧乡村建设涉及多个领域，需要多部门协调合作。作为基层组织，村两委承担了人口、计生、民政、新农合、新农保、治安综治等多种基础管理工作，对应于多个管理部门。各管理部门都会下派相关管理工作，不少部门要求通过自身系统进行数据报送，但这些系统间又相互独立，无法共享信息，导致数据重复采集、录入，增加了额外的工作。目前智慧乡村建设大多以村为单位，对于一些基础公共服务，例如社保、医疗、教育、交通等的信息化、智慧化不是一个村庄可以完成的，而这些对于农村居民生活智慧化又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从区或者全市的层面，对各部门进行协调统筹。目前，为促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和乡村发展，北京市实施了一系列相关项目工程，除了“智慧乡村”，还包括“美丽乡村”“信息进村入户”“智慧农园”等。不同项目各有侧重点，但都有涉及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部分，容易交叉重合，例如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和智慧乡村建设都涉及对村民生活信息化服务等内容，在实际建设中易产生重复建设和彼此间不匹配等问题，从而影响建设效果，也造成资源浪费。智慧乡村建设涉及村务管理、环境治理、村民生活、产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涉及村庄的方方面面，需要整体布局规划，虽然很多村庄都已经意识到村庄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大多数村庄仍局限于项目建设，未从村庄整体发展角度对村庄信息化建设进行规划设计，缺乏计划性。因此，未来在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部门之间、项目之间、村庄整体发展的统筹协调，促进智慧乡村全面、协调、高效发展。

2.信息化基础设施仍显薄弱。高速畅通、覆盖广泛、质优价廉、服务便捷的网络基础设施是智慧乡村发展的基础，而目前部分村庄仍存在4G网络和Wi-Fi覆盖不足、带宽不够、信号不稳定等问题，给村民生活、生产带来极大不便，直接影响了村民日常生活工作的智慧化应用，严重制约了信息化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推广与普及。实地调研中，赵庄子村、北郎中村、陈家庄等村庄均表示存在4G网络信号不好的问题，给村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是在生产区域。青石岭村、太子墓村等村则面临村庄网络带宽不够或覆盖较少，无法满足村民、游客及生产经营者的需要。陈家庄村Wi-Fi已经基本覆盖村民生活主要区域，给村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仍存在网络速度较慢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网络设施建设，扩大网络覆盖区域，促进网络提速降费，改善网络信号，为乡村生产、生活、治理提供更加便捷、快速的网络基础条件，以夯实乡村智慧化发展的基础。

3.信息化人才普遍缺乏。北京市作为全国人才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各行业中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但信息化人才缺乏却是目前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与应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信息化人才缺乏影响了很多信息化设施设备的运维，造成资源浪费、信息更新不及时、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智慧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很多村庄老龄化严重，智慧乡村项目建设完成后，普遍缺乏年轻专业人才负责信息化设施的日常运维。绿兴特食用菌合作社建立了微信商城，但因为缺乏电商专业人才，农户应用电商能力不足，目前微信商城处于闲置状态。合作社装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可根据设定的温度、湿度阈值，自动开启和关闭通风和微喷，实现完全自动化，但在应用过程中，由于应用环境的复杂性和员工的信息化专业知识不足，合作社不能自行解决系统出现的问题，后改为手动操作。青石岭村也由于缺乏信息化人才，建立的村务管理平台因不会用而闲置。因此，需要探索信息化人才培育与引进机制，通过对村庄年轻人进行培训、定向招生、鼓励村庄人才返乡、引进信息化专业人才、设置信息员岗位津贴等方式，加大人才培育与引进力度，为智慧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4.居民信息化意识和应用能力较弱。与城市居民相比，北京市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明显偏低，而且随着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多数村庄老龄化严重。调研中发现，村庄老龄化现象非常普遍，下坊村、青石岭村、法城村、陈家庄等村庄均表示人口老龄化严重，其中下坊村60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40%以上。很多农村居民尤其是年龄偏大的农村居民已经习惯于当前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固定的生活习惯与模式，缺乏主动学习新技术、寻求改变的意识和能力。这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村居民对于信息化的认知和接受。因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加大对村民的培训力度，创新互动方式，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村民信息化意识和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信息化技术与产品，将复杂技术产品简单化、傻瓜化，针对村民的实际需求开发好上手、易操作的技术产品，满足村民需求的同时，降低应用的操作难度。对于信息化应用能力非常弱的村民，也可以考虑以村庄集中提供服务的方式让村民享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获得感。

5.智慧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尚未建立。目前在智慧乡村建设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转移支付，社会资源参与较少，基层积极性调动不足。政府项目资金非常有限，社会资源参与不足，不利于引入现代农业科技和经营理念，不利于吸纳信息化专业人才，限制了智慧乡村建设水平与发展速度。智慧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深化互联网思维与技术在乡村各领域的融合应用，以破解乡村发展难题，促进乡村生产、生活、治理方式的转型升级，这需要以深入了解乡村实际发展需求为前提条件，但当前基层积极性较弱，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不利于深入挖掘当地具体需求和智慧乡村的发展潜力，制约了智慧乡村建设效果的发挥。因此，需要根据内容性质逐渐建立适合的可持续运行机制。对于网络基础设施、乡村治理等私人供给不足的公益性产品应由政府负责建立长期运维机制。而对于产业经营信息化等具有盈利性的产品，由市场主体进行商业化运营是发展的基本方向。探索建立政府、社会力量、基层组织、村民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建、共享、共赢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各主体的智慧和优势，促进智慧乡村可持续发展。

三、国内智慧乡村建设典型模式分析

随着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根据自身条件与发展需求，开展智慧乡村建设实践，涌现出多种典型模式。为深入了解国内典型模式，为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提供借鉴参考，课题组分别于2018年7月、10月赴海南、贵州和湖南三地，对海南“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贵州“大数据+农业”、湖南“互联网+农业”模式进行了实地调研。下面就这几个智慧乡村建设典型模式展开具体分析。

（一）海南模式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互联网+”的热潮。海南省政府结合产业特点，提出建设“互联网农业小镇”，先后启动建设海口石山、文昌会文、琼海大路、澄迈福山、儋州木棠、陵水英州、三亚吉阳、琼中湾岭、屯昌坡心、白沙细水互联网农业小镇共10个，2016年新增建设文昌东郊、昌江十月田、保亭三道3个互联网农业小镇。通过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海南用“互联网+”的理念、思维和技术驱动农业现代化，推进整个镇域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石山镇最早启动建设互联网农业小镇，成功探索出了“1+2+N”的发展模式，并在海南省推广，建设成效最为突出，在全国影响最大，因此本研究主要对“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的模式内涵和建设成效进行具体分析。

1.模式内涵。“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以“互联网”为特色，以“1+2+N”为运营模式，通过“镇级运营+村级服务”，推动“互联网+”与“三农”的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整合镇域资源，创造性地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以促进乡村快速、全面、高质量发展（如图8所示）。

图8　“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模式内涵

（1）“1+2+N”：统筹协调。“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以“1+2+N”的运营模式贯穿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以及服务全产业链，打造一个新型的农业小镇。其中，“1”是指以网络为基础构建一个智慧小镇的综合运营平台，将产业、服务、创业、运营和管理统筹协调起来。“2”是搭建运营管理中心和大数据中心，为建设互联网小镇奠定软件、硬件基础，并为小镇的运营、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持。而“N”是将企业、农户、机构、组织、创客等多个农业模块统一协调，囊括科技、健康、旅游、养老、创意、休闲、文化、会展、培训、监测、加工、电商、贸易、物流、金融等丰富多元的维度。“1+2+N”的模式体现了统一协调、资源整合的发展理念。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将分散的企业和农户、组织和个人、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等整合起来，通过统一协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整体镇域系统功能优化和完善。

（2）“镇级运营+村级服务”：分工协作。“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以镇为建设单位，采用“镇级运营+村级服务”的发展模式，以镇带村、村镇融合。镇级运营中心负责全镇的产业管理服务；村级服务中心则将互联网向农村、农户延伸，为农产品销售推广、购物、技能培训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镇为单位进行建设，镇村分工协作，分散和集中相结合，集中管控，分散服务。建设和运营一个功能配备丰富的综合运营中心，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人力等要素，对于大多数村庄而言，这些成本过高，难以承担，也不具有经济合理性，相对而言在镇一级建设的可行性要大很多。而对于服务而言，要为村民提供全方位的、有针对性的、便捷的服务，必须接近、融入和了解村民，和村民进行经常性的交流沟通，因此服务中心必须建设在村里，贴近村民。“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过程中体现出一个重要思想，即功能划分，适合统一管控的上移，提高利用效率；适合分散服务的下移，提高服务质量，从而将集中和分散相结合，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系统的高效运行。

（3）“互联网+三农”：融合发展。“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以“互联网”为特色，推动“互联网+”与“三农”的深度融合。生产经营方面，石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核心，依托物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应用小型气象站、物联网传感监测、远程控制、水肥一体化设备、植物本体感知系统等技术大力发展数字农业，通过各类电商平台，开展线上线下营销，改变传统的生产、营销模式，以互联网技术促进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以提升农业各环节的价值。乡村治理方面，石山镇依托农业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管控中心，建立了石山镇政务管理服务系统，汇聚政务服务、精准扶贫、基层党建、农村金融等服务，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建”模式，结合基层党组织结构和党员实际工作需求，打造“石山镇党群服务e站”，发展智慧党建。居民生活方面，石山镇通过村级服务中心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生活、购物、缴费一站式办理，电子快捷支付，物流配送、预约预订、惠民咨询等多种服务，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

（4）聚焦人才引进与培育：创新发展。石山镇在互联网农业小镇的建设过程中注重人才引进和培育，汇聚各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精神。人才引进方面，建立了海南首批乡镇级院士工作站，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供科技与智力支撑；成立了互联网农业小镇青年创业中心，为各类返乡创新创业人员提供项目选择、项目孵化、资金投入和金融服务等“一站式”服务，鼓励返乡下乡人员，在传统文化挖掘、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民宿发展、休闲观光旅游等方面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育方面，在施茶村设立了海口市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结合石山镇实际需求开展电子商务、农业生产管理技术等培训；引导发动石山镇教育发展促进会等社会力量对大学生和贫困生进行捐资助，为石山镇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建设效果。

（1）构建了互联网农业小镇综合信息服务体系。石山镇在各村（居）委会共建设了12个村级服务中心，将互联网向农村、农户延伸，为农产品销售推广、购物、技能培训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通过实施“光纤入户”“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创意休闲农业”和“信息进村入户”五大工程，加快推进农村地区光纤宽带网络建设和4G网络覆盖，全力推进农村水利、水网建设，确保路网、光网、电网、气网、水网等“五网”到村入户、连通田间地头。目前已基本实现了4G到村、光纤到户、终端到人、重点区域Wi-Fi全覆盖，初步构建了互联网农业小镇综合信息服务体系。

（2）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高效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石山镇利用火山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火山系列特色农业产业，鼓励农民大力种植火山石斛、牛大力、南药、黎药等高效农产品。目前已建成火山石斛、壅羊公社、火山富硒荔枝等10个物联网生产示范基地、6个现代产业园区，实现了农业环境可测、生产可控、质量可溯，促进了农产品种养殖的智能化、科学化和标准化。农产品销售方面，通过互联网将火山石斛、火山黑豆、黄皮、荔枝等“藏在深闺人不识”的富硒农产品推向了全国。2018年6月，石山镇联合天猫商城、淘宝商城、京东众筹、京东商城等多个电商平台进行石山镇火山荔枝线上线下销售，线上荔枝销售总量达36万公斤，占今年总产量85万公斤的42%，线上销售总额达468万元，帮助果农解决了销售难题。在产品加工方面，研发了荔枝干、猫须茶、以石斛为原料的系列生态护肤品等产品，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在乡村旅游方面，石山镇民宿和共享农庄产业发展迅速，全域旅游逐步推进，利用现代化网络资源，建立了数字化景区管理模式。目前已有10家投入运营的大规模民宿和17家农家乐，旅游接待能力全面提升，民宿床位达600个。通过互联网宣传推广，游客量大幅增加，2017年景点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较2016年翻了一番。石山镇通过全域旅游，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民宿旅游三个产业整合起来，产业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3）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与创造力。通过积极引进培育人才和企业，石山镇充分激发了乡村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实现了创新发展。目前，石山镇已培育引进了30多名大学生和近70名各类技术人才返乡创新创业，不仅有石山镇“土著”人才，还有“海龟”人才。先后引进和培育了一批农业产业园、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和休闲农业示范点，孵化出美社咖啡屋、美岳黑豆书院、美社有个房等一批双创型企业。已有近50家创业主体活跃在石山，带动产业发展，积极培育新农民，引导农民转变观念，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2017年至今石山镇共举办培训36场次，培训人数达1620人，培训内容涉及电子商务、石斛种植技术、火山荔枝管理技术等。2018年1月，中国科学院孙汉董、姚建铨院士工作站在石山镇揭牌落户，成为海南省首批乡镇级院士工作站，“产学研”创新创业基地加快形成。

（4）带动了农民转变理念、增收致富。通过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的推进，政府、企业、村民等相关主体对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思想的认知和接纳程度也得到提升，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生产经营也逐渐转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施茶火山石斛园、农馨火山南药园等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带动农民就业，地租、工资、分红等多种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收入状况。石山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5400多元增长到2017年的13000多元。

（二）贵州模式

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腹地、云贵高原东部，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为贵州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发展农业大数据是贵州省推动智慧乡村建设及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贵州省农委通过提出“1个框架、2大支撑、3个统一、4大体系、5大目标”的贵州农业大数据发展总体架构，以及搭建贵州省农业大数据中心和一张图平台，有效促进了智慧乡村建设及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1.模式内涵。(www.xing528.com)

（1）自上而下推动的农业大数据建设发展模式。贵州省在发展农业大数据方面，注重省级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动农业大数据建设，有助于协调统筹发展。贵州省农委通过构建农业大数据发展总体架构，实现了对大数据的“统一标准、统一数据、统一管理”，有效解决了不同口径、不同部门之间数据不融的问题；同时，通过其农业一张图平台统一了制图规范，实现了农业大数据可视化制图的规范与统一。

（2）以省农委为主导多部门合作的组织模式。目前，贵州省农委通过一张图平台，免费为其他业务部门提供数据可视化服务，要求这些部门与农业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共享。省农委通过这种以提供服务来共享数据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各业务部门参与数据共享的积极性，还拓宽了农业大数据的获取渠道，有效解决了仅靠农业部门一家导致数据来源过窄的问题。

（3）注重人才引进的队伍培养模式。贵州省委省政府围绕大数据战略，以人才驱动创新发展，2017年2月，贵州省共引进23家中央及省外机构推荐选派的49名大数据人才和科级副职人才。其中26名大数据人才涵盖标准制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等关键领域，近半数挂职人才曾主持或参与“973计划”“863计划”等国家重大专项或课题，具备丰富的经验。同时，贵州省也注重引进大数据、信息化等相关专业的国内外高等院校优秀毕业生，成为推动贵州省农业大数据发展的新生力量。

2.建设效果。

（1）开发了智慧生活服务平台。多彩宝“互联网+”益民服务平台是由贵州省政府主导推动，贵州主流新闻媒体多彩贵州网自主研发建设，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行动，为老百姓提供一站式、全天候服务而搭建的综合民生服务平台，是贵州大数据“民用”领域的典型案例。旨在实现“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的智慧生活，利用互联网及大数据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并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多彩宝平台业务现已涵盖生活缴费、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益民资讯、市民卡、旅游年卡等多个领域，为全省用户提供全天候水费、电费、燃气费、电视费、话费等日常生活缴费，以及社保公积金查询、交通违章处理、车辆摇号、个性化资讯、社区周边等互联网生活服务。目前，多彩宝电、电视业务已实现全省覆盖，自来水业务已覆盖全省80个县（区）、624个乡镇，燃气业务已覆盖22个县（区）。

多彩宝在建设线上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又启动了线下“市民卡”工程的建设。“市民卡”工程由省人社厅等部门及各市（州）政府主导，在原有社保卡功能及管理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各参与单位携手合作，为社保卡加载缴费、出行、生活、消费等更多民生服务功能，拓展更多新的应用领域，实现“智慧贵州、一卡通用”的目标，为全省人民群众提供更便利的“一站式”民生服务。

通过打造省级线上综合益民服务平台和推进线下“市民卡”工程建设，多彩宝为贵州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服务贵州人民“智慧”生活。

（2）搭建了农产品电子商务云平台。贵州省为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政府效率，由贵州省商务厅主导，多彩贵州网投资打造了贵州电子商务云。贵州电子商务云是在“云上贵州”基础上，采用“平台+服务+数据”模式，聚集贵州省优势产业及企业、整合全产业链，实现一站式服务而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以政府监管与服务、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为主要内容，引导贵州省传统优势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依托贵州电子商务云开展业务，同时整合电子商务服务资源，向平台用户开放。

贵州电子商务云“平台”主要包括那家网、美乘网、到村里以及京东、天猫等第三方渠道店铺。其中，美乘网主要实现B2B交易，即初级农产品的大宗交易，汇聚贵州省各地区数百种绿色农产品，定点供应至省内40余家企事业单位食堂、高校、幼儿园、商超等渠道，为贵州绿色农产品提供一体化的销售服务。那家网和到村里则为B2C销售模式，那家网是全国首家升级区域性电商平台，是贵州传统企业向电商转型的“孵化池”；而到村里电商平台则主要服务于扶贫，通过挖掘、打造、销售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以实现贫困户脱贫增收的目标。

贵州电子商务云“服务”主要包括六大业务板块，分别为电商大数据服务、电商培训、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产品质量溯源、电商综合服务、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其中电商培训和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是广受欢迎的两大业务。电商培训主要针对贵州电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才之困、资源不均、需求不同等情况，为各地输送先进电商知识、调配各类优质资源、提供定制化服务、满足不同需求。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则是根植当地，打造农产品上行、电商代运营、电商综合服务、宣传推广、主体培训、咨询服务、地区特色馆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县域电商综合服务中心，真正做到“服务下乡，黔货出山”。

贵州电子商务云“数据”主要是指其自主研发的贵州电子商务大数据服务平台及贵州农商互联数据可视化系统，通过云服务器实现数据采集、挖掘和分析，整合各类电子商务线上线下数据资源，汇总各类电子商务平台数据，监测贵州省电子商务发展动态，为政府及企业提供包括电子商务整体交易规模、行业结构、发展趋势、应用水平等专业、全面的电子商务大数据服务，助推贵州电子商务相关产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促进电子商务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通过贵州电子商务云提供的平台、服务及数据，使更多的特色农产品“出山”，为企业及农户发展电商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为“黔货”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3）建成了智慧农业典型示范科技园。由修文县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修文县猕猴桃科技园占地面积300亩，投资3.9亿元，建成分选线车间、塑框加工车间、气调库等功能区，其动态气调库可仓储优质猕猴桃6240吨。通过动态气调库的使用，可将猕猴桃的保鲜期从传统储存方式的3个月延长至8个月，有效扩展了猕猴桃的货架期。2015年年底，修文县投资5000万元自主研发大数据物联网可追溯系统，利用大数据实现科学标准化种植以及产销精准对接。

在生产端，修文农投公司在其猕猴桃种植基地安装了多个高清探头，以及能监测土质、湿度、雨量、气温的传感器。这些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将会自动上传到大数据物联网可追溯系统中，通过对比分析往年环境气候数据，可以预测灾害性气候和病虫害发生概率，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做到绿色物理防控、统防统治，每亩可帮助农户减少损失500元。除此之外，大数据物联网可追溯系统还会详细记录果园的种植品种、树龄、树势，通过前端高清摄像头观察果树的生长情况，结合采集的环境气候数据，经过综合分析后，依据农业标准化种植管理方案，为每一个果园制定个性化施肥用药计划，精准管控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在管理端，前端数据采集后传送到修文农业云大数据服务平台。该平台是修文猕猴桃产业科技园以贵州省“一张图”为框架构建的，分为果园管理、系统管理、物资管理、工作管理、产品追溯、网络销售、环境监测、分拣销售、灾害预警、领导决策、统计报表和数据导入12个模块，管理者和监督者可以凭借这套系统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大大降低农产品安全风险。

在销售端，每一盒出售的猕猴桃在外包装上都会有一个二维码，就像是修文猕猴桃的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猕猴桃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显示出产地、果园地址、园主信息、田间管理、采摘时间、出库时间等，实现全程可追踪溯源。透明的数据信息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也打击了假冒伪劣产品。

修文县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借力大数据，实现对猕猴桃品种种苗选育、种植、采收、加工、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的覆盖，初步实现猕猴桃产业生态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三）湖南模式

湖南省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早已在三湘大地发芽抽穗。湖南省通过发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载体和引擎作用，打破农村时空局限，填平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业生产、流通、消费方式，农村生活方式智慧化转型升级，有力地推动了其现代农业发展及智慧乡村建设。

1.模式内涵。

（1）自下而上“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湖南省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为广大农民发展智慧农业及电商产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湖南省实施“互联网+农业”战略起步较早，早在2010年，湖南省农业厅就与淘宝网、湖南中农传媒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建立了淘宝网“特色湖南专区”，搭建网络平台，拓展网络营销渠道，多年的发展使得湖南省在“互联网+农业”方面成果卓然。

湖南省在“互联网+农业”建设中，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包括益阳市、长沙县在内的各市、县（区）很早便认识到了互联网、大数据的重要性，在现代农业、智慧乡村的建设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各地市的发展模式和典型做法，为湖南省全省推动“互联网+农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以大数据中心为主导多部门合作的组织模式。湖南省通过组建大数据、互联网相关管理机构，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为了保障“互联网+农业”的顺利开展，长沙县于2017年组建由人民政府管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长沙县大数据中心，并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进行管理，体现出政府对大数据、互联网工作的高度重视，该中心的成立，为长沙县发展现代农业、打造智慧乡村提供了有力支撑。

（3）以紫薇村为样板的典型示范推广模式。湖南省通过打造亮点、树立美丽乡村建设新典型，起到引领示范、带动发展的作用。益阳市资阳区经过近三年的时间打造出智慧乡村——紫薇村，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村，“智慧”已经融入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吸引各方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学习，推动智慧乡村理念传播得更远、更广。同时，紫薇村作为资阳区生态旅游新名片，自紫薇文化博览园开园以来，平均每天人流量近1万人次，最多时高达5万多人次，挖掘出乡村旅游产业更大的发展潜力。

2.建设效果。

（1）长沙县建设效果。湖南省长沙县毗邻省会，既是工业强县，也是农业强县。通过使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智慧化”发展。

①搭建了全县政务云平台。2017年，长沙县组建全省首个数据统筹机构——长沙县大数据中心（县人民政府管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大数据中心负责搭建了县级电子政务平台，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电子政务外网延伸至每个村，在每个网点配备电脑等一体化设施，平台已有4000多项在运行的项目，800多项群众可办理的项目，利用智慧监督（清风星沙综合平台）建设作为契机，大数据中心整合多部门数据，建设了全县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为其“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②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在数字星沙工程服务平台的推动下，长沙县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确保农民、农业企业及消费者对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信息能够及时了解。目前，长沙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重金属普查数据库系统、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库系统等正在逐步向村镇一级延伸；湘丰等众多大型农业企业已建立食品检测系统，在县城区卜蜂莲花等6家超市与11家农贸市场建立了农残检测室，安装了电子显示屏，日检测日公示制度实现了全覆盖。

③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目前，长沙县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品牌推介与产品、服务销售的农业相关企业已达70余家，销售额近2个亿。另外在休闲农业电子商务方面，长沙县已有休闲农业企业、乡村旅游景点、农家乐等1102家，规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59处，已有60%的休闲农业企业开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开展推广与销售。

（2）紫薇村建设效果。紫薇村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是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益阳市美丽乡村样板村。紫薇村以互联网为特色，目前已实现Wi-Fi全覆盖；建立了环卫物联网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的无缝化对接；通过互联网，可实时了解景点信息、农家乐线上点菜、认养苗木、挑选购买农副产品等。

①搭建了“紫薇云”服务平台。为助力乡村发展，资阳区投资建设了服务于本地乡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紫薇云，其核心功能定位为“链接”，一端链接智慧乡村，一端链接农产品消费市场。

在乡村端，村民可以足不出户通过平台查看农作物长势，了解养殖场畜禽活动情况，直播销售特色农产品。保洁员可通过平台查看全村垃圾桶收纳情况，及时将垃圾合理分类和无泄漏转运，实现线上线下流畅对接。“最美紫薇村”微信公众号一键导航为游客提供智能停车服务，二维码“导游”帮助游客实现自助吃住行游购娱，全面打通紫薇村内场景数据接口，实现了大数据链接智慧生产、智慧生活、智慧服务、智慧管理。

在市场端，紫薇云通过“搜空蜂商”APP链接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紫薇村依托紫薇云农产品上行服务平台，将“一村一品”重点农户的生产场景接入远程监控，将该监控画面与产品详细介绍、购买流程整合在一个可快速传播的H5页面，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实现传播、营销，从而带来在线订购，跳出了传统的销售模式，把农产品生产过程数据面向消费者开放，开拓了预售新思路。2017年10月20日，紫薇村现磨辣椒粉在紫薇云上直播，不到一小时所有产品销售一空，其中80%是外地订单。

②开发了智慧乡村服务平台。益阳市政府于2016年8月，通过与58农业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益村”平台。该平台是一个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村务于一体的综合型互联网本地服务平台，依托益阳市1184个村民服务中心，根据益阳市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行业，为村民提供在线咨询和办理服务，是一个线上的“村民服务中心”。

“益村”平台项目共有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益村”移动APP三个线上应用平台，开发了村民党务服务、村务服务、公共服务、政务服务、精准扶贫、信息内容、社会服务、求职招聘、农村电商、土地流转、农村互联网金融和互动直播12个应用子系统，构建基础库、政务库、精准扶贫库、生活服务库、内容库和电商库等6大数据库群，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智慧农村”生态体系，是村民智慧生活的好帮手。

（四）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的启示

1.注重顶层设计，有效集约资源。贵州省在发展农业大数据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省级顶层设计，制定统一标准、实现统一管理，自上而下、统筹协调发展，有效地避免了资源浪费及重复建设等问题；海南省同样通过对石山镇互联网小镇建设进行整体规划、项目推进，建立“镇级运营+村级服务”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等有效地推进了其互联网小镇的发展。北京市在市一级应更加注重设计好总体的建设思路，制定好统一的建设标准，更加高效地推进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

2.加强网络设施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湖南省农村地区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其发展智慧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海南省石山镇目前也已基本实现了4G到村、光纤到户、终端到人、重点区域Wi-Fi全覆盖，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其智慧乡村发展的保障。北京市在建设智慧乡村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主要包括支撑信息化发展的电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等，为智慧乡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3.推进大数据应用，促进乡村“智慧”发展。随着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大数据日益成为建设智慧乡村、打造智慧农业的关键要素。通过对贵州省农业大数据发展现状的深入调研发现，大数据的利用在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及农民致富方面已初见成效。北京市在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大数据应用，在土地规划、生产管理、市场分析等各个环节，将不同格式、不同业务领域的海量数据整合成标准统一的数据源，实现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及数据可视化，打造以大数据服务于农村的云平台，促进乡村“智慧”发展。

4.发挥示范引领，强化组织保障。海南省石山镇政府通过完善水、电、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购买垃圾集中处理服务矫正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示范引进石斛等高效农业产业等，为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湖南省长沙县为了保障“互联网+农业”的顺利开展，专门组建大数据中心，并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进行管理，为其发展现代农业、打造智慧乡村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市在建设智慧乡村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责定位，发挥政府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应加强组织建设，成立专门的统筹、管理机构，明确目标、细化分工，更加高效地推进智慧乡村建设。

5.着力人才引进培养，强化人才支撑。建设智慧乡村，必须破解人才瓶颈的制约。海南省石山镇为加快形成石山镇“产学研”创新创业基地，促进传统农业向科技创新的现代农业转变，相继引进了中科院孙汉董、姚建铨两位院士，并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不断发展壮大乡贤群体，同时依托石山互联网农业小镇青年创业中心，培育引进双创人才；贵州省为保障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大力引进大数据、信息化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以人才驱动创新发展。北京市在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发挥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及引进机制、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为智慧乡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设计

（一）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定义

1.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内涵。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是一个评价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体系，用来衡量北京市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为依托，在农村产业经营、乡村治理、居民生活等多领域的智慧化应用效果而编制的综合指数体系，可用来考评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作为北京智慧乡村下一步改进发展方式、改善应用效果的参考依据。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可以综合性和概括性地评价与比较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可用于历史比较，反映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进程和变化特征，也可用于各智慧乡村间的横向比较，反映各村庄智慧乡村发展特征与差异。

2.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要素。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体系，它既包含智慧乡村发展能力的相关要素，也包含智慧乡村发展成效的相关要素。具体来说，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既反映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智能设施、应用基础等智慧乡村发展能力情况，也反映惠民服务、精准治理、产业经营、社会反响等智慧乡村建设应用效果。综合来看，本课题在搭建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时以智慧乡村发展能力为支撑，然后结合智慧乡村建设应用成效构建全面反映智慧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

（二）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在智慧城市和农业、农村信息化等评价研究中，因评价内容和目的不同，学者们构建指标体系所遵循的原则也存在一定差异（见表8）。综合相关研究、智慧乡村的概念特征和研究目的，本研究在指标体系研究制定中，遵循以下原则：

表8　智慧城市、信息化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统计

1.科学性与系统性。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求设置的指标体系需反映智慧乡村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体现其理论内涵；二是评价指标体系应紧密结合智慧乡村的现实状况，反映其客观事实；三是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过程应遵循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现过程科学性。

智慧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多种要素构成，且构成要素间呈现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随着系统内各要素间以及与系统外要素的动态相互作用，系统呈现动态发展的状态。因此，对于智慧乡村的评价，需要充分考虑智慧乡村的构成要素与整体、具体行动与系统目标间的相互关系，反映其发展动态。

2.目标性与导向性。指标是目标的具体化描述（彭张林等，2017）。本研究的研究成果针对的用途主要包括两个：一是利用指标体系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水平进行评价，为政府的考核工作提供依据；二是通过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估，为各村庄智慧乡村建设提供努力和改进的方向。因此，评价指标要在体现评价目的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3.完备性与独立性。智慧乡村涉及农村的各个领域，完备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尽可能完整地刻画和描述智慧乡村的特征，这无疑会涉及智慧乡村多个维度和多个层面的具体属性。而独立性是要求每个指标要内涵清晰、尽可能地相互独立，同一层次的指标间应尽可能地不相互重叠，不相互交叉，不互为因果，不相互矛盾，保持较好的独立性（彭张林等，2017）。为满足完备性和指标之间的独立性，在构建智慧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时，可通过对智慧乡村特征的类别进行完整性设计，以反映智慧乡村的主要特征；并建立上下级递阶层次结构，上下级指标保持自上而下的隶属关系，指标间尽力避免重复与相互依赖，以保持良好的独立性。

4.一般性与特殊性。智慧乡村有其一般性特征，体现出智慧乡村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具有普世特性的，即每个智慧乡村都会有所体现的特征。与此同时，智慧乡村实践体现出较智慧城市更强的特殊性。这一方面是由于村庄间资源禀赋、地理经济条件、功能定位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而每个村庄的资源有限，因此其发展大多根据自身情况，集中有限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基于各个村庄不同的经济条件、生产生活模式，村民的实际需求也存在差异性，因此基于村庄特点和村民需求进行智慧乡村建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何在把握智慧乡村一般性特征的基础上，反映各村庄的特色性差异，既统一指标以使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又不抹杀村庄的特色，避免智慧乡村模式的简单复制，是智慧乡村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重点加以考虑的。此外，本研究是针对北京市智慧乡村的研究，北京市农村与全国农村相比有其特殊性，包括保障“菜篮子”供给、注重生态环保、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征显著等，北京市农业是典型的都市型现代农业。

5.建设投入与产出应用相结合。智慧乡村的发展过程呈现阶段性，不同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存在差异性。建设初期主要是相关基础设施、软硬件设备等的建设投入，对相关软硬件的应用及其效果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以显现。而在评价的时间节点上，很多村庄智慧乡村建设往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表现出来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相关软硬件设备的应用成效体现出智慧乡村建设的成效，而相关建设投入则代表了未来发展潜力，二者均是智慧乡村的重要特征。因此，本研究将智慧乡村建设投入和产出应用都作为智慧乡村的重要特征，纳入指标体系。

6.典型性与可操作性。影响智慧乡村的因素有很多，而每个因素对于智慧乡村这个系统的重要性并不完全一样，作为一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不是越庞大越好。可操作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可以被观测和衡量，而且实际观测成本不能太大。因此，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应尽可能满足以下条件：选择那些对智慧乡村最为关键的、典型的，最能代表智慧乡村的数据资料作为综合评价智慧乡村的指标；具体评价指标都可被采集，或者可被赋值；评价指标设计应尽量避免或降低评价数据造假和失真的风险，即尽可能地选择公开和客观数据；综合权衡评价指标数据的获取成本与评价收益问题。

（三）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课题组基于智慧城市、农业农村信息化等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特征和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从能力和成效两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能力类指标包括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智能设施、应用基础四个一级指标，成效类指标包括惠民服务、精准治理、产业经营、社会反响、特色指标五个一级指标。

1.信息资源。信息资源指标用于评价村庄所在区信息资源积累与共享情况。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也是乡村智慧发展的核心要素。本研究从村庄所在区数据平台建设水平和区各部门之间以及村、镇（乡）、区上下级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两个方面评价智慧乡村发展的数据基础。

2.保障体系。保障体系指标用于评价为智慧乡村建设与应用提供保障的情况。本研究从村庄信息化规划情况、所在区是否建立智慧乡村建设管理机制、智慧乡村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资金投入情况、智慧乡村运营过程中人员和安全是否有保障五个方面综合评价智慧乡村发展的保障体系。

3.智能设施。智能设施指标用于评价智慧乡村发展所基于的信息化设施情况。为避免与后文中产业经营、治安管理等指标重复，这里的智能设施仅指非特定用途的、最基础的信息化设施。包括智能手机、计算机等智能终端和宽带网络、重点场所Wi-Fi覆盖情况等网络条件。

4.应用基础。应用基础指标是用于评价村庄智慧化应用的基础条件。本研究从村民互联网普及情况、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三个方面评价村民信息化意识和应用能力。

5.惠民服务。惠民服务指标用于评价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开展便民服务情况和村民日常生活信息化应用情况。本研究从村民日常出行、看医就诊、教育培训、养老、困难群体帮扶、便民服务和文化生活七个方面综合评价村民生活智慧化程度。

6.精准治理。精准治理指标用于评价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村庄进行治理，提升村庄治理水平和效率的情况。本研究从党建管理、村务管理、治安管理、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治理五个方面综合评价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

7.产业经营。产业经营指标用于评价村庄产业经营过程中信息化应用水平。本研究从生产管理信息化、服务信息化和电商销售情况三个方面综合评价产业经营信息化程度。

8.社会反响。社会反响指标用于评价智慧乡村建设的社会效果，本研究从村民参与度和村民满意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9.特色指标。特色指标用于评价村庄智慧乡村建设的特色情况。本研究从是否运营和投融资机制方面具有创新和是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总体框架如图9所示。表9和表10分别是各具体指标的内涵、计算方法、数据要求和来源。针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将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扩展指标。

图9　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总体框架

表9　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能力类指标设置

续表

表10　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成效类指标设置

续表

表续

续表

表续

表续

（四）北京市智慧乡村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指标权重确定方法。针对本课题设计的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课题组对各指标的权重确定采用等值权重，因此9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1/9，具体指标的权重同样采用等值权重确定。

2.数据标准化。在具体计算中，本课题采用比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该方法首先选取一个评价基数值，把被评价方案的指标实际数据与其相比，从而得到一个比例系数。

Pi=Ci/C0

其中，C0为标准值。

考虑到北京市智慧乡村的发展阶段，接下来主要对上述核心指标和部分扩展指标进行应用评价。用于接下来评价的各级指标权重与标准值如表11所示。

表11　各级指标权重与标准值

续表

3.综合指数合成。权重确定后，采用简单线性加权的方法对每个具体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进行计算，分别得出各子项指数，然后通过各个子项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总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SC为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综合指数的数值，n是北京市智慧乡村指标体系指数的类别数，Wi为第i类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Pi为第i类指数的值。

4.数据来源。本课题设计的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所用的数据来自针对区级、村委、经营主体和村民等多个主体的问卷调查，通过多主体、多角度的数据获取，实现对北京市典型村庄智慧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客观评价。

五、基于典型村庄的北京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应用评价

（一）问卷设计与样本选择

1.问卷设计。根据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运营情况，问卷设计从区级和村级两个层面展开。区级调查对象为负责或参与区智慧乡村建设项目的领导或工作人员。村级调查对象包括村委会、村民家庭和村生产经营主体。据此，课题组设计了区级、村委会、村民和经营主体四份调查问卷。

（1）区级问卷。区级问卷主要是为了对村庄所在区数据平台建设水平和智慧乡村建设管理机制进行评价。针对各区智慧乡村建设的基本情况、组织管理、建设情况、公共服务信息化情况、未来建设需求等五个方面设计问卷。

（2）村委会问卷。村委会问卷主要是为了对村庄智慧乡村建设内容与成效进行评价。针对村庄基本情况、智慧乡村建设基本情况、村庄网络设施基本情况、产业经营信息化情况、乡村治理信息化应用情况、惠民服务情况和未来建设需求情况等七个方面设计问卷。

（3）村民家庭问卷。村民家族问卷主要是为了对村民生产生活中信息化应用水平和村民满意度进行评价。针对村民基本情况、村民网络设施应用情况、村民生产经营活动信息化情况、村民参与村庄乡村治理信息化应用情况、村民日常生活信息化应用情况、村民对智慧乡村建设的满意度情况与村庄建设需求情况七个方面设计问卷。

（4）经营主体问卷。经营主体问卷主要是为了对生产经营中信息化应用水平进行评价。针对经营主体基本情况、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化情况、生产管理信息化情况、电子商务应用情况和未来需求情况等五个方面设计问卷。

2.样本选择。为对所设计的北京市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应用可行性进行验证，课题组选择了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的典型村庄进行应用评价，所选择样本覆盖多个区，包括山区、平原区和城乡接合部多种自然地理特征乡村，涉及多个智慧乡村建设起始年份、处于不同建设运营阶段的村庄。考虑到北京市有些村庄已经没有农业相关产业，而有些村庄仍然保有农业相关产业，课题组选择了有农业相关产业和无农业相关产业的村庄分别进行评价，具体样本选择如表12所示。每个村庄抽取20个村民家庭进行调查。在基于典型村的指标体系应用评价以完善指标体系之后，下一步将对北京市所有开展智慧乡村建设的村庄进行调查，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表12　问卷调查样本选择

（二）总指数测算结果

利用指标体系对典型村智慧乡村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如表13所示。没有种养殖或休闲农业产业的五个村庄智慧乡村发展总指数平均为56.4，其中周庄子村的总指数最高，达到66.8，尖岩村总指数最低，为45.5。有种养殖或休闲农业的五个村庄智慧乡村发展总指数平均为47.5，其中下坊村的总指数最高，达到53.1，西鲍村的总指数最低，为42.2。

表13　样本村智慧乡村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注：无产业村庄各分类指数的权重为1/8。

（三）分类指数分析

1.能力指数和成效指数。对样本村智慧乡村发展能力指数和成效指数的测算发现，总体上成效指数高于能力指数，样本村接下来需要加强智慧乡村发展能力建设，以促进智慧乡村进一步发展。其中西营村和下坊村能力指数较低，远远低于成效指数，提升智慧乡村发展能力的空间较大。周庄子村能力指数和成效指数均达到65以上，智慧乡村发展水平较高。陈家庄村、东辛屯村和东大屯村能力指数略高于成效指数，随着智慧乡村发展潜力的进一步释放，智慧乡村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表14　样本村智慧乡村发展能力指数和成效指数

2.分类指数平均水平。对无产业和有产业两类村庄的分类指数平均水平进行测算发现，总体上精准治理、惠民服务和社会反响指数较高，在两类村庄的分类指数平均水平中，均达到60以上。而信息资源和特色指标指数较低，说明目前区级数据平台对农业农村相关数据的整合应用还较少，样本村智慧乡村可持续建设运营机制还需完善，智慧乡村建设的社会影响力整体较小。

图10　无产业村庄分类指数平均水平

图11　有产业村庄分类指数平均水平

3.样本村分类指数比较。为更具体地分析样本村各方面的建设运营情况，表15至表23统计了10个样本村二级指标的具体情况。

表15　样本村信息资源指数

（1）信息资源。样本村所在区的数据平台建设水平总体较低，区之间差异较大，门头沟区数据平台建设水平较高，丰台区、顺义区和平谷区数据平台建设水平较低。

（2）保障体系。保障体系方面，指数最高的是周庄子村，最低的是西营村。各子项指数中，样本村安全保障和规划保障方面做得整体较好，有9个村庄均每年定期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开展安全检查，有8个村庄将信息化纳入了村庄建设规划中。门头沟区、密云区、顺义区将智慧乡村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并建立了项目管理制度，丰台区建立了智慧乡村项目管理制度，但未将智慧乡村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大兴区、平谷区、怀柔区尚未建立智慧乡村建设管理机制。在智慧乡村人员和资金投入方面村庄之间差异较大。

表16　样本村保障体系指数

（3）智能设施。智能设施方面，指数最高的是周庄子村，最低的是西营村。各子项指数中，总体上智能终端指数较高，说明在样本村智能手机和计算机普及程度较高，而网络条件差异较大，西营村和西鲍村网络条件指数较低，低于20，说明这两个村庄亟须加强基础网络设施，改善网络条件。

表17　样本村智能设施指数

（4）应用基础。应用基础方面，指数最高的是周庄子村，最低的是尖岩村。各子项指数中，互联网普及率总体较高，说明大部分村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互联网；教育程度总体较低，平均指数仅为42，制约了村民信息化意识和应用，这与前文中北京市农村居民信息化意识和应用能力较弱相符。村庄间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尖岩村和下坊村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可能与村民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较低有关。

表18　样本村应用基础指数

（5）惠民服务。惠民服务方面，指数最高的是周庄子村，最低的是西鲍村。各子项指数中，智慧出行、智慧帮扶和文化生活指数总体较高，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指数总体较低。具体而言，村民日常出行用一卡通的比例较高，部分村庄还未通公交车。西鲍村和小瓦窑村村民使用预约就诊服务的比例还较低。

表19　样本村惠民服务指数

（6）精准治理。精准治理方面，指数最高的是东辛屯，最低的是周庄子村。各子项指数中，总体上党建管理指数和应急管理指数较高，生态环境指数较低，说明目前总体上，样本村对于生态环境的信息化监测方面做得较少，而东辛屯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做得较好，对村庄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均进行了监测。

表20　样本村精准治理指数

（7）产业经营。产业经营方面，下坊村和西营村产业经营信息化指数较高，均达到60以上，东大屯和西鲍村产业经营信息化指数较低，其中西鲍村产业经营中还未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生产管理、服务和销售。

表21　样本村产业经营信息化指数

（8）社会反响。社会反响方面，指数最高的是周庄子村，达到99.5，西鲍村和下坊村社会反响指数也较高，达到了80以上。从各子项指数来看，村民对智慧乡村建设的满意程度总体较高，平均为83。

表22　样本村社会反响指数

（9）特色指标。特色指标方面，指数最高的是小瓦窑村，最低的是东辛屯。总体上，除小瓦窑村该指数超过60以外，其他村该指数均低于50。说明总体上样本村在运营和投融资机制创新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表23　样本村特色指标

（四）小结

基于调研数据对北京市典型智慧乡村发展水平的测算表明，无产业村庄智慧乡村发展总指数平均为56.4，最高为周庄子村66.8，最低为尖岩村45.5；有产业村庄智慧乡村发展总指数为47.5，最高为下坊村53.1，最低为西鲍村42.2。总体上样本村成效指数高于能力指数，样本村接下来需要加强智慧乡村发展能力建设，以促进智慧乡村进一步发展。分类指数中，精准治理、惠民服务和社会反响指数较高，信息资源和特色指标指数较低，说明信息资源、可持续运营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智慧乡村建设的社会影响力整体较小。

区域比较方面，样本村所在区之间差异较大，门头沟区数据平台建设水平较高。门头沟区、密云区、顺义区将智慧乡村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并建立了项目管理制度，丰台区建立了智慧乡村项目管理制度，但未将智慧乡村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大兴区、平谷区、怀柔区尚未建立智慧乡村建设管理机制。

对样本村分类指数的测算发现，智能设施方面，总体智能终端指数较高，而网络条件差异较大。应用基础方面，互联网普及率总体较高，而教育程度总体较低，制约了村民信息化意识和应用。惠民服务方面，智慧出行、智慧帮扶和文化生活指数总体较高，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指数总体较低。精准治理方面，总体上党建管理指数和应急管理指数较高，生态环境指数较低。产业经营方面，下坊村和西营村产业经营信息化指数较高，东大屯和西鲍村产业经营信息化指数较低。社会反响方面，村民对智慧乡村建设的参与和满意程度总体较高。特色指标方面，总体上样本村在运营和投融资机制创新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迅速，建设模式和成效突出。通过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现状与建设模式的分析发现，北京市政府对智慧乡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通过示范引领和整体推进开展智慧乡村建设，从基础设施、生产经营、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进行建设，建设内容丰富，建设成效逐渐得以显现。经过几年的实践，涌现出多种智慧乡村建设模式，可以总结凝练成以门头沟陈家庄村为代表的智慧治理建设模式、以顺义区绿兴特食用菌合作社和北郎中村设施花卉为代表的智慧生产建设模式、以怀柔区下坊村为代表的智慧旅游建设模式、以大兴区赵庄子村为代表的智慧生活建设模式等四类建设模式。这四类建设模式在北京市京郊智慧乡村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应用成效突出。

2.顶层设计有助于智慧乡村快速发展，有效集约资源。通过调研发现，北京、贵州、海南在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均注重顶层设计。北京市发布了《北京智慧乡村建设指南（试行）》，提出了全市智慧乡村的建设目标与建设指标，以指导全市智慧乡村建设。贵州省农委通过构建农业大数据发展总体架构，对大数据的“统一标准、统一数据、统一管理”，自上而下、统筹协调发展农业大数据。海南省政府结合产业特点，提出建设“互联网农业小镇”，成功探索出了石山镇“1+2+N”的发展模式，并在海南省推广。通过顶层设计，可以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在省级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北京、贵州和海南智慧乡村实现了快速发展。

3.精准治理、惠民服务和社会反响方面建设成效较好，发展机制亟待完善。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估需要综合考虑发展能力、成效与发展阶段。基于此，本研究从能力和成效两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并针对北京市智慧乡村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将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扩展指标。利用北京市10个典型智慧村庄的问卷调查数据，对设计的智慧乡村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应用评价发现，总体上样本村智慧乡村发展成效指数高于能力指数。成效类指数中，在精准治理、惠民服务和社会反响方面建设成效总体较好，样本村这三类指数平均值均高于60。特色指标平均值仅为29.2，目前智慧乡村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转移支付，社会资源参与较少，基层积极性调动不足，限制了智慧乡村建设水平与发展速度。因此，未来在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融资和运营机制创新，促进智慧乡村可持续发展。

4.智能设施总体较好，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应用基础等发展能力仍需增强。在能力类指数中，智能设施总体较好，样本村智能设施指数平均值达到64.3，但村庄间网络条件差异较大，部分村庄（例如西营村和西鲍村）网络条件指数仍低于20，亟须改善网络条件。保障体系指数平均值为51.4，其中规划保障和安全保障做得较好，但部分区还未建立智慧乡村管理机制，村庄间信息化人员和资金投入差异较大。应用基础指数平均值为55.7，互联网普及率总体较高，但教育程度较低。调研中发现北京乡村老龄化现象也非常普遍。这些严重制约了信息化技术和产品在乡村的应用推广与普及。样本村信息资源指数平均值仅为15.5，数据平台建设水平总体较低，除门头沟区外，其他6个区该指数均低于60分。因此，未来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仍需进一步加强智能设施、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应用基础等智慧乡村发展能力建设。综合而言，设计的指标体系可以反映所评价村庄智慧乡村发展水平，反映取得的成效、薄弱点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可以为其智慧乡村发展提供方向指导。

（二）对策建议

1.加强政府引导，开展智慧乡村顶层设计，覆盖农业农村全领域。为促进北京智慧乡村发展，应加强政府引导、加快开展顶层设计，从全局角度，对智慧乡村建设任务及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建设目标。

一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统筹发展。应加强政府引导，综合北京各农村发展现状、发展需求，重点研究和协调各乡村空间利用的科学性，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制定智慧乡村发展规划和布局，实现统一的建设标准、统一的工程管理，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及重复建设等问题。各级政府根据智慧乡村发展规划，将智慧乡村建设与信息进村入户、美丽乡村、智慧农园等工程结合起来，实现业务与服务有机结合，自上而下地统筹确立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通过集聚项目、资金、科技、人才等资源，促进智慧乡村项目工程有序推进。

二是注重机制设计，加强组织协调。北京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按照上下“一条线”管理的原则，消除部门、地域限制和利益藩篱，加强智慧乡村体制机制建设。市里应成立智慧乡村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和指导智慧乡村建设工作，研究解决智慧乡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完善智慧乡村建设的协调工作机制和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统筹布局、创新试点、示范推广等重大问题协调，形成责任明确、协调有力、运转顺畅的管理体制；组建智慧乡村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服务智慧乡村项目全过程，协调解决项目在推进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重点对智慧乡村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研发、共性技术突破、标准规范制定、创业创新培育、工程安全保障等问题进行决策咨询；制定智慧乡村重点工程项目风险和效益评估机制，定期通报智慧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完成进展情况；建立智慧乡村建设运营项目库与成果库，对智慧乡村建设模式进行采集与筛选，对不同领域（乡村治理、产业经营、休闲旅游、益民服务等）取得重大突出成效的代表性智慧乡村实施项目奖励与成果推介。

2.夯实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构建城乡一体的智能化网络体系。高速畅通、覆盖广泛、质优价廉、服务便捷的网络基础设施是智慧乡村发展的基础，针对目前部分村庄仍存在4G网络无线Wi-Fi覆盖不足、带宽不够、信号不稳等问题，迫切需要构建以提升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为基础、以推动城乡网络基础设施协同化为目标的城乡一体智能化网络体系，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网络基础设施的均等化。

一是加大乡村基础网络设施投入。加快推进农村互联网全覆盖，推动电信企业进一步提速降费，优化升级农村家庭宽带网络，建设城乡一体、快速高效的全光纤网络，全面实现农村用户签约带宽最低50兆、普及100兆，全面推进4G网络在智慧乡村试点实现全覆盖，为乡村生产、生活、治理提供更加便捷、快速的网络基础条件。完善统筹乡村信息网络标准规范体系与专网在智慧乡村的应用，推动实现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零风险、城乡信息资源共享、业务互通。选择成效突出的智慧村庄，试点开展5G在智慧乡村治理与休闲农业经营中的应用示范。探索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网络资费优惠信息补贴政策，对于低收入的偏远乡村地区，给予光纤和宽带的铺设和接入方面的费用补贴，实现互联网普惠共享。推进三网融合力度，加快高清数字电视网络在农村的普及推广，促进融合智能的乡村高清交互数字电视、高速数据接入和语音等三网融合。

二是全面优化乡村智能感知设施。全面推进雪亮工程，优化乡村重要活动场所、生产基地、村内主干道等视频监控设备布局；选择典型村庄试点推进农村社区环境感知与自动监测、智能停车场、多功能路灯杆等新型物联网集成载体；在休闲农业典型村庄，试点推进以北斗为主体的导航和位置服务终端布局。以建设光网城市为契机，把握电视、“三微一端”等传播媒介的大众性，推动基于数字电视、微信平台、移动APP、站点屏幕等智能终端的智慧乡村生活综合服务云平台和便民服务终端设施建设。

三是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应用。借鉴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与理念，结合北京市乡村特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与云计算中心建设。建议将智慧乡村建设纳入“221信息平台”，加快建设智慧乡村大数据服务中心，实现各类数据的跨部门、跨行业、跨业务的采集、汇聚、加工、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放平台入口、数据信息等资源，开发服务乡村振兴各方面的实际应用。统筹建设全市统一的智慧乡村政务云平台，推动各村庄应用系统迁移上云。

3.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建立社会多方参与的长效运营模式。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与社会多方参与长效运营模式是提升智慧乡村治理的基础与动力，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形成多方参与、成果共享的格局。针对目前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组织保障、标准规范建设和制度体系建设的急迫需求，建议加快构建智慧乡村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运营模式。

一是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加大北京市各级政府财税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北京智慧乡村建设专项的作用，统筹利用信息进村入户、美丽乡村、智慧农园等支持政策，建立包括补贴、投资、金融、信贷、税收、重大项目建设等一揽子政策支撑体系，集中力量推进北京智慧乡村发展。综合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采用互联网思维实现创新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积极支持。

二是推动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项目奖励、财政贴息、税收优惠、融资担保等综合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工商资本、互联网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智慧乡村建设。鼓励和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智慧乡村风险投资基金，探索PPP、服务外包、项目代建模式等市场化投资、建设、运营机制，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智慧乡村建设，以此打通以民间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资金、政府扶持资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三方资金渠道，实现各取所需、特色各显、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引导相关部门、社会组织、个人通过捐资捐物、结对帮扶等形式，支持智慧乡村建设和运行管护。

三是推进建立政府与基层组织、运营商、传媒商、服务商、村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运营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村级信息服务平台方面，可采用政府投资、企业管理的模式，促进智慧乡村的持续运营；在第三方服务平台方面，可通过服务外包等形式提高服务效率，如借鉴下坊村、青石岭村等村经验，将村微信公众号维护、物联网基地建设外包给第三方运营商；在项目运营方面，将具有盈利性的项目（如各合作社的物联网基地建设等），借鉴专业型益农社经验，加快建设由市场化主体为主导的商业化运营模式。

4.以信息化促进北京乡村振兴，加快信息化与乡村全面融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今后我国发展的重要政策取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针对农村居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委会、基层政府、电信运营商、信息服务商等各利益相关者对智慧乡村建设的需求，加快实施数字技术与知识在乡村发展与治理中的创新应用，通过探索智慧乡村大数据应用与服务等模式，为农村价值链提供新机会，以此提高农村居民生活便捷化、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精准化、乡村产业发展智慧化。

一是加快大数据在乡村发展与治理中的应用。智慧乡村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于“大数据”，加快数据驱动乡村治理已成为国内外发达城市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手段。目前，市、区各部门在政务处理和数据收集等方面建立了多种数据平台，也积累了一些数据，如何发挥这些数据的价值，应当成为北京市智慧乡村建设的重点。建议加快梳理各方数据需求与供给，探索农业农村大数据集成与应用机制，积极支持和推进智慧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在大兴区、平谷区等具有数据积累基础的区县开展数据乡村治理试点创新，探索开发、运行区级乡村治理大数据平台与智慧乡村运营管理中心，重点在生态保护、公共治理、公共服务、电子政务、产业发展、舆情监测、休闲旅游、精准扶贫等方面开展大数据驱动乡村创新试点，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乡村精细化智慧治理模式。

二是加快推进乡村惠民生活智慧化应用。着力改善教育、医疗、便民服务等农村生活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深入推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信息化，加快搭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实现乡村公共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推动水电气热缴费、细颗粒物污染预警、交通诱导等各类公共服务进村入户，实现网上自助服务，营造乡村智慧生活“宜居”环境。以北京通“一号式”线上线下惠民服务整合为契机，探索构建集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民生、智慧扶贫于一体的智慧乡村社区生态圈，利用互联网手段切实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养老驿站与医院远程医疗合作模式，试点开展农村定制化养老医疗健康服务。

三是多渠道提高居民信息化意识和能力。乡村信息化专业人才短缺、村民信息素养低是目前智慧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建议进一步加大智慧乡村宣传推广力度，构建以人才培育为核心的村民信息素养提升工程体系。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和提高农民的信息意识、网络意识，树立数字化观念，通过让村民讲、让村民用等村民自治方式，利用积分、小礼品等手段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智慧乡村建设。其次，面向村两委班子、村信息员、村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不同的农村地区受众，加强多样化、创新化、贴心化的信息技能培训，可通过组织培训班、IM推送、社交网络共享、信息应用技能竞赛、远程教育培训、微课程等方式，重点突出信息、科技、市场等方面意识的培养和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网能力的培训，鼓励创业创新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意见领袖等通过信息教育培训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以此提升农民信息获取、辨别、吸纳、使用等方面能力。最后，通过政府补贴、培养培训等形式，加大专业化人才的引进力度，打造智慧乡村建设专业人才梯队及培养机制，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