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首都乡村绿色化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化”成为继“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后又一项新的战略目标。京郊乡村作为首都重要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在保护首都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深刻认识绿色化的理论意义，探索首都乡村绿色化发展的科学路径，对于北京市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在解读绿色化发展内涵、分析乡村绿色化发展面临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首都乡村绿色化发展的策略。

一、什么是绿色化发展

（一）内涵

绿色发展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于1989年在其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中首次提出的，力图追求一种“可承受的经济模式”。绿色原本是一种色彩，是自然界原始的本真状态，其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绿色化的“绿色”抽象代表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追求、目标和状态，形容环保、低碳、高效、和谐；“化”指的是改变、革新、发展、教化等的动态过程。绿色化发展，是指为应对国际国内复杂经济形势和资源环境的挑战，以绿色创新为桥梁，以绿色经济为核心，以绿色惠民为价值取向，依靠科技进步，倡导绿色生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目的是使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具体体现在制度体系、意识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层面。简言之，就是把绿色的理念内化为人的绿色素养，外化为人的行为方式，形成绿色产业、绿色产品，转化为政府部门的绿色管理、绿色治理。

从研究内容上看，绿色化有三个维度：一是经济学方向（生产方式），指以区域科学开发、生产力合理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物质和能量的供需平衡等作为基本内容，力求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目的建立新的经济形式。二是社会学方向（生活方式），指坚持以人为本，以社会公平、统筹发展、合理分配、利益均衡等作为基本内容。三是生态学方向（生态方式），指坚持以生态平衡、自然保护、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的治理等作为基本内容。

（二）特征

1.动力特征。经济增长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绿色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可为经济新常态提供发展导向和支撑，同时经济新常态使绿色化成为可能。新型工业化需要实现绿色、低碳、循环以及减量、节能、控污、废弃物再利用，将带动绿色投入、绿色服务、绿色就业，这些均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公平特征。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以及体制机制和生产力技术水平的制约，我国粗放型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变和调整，并且，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现代化最紧的约束、最矮的短板，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退不得的紧迫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而绿色化发展能够兼顾代内、代际利益关系的公平，加大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因而其成为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路径。

3.质量特征。绿色化发展能够提升经济社会整体质量，顺利实现从“大体量”到“高质量”的转型。通过绿色化发展，强化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最终实现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推动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三）目标

绿色化意味着从改变自然观和发展观开始，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释放改革和创新驱动能力，助推生态文明重大制度确立，培育生态文化，形成一个以观念转变助推制度建设、凝练价值共识的良性发展路径。绿色化共有五大目标：

1.整体。绿色化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从单一的要素发展走向综合要素的关联性发展、协同性发展、整体性发展。绿色化是用整体的观点去看待社会发展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反馈，并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整体性推进来实现。

2.协调。加强顶层设计和决策部门统筹，厘清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和权利，最终协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使各系统之间形成相互支持、彼此推动的良性机制，共同推进绿色化发展。

3.循环。打好“绿色循环牌”，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产业融合，推动“互联网+”思维融入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再生资源产品自主研发能力，创新发展模式，促进绿色循环经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

4.再生。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模式，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与建设，从源头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促进资源再生循环利用、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5.平衡。统筹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关系，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通过绿色化建立三者之间新的平衡关系，达到更合理的结构、更高的效能和更好的综合效益。

二、首都乡村距离实现绿色化发展还有多远

（一）首都乡村绿色化的价值

1.能够形成新的生态生产力。通过乡村绿色化发展使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整治，能够保留乡村风貌和乡土味道，让人有乡情可亲、有乡愁可寻。使乡业不衰退，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并增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使乡村生态更加优良，下大力气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持续增强农林水系统对城市生态平衡的贡献率，从而为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重要支撑。

2.能够拓展发展视野。绿色化对于首都乡村来说是一场深刻革命，不仅能创造出新的生态环境、新的城乡关系、新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能深度创新绿色产业的经营载体，更适合以生态要素的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实现人与自然空间结构的和谐共融。

3.能够创新提升城乡一体化理念。城与乡“气相通、水相连、土相依、物相交，互联互通”。城乡一体化既是绿色化自身的要求，又是其不可绕过的实施平台，乡村绿色化发展必须深化对城乡整体性的认识。

（二）首都乡村实现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

1.“山水相连”的生态优势。首都乡村的自然本底是两大山脉和两大水系，即燕山、太行山，属于海河水系的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和属于蓟运河水系的泃河。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目前北京虽已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却也时常被雾霾、污水、垃圾等生态问题困扰，而首都乡村恰是能加强生态建设、开展绿色化发展的优势区域。2013年，北京农业的生态服务价值年值为3449.78亿元。其中，生态与环境价值年值为1809.48亿元，占总价值的52.5%。

2.农业和农村的多功能优势。首都乡村是以服务首都、富裕农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应急保障、宜居城市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其生态、生产、生活及文化传承等功能和价值日益突出。截至2014年底，首都乡村有农业观光园1301个，民俗旅游接待户8863户，年接待人次达到1914.2万人，民俗旅游年总收入11.25亿元。北京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不断推出新产品，有乡村酒店、国际驿站、采摘篱园、生态渔村、休闲农庄、山水人家、养生山吧、民族风苑等形态，创意投入越来越多。

3.“转型压力小”的后发优势。2013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接近77%，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和发达城市化阶段，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的转变，但发展中土地紧缺和水资源紧缺的“双紧”约束更加明显，自然、市场高风险和劳动力高成本的“双高”压力也更加突出。整体上农业占GDP的比重将越来越小，农业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也会越来越低，就目前而言，首都乡村的经济发展整体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今后农业发展要立足北京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承载力，按照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要求，调结构、转方式，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相比较而言转型压力小、空间大，绿色化发展具有突出的后发优势。

4.“投资力度持续加大”的基础设施优势。2013年，北京市交通运输投资756.5亿元，公共服务业投资502.5亿元，分别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7.5%、24.9%。这些投资大多用于首都乡村的交通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为首都乡村绿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5.“惠民力度不断加大”的政策优势。2014年，首都乡村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420.1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226元。首都乡村发展的支持引导政策多而实惠，从实施“新三起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智慧乡村，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www.xing528.com)

（三）首都乡村实现绿色发展的障碍因素

北京正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和发达城市化阶段，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消费升级，必然要追求更好的生态环境、更安全的生态环保产品，青山绿水及其绿色生态产品的价值不断上涨，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不可多得的“奢侈品”。

1.资源环境成为制约绿色化发展的物质约束。北京市是水资源缺乏地区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的1/8，世界人均的1/3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属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北京市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132公顷，不及全国平均值的1/5，人均耕地面积0.018公顷，土地资源中等级较高的土地仅占35.3%，中低产土地约占耕地总量的44.3%，林地面积在林地总量中仅占38.5%。农业生产行为导致农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农业污染量已占到总污染量（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1/3—1/2。目前，北京市受污染耕地超过8万公顷；常年有水河长2259公里，其中劣V类水质河长936公里，占41%；郊区50%以上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一是缺少具有引导长远发展和建设的规划，盲目套用现有的城市化空间形式，使乡村文化、民俗风貌和空间格局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二是基础薄弱，与绿色化相关的节能、新能源、碳减排等绿色发展领域的标准、统计、法规等基础工作尚不健全，相关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的投入保障力度仍存在不足。三是乡镇建筑风貌、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化水平较低，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如郊区农村小城镇和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垃圾一般露天自然堆放或简单填埋，污水也未能很好地纳入城市污水管理系统。这些区域由于交通便利、面积大、地价低，已经成为北京市区生活垃圾的堆放地和污染企业聚集地。甚至有些垃圾场位于北京地下水源补给区，对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均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土地开发强度大，过量使用地下水、化肥、农药，畜禽排泄物和农作物秸秆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3.农民的“绿色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待提高。人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因此，增强农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农民的生态文明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近年来，北京市已经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和教育活动，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的农村，环保教育、绿色消费引领未能跟上，导致农民缺乏环保意识与生态思维，农民自觉参与绿色建设的内生动力还不足，这些已成为北京乡村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4.乡村绿色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首都乡村地形地貌复杂，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类活动状况、历史演变等原因，每个乡村的资源禀赋度、人口分布、资源利用与保护现状、经济收入等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绿色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区域差异性。如平原区农村人口密集、污染较重，土地资源稀缺，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自然环境较差；浅山区农村人口较密集，植被破坏严重，水土状况较差，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环境压力较大；深山区农村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较差。

三、怎样实现首都乡村的绿色化发展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满足首都功能要求，做到“尊重自然、制度引领、城乡联动、五化同步”，以绿色经济为主线，着力打造五大体系，即以生态修复环境保护为骨干的生态安全体系，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产业为支撑的绿色经济体系，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城乡和谐体系，以社会和谐为核心的社会安全体系，以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培育为导向的绿色制度体系，力争把北京乡村建设为全国“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低碳、美丽智慧”的样本，真正成为全国率先实现绿色化发展的典范。

（二）评价体系的设置

参考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指标，筛选了影响乡村绿色发展的动力、质量水平和公平程度的相关因子，确定了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度、政府政策支持度等3个一级指标和资源产出增加率、生态恢复治理率、生态环保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等18个二级指标（表1），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借此指导乡村的绿色化发展，并对关键指标进行预警。

表1　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三）实现路径与主要任务

首都乡村绿色化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北京市情、区情、乡情、村情发展目标和面临的问题，把握绿色化发展的重点领域，以确认不同条件下绿色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尽可能低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整个乡村的绿色化发展。

1.以地域、规模、产业调控绿色化发展经济。首都乡村以地域识别为前提，不同的主体功能区设定不同的绿色经济发展目标，平原、浅山、深山采取差异化的绿色化发展路径。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人口、生态、社会等综合承载力，设定不同的产业类型和发展规模，明确和发展乡村绿色产业，培育绿色农业、绿色工业和绿色服务业。建立科技含量高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实现清洁生产和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尽可能把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

2.以政府、社会、农民形成绿色化发展动力。绿色化发展的主体应多元化，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绿色发展的复合动力。提倡乡村绿色消费、优化绿色管理、坚持协调协同，尽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和农民齐心协力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和农民勤劳之手共同推动。

3.以生产、生活、生态优化绿色化发展空间。合理评估首都乡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当前承载的产业和人口水平，满足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要求，综合考虑市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产业和人口适度向乡村疏解，加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乡村居民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有机健康的土壤、垃圾的有效回收利用、暴雨疏导与雨水收集等，保障自然循环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城乡构建自然与人文生态空间并重的空间格局，形成集约、高效、宜居的绿色空间。

4.以改革、科技、文化树立绿色化发展支撑。不断深化制度改革、创新科技和绿色文化模式，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普及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价值观。

（四）发展策略

1.以“多规合一”确保绿色发展的“两线一限”。首都乡村是京津冀区域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区域和适宜区域，要统筹首都城市与乡村，应加强绿色化顶层设计，编制乡村绿色化发展规划，吸纳京津冀三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他产业发展规划，统一确定绿色化发展的生态红线、环境底线和资源上限，使“多规合一”，避免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协调等突出问题，为首都乡村实现绿色崛起，乃至京津冀区域实现绿色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2.以首都功能为核心凸显绿色化发展的产业转型。围绕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功能为核心，首都乡村的绿色产业布局和类型与北京战略定位相适应、相一致、相协调。大力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绿色产业和智慧经济，并与“互联网+”实现耦合。

3.以“细胞培育”为思路强化绿色发展的“造血功能”。按照“因地制宜、以点带面、循序推进”的原则，首都乡村绿色发展前期以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条件较为成熟的生态文明镇、村等为基础，通过政策叠加引导，整合产业要素，以“互联网+”的思维和方式多元化打造文化创意、美丽智慧等特色新型创业创新平台，加快吸引人才、资本、项目落地，促进各要素集聚的“造血功能”，形成区域微中心。

4.以“图时代”和“微时代”促进绿色化的理念培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永远在路上，人是绿色化发展的主体。随着世界步入“图时代”和“微时代”，首都乡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需要引导居民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利用地图、微信、微博等技术手段和新媒体，大力宣传、推行健康文化、环保教育，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绿色素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准则并自觉落实到行动上。形成“绿色发展，人人有责、人人有为、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5.以绿色化政策制定来保障绿色发展的环境条件。首都乡村绿色化的发展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包括制定鼓励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利用的政策，支持开展能源节约运动，以示范村建设为基础，逐步扩大和发展低碳绿色乡村。采取递增的财政补贴、补助制度，鼓励农民建设绿色建筑，使用节能产品；通过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系列措施来吸引环保高新企业和优秀科技成果集聚农村等，大力提高基层政府实行善治的能力和水平。

执笔人：刘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