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重估与会计政策的决策动因

已有研究发现驱动企业选择资产重估的动因有很多，其中一类是契约成本动因，例如Brown、Izan和Loh（1992）发现重估能够影响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实证表明财务冗余、信号原因、契约和政治成本对重估决策有显著的解释力。例如，Easton、Eddey和Harris（1993）对澳洲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调查显示，除为了提供更公允的财务报表外，企业还可能为了降低资产负债率，规避债务契约限制，而进行资产重估。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的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较低的公司选择固定资产重估的动机是向公众传递更真实更公允的财务报表信息，而高资产负债率的公司主要是将资产重估作为缓解债务契约限制的一种会计政策选择。另一类动因是信号显示，即通过资产重估使财务报告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Cotter和Zimmer（1995）认为资产重估与企业显示更强借贷能力的目的有关，研究发现当企业担保借贷增加时，企业更有可能对土地和建筑物进行重估，意味着此时企业重估的目的是使自己的资产负债率在一个合理水平。此外，还存在一些机会主义的资产重估动因。例如，Jarrel（1979）调查了1912—1917年美国州政府对电力公司的研究，调查表明受政府管制的公用企业，报告的资产价值水平高于其他企业的资产价值水平，他认为这些电力公司高估资产价值的目的是提高收费的计算基数。

资产重估实际上可归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一种。从一般意义上归纳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相关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在国外最早在1964年Gordon等人就开始提出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经理人动因，我国学者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进行研究。截至目前，相关动因影响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薪酬契约作用下的管理层自利动机。管理层可能为了满足特定薪酬契约的条件，对企业会计政策进行选择，以影响报表盈余水平，从而使自身薪酬最大化。例如，Healy（1985）的经典论文讨论了薪酬契约对于公司盈余管理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如果公司当期的盈余距离管理层奖金激励的目标盈余水平较近时，管理层会使用增加盈余的方法来达到目标盈余水平进而获得奖金；若公司的盈余水平远远超过目标盈余水平或远远低于目标盈余水平，公司的管理层会有意降低盈余数字或进行“大洗澡”式的盈余管理来为将来超过盈余目标“积蓄力量”。(www.xing528.com)

（2）债务契约作用下的杠杆动机。Sweeny（1994）曾检验债务契约对于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和盈余管理的影响，他发现，与控制样本相比，最终出现债务违约的企业在违约前的数年中平均来说更加偏好选择可以增加收入的会计政策。

（3）迎合资本市场盈余预期的动机。Burgstahle和Dichev（1997）及Degeorge、Patel和Zeckhauser（1999）等的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有为了与分析师预测一致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是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赵春光（2006）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说明企业利用减值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