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适应主要矛盾变化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一系列新挑战。破解新时代商丘社会治理的难题，必须积极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和社会建设的新特点，创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使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商丘市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成效，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建立适合本地特点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和重要任务，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

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商丘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与内容，而社会主要矛盾是处理各项社会事务的指挥棒，也是社会治理的信号灯。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我国各项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其转化不仅使中国迈入新时代，也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新要求，指明新方向。商丘市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其社会治理工作需要以已经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以新时代为依托，不断实现其自身的与时俱进。

（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商丘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每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了人们在这个阶段最迫切的呼声与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商丘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和丰硕的成果，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据统计，2016年、2017年、2018年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分别为2287.21亿元、2686.12亿元、2922.29亿元，其中住户存款余额分别为1682.65亿元、1936.52亿元、2181.13亿元，这充分说明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物质条件有了大幅提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不仅正确地反映了当前商丘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对商丘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人们的物质需求发生了新变化。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其中食品烟酒类支出5631元，恩格尔系数为28.4%，其中城镇为27.7%，农村为30.1%。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或者是富足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在20%—30%，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当然这仅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018年商丘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87元，人均消费支出12091元，恩格尔系数为3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商丘市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20%—30%的富足区间。在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大众消费，更加需要多样化、个性化、高性价比的消费产品，更加需要高档化、个性化、精品化的时装消费，更加注重布局合理、装饰美观、满院绿色的居住环境，更加重视医疗、保健和身体健康，更加渴望看得见蓝天、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清洁的水，等等。事实证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基础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更加强烈。

二是人们的精神需求发生了新变化。随着物质需要逐步得到满足，商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截至2018年年末，商丘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2个，影剧院8个，文化馆5个，公共图书馆7个，博物馆6个。文化设施的完善、文化产品的丰富、文化团体的增加，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求知、求乐、求美的强烈愿望，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比如，面对快节奏、工作压力大、存在未知风险、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孤独、抑郁，压力过大和焦虑需要疏导和释放渠道，也更希望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比如，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更加注重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教育需求，以及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很多农村都开办了托儿所、幼儿园，有的家庭甚至还给孩子聘请了家庭教师。再比如，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的诉求日益增长，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愿望明显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实现自我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

三是社会治理的空间和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造成无限扩展的虚拟社会空间，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数方便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和挑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普及率达到59.4%，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比例高达98.6%。《2018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年底，河南省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11199.6万户，网民规模达到8541万，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400万。在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特别是以手机为基本平台的网络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步入实时、交互、快捷、高频的“微时代”，自主开放的自媒体话语权，隐蔽性的信息源，交互快速的传播方式，碎片化、泛娱乐化、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等等，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甚至社会行为以新的机制形成，也使得虚拟空间治理成为现代治理的新生部分，网络社会的治理日益重要与必要。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把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社会治理中，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体现。而互联网平台的即时性、公开性、平等性等功能，使得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可以高度互动，能够达到传统手段难以达到的效果。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商丘社会治理确立了新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社会领域，主要包括对基本民生保障的需要，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追求，对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要。当前，社会治理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在社会领域的需要。社会治理工作服务的主体是“人民”，需要不断破除那些阻碍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因素，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基础性民生建设方面下功夫，在先富帮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下功夫，在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方面下功夫，确保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成果。因此，社会治理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需要出发，并依靠人民来检验，这是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社会治理工作的目的与归宿。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的导向，可以保障社会治理工作不偏向、不走样。

（三）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商丘社会治理明确了新任务

“新矛盾”也就是“新任务”，是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新问题”。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主要体现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及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满足人们更多方面及更高层次需要的物质基础发展不充分等。这些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直接决定了商丘社会治理的任务。

根据中央关于把“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商丘市不断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社会建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基础民生建设取得进展，社会公平正义观念逐步加强。但相比发达地区来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不能满足所有人民对基础性民生保障设施的需要，更不能满足他们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大打折扣。比如，2018年商丘市人均生产总值为32673元，远低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50152元和全国人均生产总值64644元的平均线。商丘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0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8.4%，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就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问题。这些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不同地方基础性民生建设分布不平衡，特别是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基础性民生建设比较滞后，致使那些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享受不到较高质量的民生保障设施。同时，处在发展强势一端的社会群体会过多占用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而处在发展弱势一端的社会群体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此外，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严重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影响着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生态环境的质量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都会影响社会发展状况，集中体现为各种社会问题。为了治理好社会，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二、商丘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难题与挑战

商丘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社会治理动态提升的经济社会基础。近年来，商丘市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生产总值为2389亿元，经济增速达8.7%，居全省第一位。这种高速成长，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也为人们对商丘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和更加美好的期盼。但是就社会治理来说，商丘市在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和成功经验的同时，也累积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破解的制约因素和难题。

（一）公共服务能力相对不足

商丘市虽然已经迈入三线城市，但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对应的，社会事业发展则相对滞后，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一是人口激增导致公共服务需求持续旺盛。据统计，2016年、2017年、2018年商丘市常住人口分别为728.17万、729.86万、732.53万人，实际服务管理人口分别为915.12万、921.01万、926.17万人。从人口总量看，近年来，商丘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稳步增长，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大幅上升，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难度较高。

二是用地不足导致公共服务需求旺盛。随着人口的进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城市的生活成本抬高，房价上涨，土地等资源刚性需求依然较多，城中村等历史发展产物不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建设要求。如果在土地、空间的盘活存量和扩展增量上难有创新性的思路，土地的困境和制约将长期存在，将大大制约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现代化总体目标的实现。

（二）社会保障水平依然较低

随着商丘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也有了明显提升，基本实现了由“低水平、广覆盖”向“共享型”和“发展型”的转变阶段。比如，2016年、2017年、2018年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分别为39.06万、62.1万、65.87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123.7万、42.60万、42.1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分别为29.62万、31.95万、32.56万人。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商丘市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撒胡椒面”现象，特别是外来人口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仍很突出，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的战略目标尚未完全实现。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正在逐步成为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性制约因素，迫切需要在巩固已有福利保障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业、住房、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制度，努力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三）社会治理配套制度不够完善

商丘市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探索创新了马上办抓落实、“三五”基层工作日等制度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相对来说，商丘市社会领域的立法仍然滞后，“4+2”工作法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一些地方流于形式，居民、村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人民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的具体落实制度不健全，人们充分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不畅通；法治建设也存在不充分的问题，一些制度设计没有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很多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党和政府的一些具体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另外，社会治理制度机制的碎片化，也使得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系统化、精细化程度不够。而主要依靠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能充分调动大家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利于大家利益诉求的表达，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利于解决涉及多主体的社会问题。

（四）文化价值观念仍然掣肘

近年来，商丘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特征，这种“时空压缩式”的发展，使很多社会问题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积聚，体现在人的观念领域就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融合和冲突日益加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而全面的裂变。价值的多元化增强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复杂和多样性，而价值多元又产生了价值冲突，引发价值迷茫，产生大量价值失范现象。比如，在原有的熟人街道社区、单位大院社区之外，出现大量商品房社区、城乡接合部的杂居社区等，逐渐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人们的道德约束和社会信用需要重塑。此外，作为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认可的过程，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和谐。(www.xing528.com)

三、建设商丘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的几点建议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具体体现。聚焦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和社会建设的新特点，必须建设高质量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适应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商丘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现路径和策略安排上要统筹考虑、协同推进。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从民生问题着手，转变传统观念，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方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社会治理思想。社会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的坚持和继承，也是对当今社会实践的凝练和升华，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实践证明，近年来商丘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进步，最根本的还是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我们要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必须继续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加深对社会治理工作的理解，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做起，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切实把工作做实做好，努力推动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为社会发挥出应有的活力提供土壤。

（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社会治理千头万绪，一头牵着党和政府，一头牵着人民群众，事事涉及千家万户，件件影响万户千家，都是人民群众的身边事。人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社会是由人民组成的，社会治理本质上需要人民的共同参与。这就意味着社会治理必然以人民的利益为指归，维护和增长人民利益是社会治理的最高追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特质，也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词汇是“人民需要”“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核心词汇是“人民”，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及高水平的需要，更加强调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社会治理的对象涉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诸多方面：教育要公平，就业要充分，收入要提高，保障要健全，社会要安全，发展要稳定，社会心态要健康，国家安全要维护，矛盾要化解，政府服务要到位、及时，社会风气要塑造，社会活力要彰显，居住环境要优美，人民要当家做主、参与治理等。因此，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从人民群众最恨、最怨、最烦的事情抓起，着力解决好他们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问题；坚持一切依靠人民，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创造性；坚持一切由人民评判，做到社会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夯实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

当前，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意味着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商丘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将发展放在首位，用高质量发展来破解社会难题。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也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保持商丘经济高速发展态势，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的一剂良方。

第一，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推动商丘跨越发展。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一方案十专案”为抓手，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商丘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用好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公共资源投入。依托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等战略定位，积极对接“三区一群”国家战略规划，充分挖掘对商丘的优惠政策和项目，加大民生工程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农村发展方式，不断帮助农民增收，带动农村发展，带动农业实现现代化。同时，把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纳入到社会发展当中，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采取相关的政策来保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全力构建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深刻总结新时代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新时代发展任务的基础上提出的系统性社会治理体系建构方案，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党委政府及多元主体处理社会治理事务的能力、质量、效果的一种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破解商丘社会治理的难题，就是认真落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

1.党委领导。

建设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变成不断夯实党执政根基的过程，提高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水平。一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是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加强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发挥党委和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具有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积极鼓励和引导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形成治理的合力。二是形成严密的党建基层治理组织构架。对商丘来说，在坚持和完善现行有效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调、群团带动、社会参与等机制，构建以机关党建、企业党建、学校党建、社区党建等为重要支撑的党建基层治理大格局。三是以“党建+”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党建为引领，打造全域“服务型、功能型、智慧型”党组织，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2.政府负责。

政府负责并不是由政府“唱独角戏”，也不是要政府退出，而是进一步明确政府自身的主体责任。政府要转变角色定位、功能定位，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发挥好政府在搞好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努力实现从管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3.社会协同。

社会组织是共建共治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党委和政府将不再是参与治理的唯一主体，基于大众参与所形成的全社会的联动治理将成为治理的主要方式。企事业单位、工青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都要参与社会治理，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4.公众参与。

广泛的社会参与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现实基础，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内容更多、层次更高。为了保障这些内容的实现，需要积极动员各类主体一起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改革那些妨碍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既要确立党委是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要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好社会组织多样的治理手段，以及公众治理热情和自我治理的优势，努力推动社会进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建共治、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新时期。

5.法治保障。

要充分发挥法治对社会治理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对社会治理的范围及党委政府的职能予以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构建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同时，加快社会治理重点领域法治建设，对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网络社会等领域，加快立法进程，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文件。

总之，解决商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需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有高质量的管理，更要有高质量的治理和高超的治理能力。随着商丘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也将逐步形成、成熟和完善，最终满足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主持：董胜禹　执笔：周曙光　成员：张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