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造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性：探索与实践

（一）知识创造的概念

创造性的表现在于：许多个体在同一个繁杂的社会系统中，共同创造有实用性、有价值的思想、工艺、产品或服务等。企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加工”和“应用”已有知识，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以此生产出更多新产品。因此，知识创造起源于组织对创造性的追求。

现有研究对于知识创造的定义主要是从资源基础观、知识管理和系统思维三个角度来探讨。

基于知识管理角度的主要代表是：徐瑞平、王丽、陈菊红、李柏洲、赵健宇、苏屹等。他们将知识创造定义为组织在对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转化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产生新知识，这种新知识既可以是全新的技术和思想，也可以是对原有思想和技术的改变（徐瑞平，王丽，陈菊红，2005；李柏洲，赵健宇，苏屹2013）。野中郁次郎最早提出了知识创造过程的SECI模型，即社会化（Socializ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外化（Externalization）和组合（Combination）四个知识创造模式，揭露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间相互转换实现知识创造的过程，体现在四种具体转化类型的内容。一是社会化：隐性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二是内化：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三是外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四是组合：经过社会化过程完成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图3-7）（野中郁次郎，1994）。张润东、张晓林认为知识创造是通过不同学科的理论、技术知识的交叉融合，已形成新技术和新知识（张润东，张晓林，2006）。

基于系统思维角度的主要代表认为知识创造是组织认识世界知识资源架构的调整，即通过改变对内外部环境设想、信仰、期望、认知的原有思维方式，以创造新知识。

图3-7　知识创造过程的SECI模型

（二）知识创造能力的构成

现有研究表明，参与个体不同，知识创造能力的构成有所不同，学者们从组织知识创造能力和员工知识创造能力两个不同层面分别考虑。对于企业知识创造能力，学者们主要是从知识类型、知识创造的重要方面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吴翠花、李慧、王玫提出知识创造能力由组织知识创造能力、技术知识创造能力和产品知识创造能力等三方面构成（吴翠花，李慧，王玫，2013）。郑承志则认为知识创造能力可以分解为知识创造环境、知识创造过程、知识创造绩效三方面（郑承志，2015）。唐不不、李娟认为企业知识创造活动是由组织和个人行为来完成组织性的过程（唐不不，李娟，2010）。对于员工知识创造能力，齐鑫认为知识学习能力、知识转化能力、知识联系能力等三方面是其主要构成（齐鑫，2018）。其中，学习是实现知识创造的途径，员工学习能力是其知识创造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决定知识创造能否成功的最基本要素。较强的学习能力能有效降低组织时间成本、快速应对外界变化的环境，并产生创造性想法。同时，员工知识学习过程中伴随着知识转化，两者相互促进，知识转化会加深知识学习程度，而知识转化的成果能通过学习成果来衡量。而知识联系是在前期知识学习与知识转化基础上进行的，高效的知识联系能力能有效地应用知识学习结果和知识转化结果构建解决问题的新知识体系，实现知识创造地预期目标。由此可见，员工知识学习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是前提和基础，知识联系能力是知识创造能力的关键，是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根本所在。

（三）知识创造能力的影响因素(www.xing528.com)

影响知识创造能力的因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宏观层面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外部环境要素中主要涉及知识供给水平，政府对知识创造活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政府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对知识创造成果的保护等方面。其中外部知识供给水平是外部环境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主要源于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知识发源地，其知识基础的水平越高，产生新知识的水平也越高，这就要求国家必须不断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而非仅局限在高等教育投入，应该是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推行国内各级教育实现产业化发展，通过不同层次教育培养，为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输送不同类型的人才，确保知识供给水平持续稳定且质量不断增加，为后续企业和员工知识创造奠定坚实基础。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和立法保护等机制对知识创造能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政府可以制定各种政策和举办各种宣传对接活动推动所在辖区的知识供给者（大学、科研机构、产业链上各类企业等）与知识需求者（企业）之间的互动，促成彼此之间合作联姻，并给予一定的激励和优惠机制，运用“政产学研”创新管理模式，有效激发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并通过创新绩效的提升数据来度量知识创造成果。此外，政府对知识创造成果的保护也是对组织知识创造能力有效激发的一种手段。

微观层面上影响知识创造能力的因素主要反映在组织内部，具体表现在内部持续学习与学习能力，内部协调与企业治理能力两方面。持续学习能不断增加知识存储量，形成持续的知识积累，而知识创造能力是以不断的知识积累和创造性活动为前提。因此，持续学习和不断的知识积累不仅能产生显性渐进性知识创造，也能为隐性知识产生突变性提供创造路径。然而，有研究发现，即使开发知识信息数据库并且有效分享知识和信息，对工作的效率有所提高，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知识创造的效果，而持续学习和不断地知识积累与员工的学习能力不仅是知识创造能力的影响因素，也是以渐进性和突破性创新为代表的双元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内部协调与治理能力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改善：一是提供知识创造的硬件设施。例如，先进的研发设备和仪器、高端通讯和学习设备等硬件设施，为员工后续进行知识创造搭建良好的硬件平台。二是制定激励性制度。知识创造的关键和难点在于隐性知识创造，而知识型员工是隐性知识的主要载体，通过企业内部有效的激励制度（如股权激励、薪酬激励、高管激励等）能有效破除知识转化的障碍。三是企业内部营造有利于知识创造的文化氛围。文化是传递企业目标和企业推崇的精神的主要媒介。企业可以通过文化精神感召力影响员工意识，对员工的知识创造行为进行积极引导，发挥知识创造能力强的员工对其他员工潜移默化的带动作用，全面推动企业知识创造活动的顺利展开。

（四）知识创造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性关系假设

知识创造是组织内部个体与组织间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持续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企业可以通过与供应商、竞争者、顾客等联合实现新知识创造，让知识在不同组织间进行传递与扩散。知识基础观认为创新绩效是企业利用内部知识和重组内外部知识，创造出新知识的结果。钱绍青、武忠在长三角风能企业的技术联盟问卷调查研究中发现，知识创造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钱绍青，武忠，2013）。李柏洲、齐鑫、徐广玉在研究开放式创新、知识创造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得出知识创造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结论（李柏洲，齐鑫，徐广玉，2016）。刘阳、过仕明、李臣指出知识信息创造在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能有效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刘阳，过仕明，李臣，2016）。李随成、姜银浩提出知识创造对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积极影响（李随成，姜银浩，2011）。以上研究关注的是知识创造能力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关注以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并存的双元创新和双元创新的平衡性与互补性构成的协同性等方面不多，这也揭露了知识管理作为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理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

知识基础理论指出创造新知识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本文结合知识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提出，组织通过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等前摄性行为，将对企业有价值的创新知识输送到知识创造环节，在此过程完成知识的“化学反应”后为双元创新所用，可见，知识创造是知识管理能力的“最后一步”。卓越的知识创造能力不仅能保证两种创新活动所需截然不同创新知识的数量，而且能保证知识的质量，使得双元创新均衡、交互发展。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c：知识创造能力与双元创新平衡性正相关。

H2c：知识创造能力与双元创新互补性正相关。